刘向十分反对奢侈,讲究实用，《说苑·反质》一篇专讲崇俭戒奢,其中如“以俭为礼”，“君子以德华国”，“以俭得之,以奢失之”等语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新序》卷六有专篇《刺奢》，文中列举夏桀造瑶台，作酒池肉林；商纣王用七年时间，耗费无数造成“其大三里，髙千尺，临望云雨”的鹿台；魏王起中天台，并“令曰：敢谏者死”；齐宣王“为大室，大盖百亩，堂上三百户。以齐国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群臣莫敢谏”；赵襄子“饮酒，五日五夜不废酒”，还要对“侍者曰：我诚邦士也，夫饮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齐景公“饮酒而乐，释衣冠，自鼓缶”，并“谓侍者曰：仁人亦乐是夫？”等历史上奢侈纵欲的人和事，并借当时谏臣之口，对这些奢侈纵欲的行为进行批评，得出了奢侈纵欲必然导致亡国的结论。

刘向还将“廉”赋予“气节”新的涵义。他在《新序·节士》中专门记述历史上一些高风亮节的人物及其事迹，而把不受人之美玉的子罕和嗜鱼而不受别人馈鱼的郑相列为节士。这说明他所理解的廉不仅仅是不贪财物，而且也是一种高尚节操。司马迁曾经把“临财廉”看作是“国士之风”《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开始把廉与士风联系起来。子罕和郑相都身居高位，能做到不受玉，不受鱼，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通过拒贿表现自己的清廉不贪，这比一般的“临财廉”更加难能可贵,更能表现气节，所以刘向把他们列入《节士》。拒贿的官吏是刘向所赞赏的,而受贿的官吏也受到刘向的批评。刘向《列女传》卷一《齐田稷母》专门记载了这样一则历史故事：

田稷子相齐，受下吏之货金百镒，以遗其母。母曰：“子为相三年矣，禄未尝多若此也，岂修士大夫之费哉！安所得此？”对曰：“诚受之于下。”其母曰：“吾闻士修身洁行，不为苟得。竭情尽实，不行诈伪。非义之事，不计于心。非理之利，不入于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今君设官以待子，厚禄以奉子，言行则可以报君。夫为人臣而事其君，犹为人子而事其父也。尽力竭能，忠信不欺，务在效忠，必死奉命，廉洁公正，故遂而无患。今子反是，远忠矣。夫为人臣不忠，是为人子不孝也。不义之财，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田稷子惭而出，反其金，自归罪于宣王，请就诛焉。宣王闻之，大赏其母之义，遂舍稷子之罪，复其相位，而以公金赐母。君子谓，稷母廉而有化。诗曰：“彼君子兮，不素飧兮。”无功而食禄，不为也，况于受金乎！

刘向在记述这则历史故事后发表评论，他赞颂说：“田稷之母，廉洁正直，责子受金，以为不德，忠孝之事，尽财竭力，君子受禄，终不素食。”

刘向还主张执法公允，反对以私害公。他认为，欲使法令信，执法必须公。他指出：“《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言至公也”，“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公生明，偏生暗”，“夫以公与天下，其德大矣。推之于此，刑之于彼，万姓之所载，后世之所则也”。《说苑》卷十四《至公》。

帝王、官吏等执法者，必须以身作则，依法办事。从君主方面说，应该兼听兼察，明断是非，不能以私害公。刘向谴责楚怀王放逐直言的屈原，批评齐景公因爱槐而令犯槐者刑、伤槐者死。刘向指出：“明君之临国也……不以私恚害公法，不为六畜伤民人，不为野草伤禾苗。”《列女传》卷六《齐伤槐女》。

只有克制自己的欲望，遏止心底的贪念，才能做到不以私害公，这是作为明君贤臣必须坚持的基本操守。

从官吏方面说，要像齐桓公的大理（法官）弦宁那样：奉法利民，不枉法以侵民，决狱折中，不诬无罪，不杀无辜，“临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说苑》卷七《政理》。。听狱断案，“有可与人共之者，君子不独有也”。《说苑》卷十四《至公》。

要做到执法公允，不以公害私，就必须赏罚分明，反对有功不赏，有罪不罚。刘向认为赏罚也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和百姓的治乱。他说：“司城子罕相宋，谓宋君曰：‘国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乱，在君之行赏罚也。赏当则贤人劝，罚得则奸人止。赏罚不当，则贤人不劝，奸人不止。’”《说苑》卷一《君道》。同样，有功而不赏则“善不劝”，有过而不诛，则“恶不惧”。《说苑》卷七《政理》。

但是在赏与罚的问题上，刘向认为赏贤，首先要进贤，故诸侯进贤（贡士）与否，是非常重要的。进贤当赏，不进贤当罚。赏者赐，罚者黜。尤其是在罚的问题上，不要“以誉为功，以毁为罪，有功者不赏，有罪者不罚”《说苑》卷一《君道》。对于那些有过之人，应该察其所犯错误的本质，如果有过错的人本质是好的，也可以有条件地加以任用。对于像陈汤那样既有功又有过者，刘向主张“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汉书》卷七十《陈汤传》。

第四节董仲舒等人的治吏倡廉思想

官吏清廉与否是关系到政权存亡、国家兴衰的根本问题。历代有远见的统治者、思想家，都十分重视吏治问题，把官吏的廉洁看作是关系到政权巩固、国家兴衰的根本性问题。董仲舒主张以德治国

徐复观说：秦以刑罚为治。汉承秦后，因而未改。其刑罚的残酷，略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及《汉书·刑法志》。所以两汉尤其是西汉的知识分子，都想扭转这一以刑罚为主的政治方向，于是德治的观念特为显著，董仲舒便是一位代表人物（见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193页），而以德治国的基础就是治吏，只有吏治清明，才能保证德治落到实处。只有各级官吏心清行洁，廉政勤政才能得到根本保障。

董仲舒认为以德治国必先治官。

董仲舒针对汉初以来出现的种种时弊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评，他在《贤良对策》中揭露那些“身宠而载髙位，家温而食厚禄”的官僚贵族“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导致社会上出现“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的局面。《汉书》五十六《董仲舒传》。董仲舒认为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吏治不力。

郡守、县令的职责本来就是理政安民，但如果这些地方官吏贪得无厌、暴虐百姓，以德治国只能是一句空话。

董仲舒认为，政治清明的关键在于选官举人，这是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的大问题。如果奸佞当道，官皆贪墨，那么就必然导致政治腐败、国家乱危的局面。如果知贤而不用，也会产生主卑国危的严重后果。董仲舒说:

以所任贤，谓之主尊国安。所任非其人，谓之主卑国危。万世必然，无所疑也。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者，国家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国家不倾者，自古至今未尝闻也。故吾按《春秋》而观成败，乃切悁悁于前世之兴亡也。任贤臣者，国家之兴也。夫知不足以知贤，无可奈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乱危。《春秋繁露》卷三《精华》。

为了证明吏治与国家兴亡的关系，董仲舒援引阴阳学说中的五行学说以解释《春秋》大义。他把五行释为五官，对五行的相生、相胜附以道德含义（《春秋繁露》卷十三《五行相胜》），希望对整顿吏治提供本体论根据。董仲舒把五行比为五官，五官如果尚仁、尚智、尚信、尚义、尚礼，就会“比相生”，五官如果为奸、为谗、为神、为贼、为乱，就会“间相胜”。

西汉初年，继续实行任子制和任赀纳官制，公卿大夫可以任子为官，郡守等可任子为郎吏，也有以资财为吏者，从而使选举任官中任人唯亲情况越来越严重。董仲舒认为“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因此，他对这种任子、纳赀制度表示明确的反对，认为这种任子制和纳官制为贪官污吏进入官僚队伍大开了方便之门。如果官吏世袭，花钱可以买官，这样的政权不走向腐败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长久。见《春秋繁露》卷四《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