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节 第二章 曾国藩的磨砺之功(15)

作者:赵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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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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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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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372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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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扎实的儒学功底,是在作京官这个时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了作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讨。在新的环境里,他


得到了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指拨,登堂入室,其理学素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之目的。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曾国藩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求,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于他整个一生。


太平天国起,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镇压农民起义。在这个时期,尤为鲜明地表现出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的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为治。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不完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这个时候行不通了。


曾国藩的老庄思想,始终都有表露。他常表示,于名利之处,须存退让之心。自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益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


在心头。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采,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要将权位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猜忌。


世谓曾国藩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实则曾国藩在1858年以前以禹墨为体,申韩为用(申不害、韩非)。1858年以后,始改而趋巽顺。如果将曾国藩的一生处世也按三个阶段来划分,亦各有其特点,第一阶段,为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擘画经营,功德圆满之时;第三阶段,为自概自抑,持盈保泰,不在胜人处求强的平和时期。民国的何贻馄说:


就曾公之三个时期而言,则早年生活,如朝暾初出,气象蓬勃。无论情感意志,学问德行,均有蒸蒸日上之概。及至中年,则如白日丽天,盛极一时,无论道德学问,事业文章,均有渐臻成熟,无以复加。泊乎晚年,宛若斜阳晚照,好景无多,虽德量愈醇,令人仰慕,志气事功,亦少退矣。


可见曾国藩的处世,不仅是一生三变,甚可说是一生多变。他是在随时调整自己的人生策略。


曾国藩从刚方有余到懂得藏锋和圆通处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经过了炼狱般的砥砺。1857年2月奔丧至家,到1858年6月再度出山由湘乡动身赴浙江,是曾国藩居家的一段时间。在这一年半当中,是曾国藩一生思想,为人处世的重大调整和转折的时刻。这段时光中,他反复痛苦地回忆、检查自己的前半生。自人仕途,以孔孟为宗旨积极人世,对自身的修养严厉酷冷,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胸怀。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君王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风得意。正是抱有这种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军,5年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人死。但是,为什么皇上反而不信任?为什么上至枢垣,下至府县,都那么忌恨自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又日夜苦读,重阅《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希望能从这些书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然而,这些书他已读得烂熟了,重新翻读,只能找到自己过去的思维印迹,并未发现新东西。


在百思不得其解时,曾国藩试图绕开儒家经典,到道家那里寻求”真经”。为此,他认真了以前看过,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著述。这些书名为出世之学,但曾国藩重读,却为他的立身处世指点了迷津。你看:同样为人处事,孔孟主张直率、诚实,而申韩等法家却主张以强碰强,硬对硬,老庄则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用道家的言论对比自己过去的行事,他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是弱者。到头来弄得上上下下到处是敌人,前前后后处处是障碍。过去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