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那个时代许多办洋务的人不同，胡雪岩在洋场上始终抱着一种正确的态度。他一向认为，同洋人做生意，两种态度完全要不得：一则以洋人为野蛮人，茹毛饮血，未经开化。一则见洋人则腿软骨酥，称之为父母大人，拿这两种态度来办洋务，岂有不丧权辱国的道理?

而他自己，始终抱着在商言商的态度，平和地对待洋人，不卑不亢，保持了民族的自尊心。

中国封闭多年而养成自高自大的恶习，把自己看得比谁都高。在文化上，崇孔崇古，排斥打击外来文化。自从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在军事上尽吃败仗，有许多人便对洋人敬若神明，无论是官吏还是山野村夫，一听”洋”字便色变。形成清末的奇特社会现象，一部份人对洋人的玩艺顶礼膜拜；部份人则大力排斥，极力要求再度锁国，而只有像胡雪岩者才能用一颗平常心来看待洋人、洋务与整个西方世界。

胡雪岩无疑属于那个时代极有远见的人，那些死读四书五经的士大夫，盲目崇古，拘泥于礼法，不知变通。胡雪岩自幼在钱庄长大，没读过多少书，反而能够看得清世界发展的变化趋势，从而随潮流而变。

胡雪岩曾说道”生意的气度源于一个人的眼光，小零售商的老伯，只能看得见一村一庄、一条街的生意。而做大生意的人却能看得见一省乃到全国的生意，”他自己则把眼光放得更远，他看到了国外，知道同洋人做生意才是大有前途的事业。

胡雪岩是商人，最重实际，他看到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的船坚炮利已使清政府无力抵抗，然而外国人却也没有能力来吞并中国。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喜爱的生活方式，人口、疆域的庞大使一切吞并的阴谋终将落空，更何况西方诸国远离中国的呢?外国人在中国的目的不外乎是想从中国捞取钱财，经济上获得实惠，所以洋人如果生意上受到损失，他们总是叫嚷要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但实际上，真正动用武力，无论对那一国的商人，损失都是巨大的。这种睿智的眼光，在当时是极难得的。也正是这种正确认识使胡雪岩得以正确对待与洋人的生意，从中获利为自己累积了更强的经济实力。

与洋人打交道，他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洋人的政府与清朝政府不一样。清朝的政府商人稍有赢利，他就想来分沾你的好处，巴不得一口把你吞下去。一旦好处得不到，他便处处给商人使绊，让你不得安全，直到让你破产。

洋人的政府，帮了洋人做生意。你没钱他放款给你，你出洋做生意它派了军舰保护你。一旦中国人欠了钱，他就把枪炮对准中国的城市，甚至自己的商人无理，他还处处袒护。

正因如此，他曾抱怨道：”洋人做生意，官商一体，他们的官是保护商人的，有困难，官出来挡，有麻烦，官出来料理。他们的商人见了官，有什么话可以实说。我们的情形就不同了，官不恤商艰，商人也不敢期望官会替我们出面去争斤论两。这样子的话，我们跟洋人做生意，就没有把握了。你看这条路子走的通，突然官场中另出一个花样，变成前功尽弃。””人家外国人，特别是英国，做生意是第一等人。我们这里呢，士农工商，做生意的，叫啥”四民之末”，现在更好了，叫”无商不奸”。”

因为有了这种对比，胡雪岩对封建官僚体制压制商业活动，就有了更切身的看法。不比不知道，一比就能看出来，自己的商人费了好大的劲儿，要在那里创造一个好的经营氛围。因为整个体制所限，商人还只能单个儿地为自己一个人开拓商业地域。稍有不慎，这种经营特权就会被收回。一夜之间会重新处处受阻。因此，他对封建官僚体制提出了尖锐而中肯的批评。

至于洋人自身，在胡雪岩看来，也有他们的好处。他们的好处就是讲道理，讲信用。你认认真真去和他做生意，他也就认认真真和你谈，不会想到生意之外的歪点子。中国的商人就不同，他在商业上做不赢你了，逮着机会，他就会在其它方面坑你。比如利用地方流氓势力，比如利用官府。所以胡雪岩觉得，很多时候，和中国自己的商人打交道很吃力，和洋人打交道，就很省劲儿。洋人的整个体制，已经大大减少了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成本。这样倒过来看，胡雪岩的成功就更显得来之不易。中国的商人，办成同样的一件事，付出的心血要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