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国得人，集中体现在他的幕府济济多士。曾国藩因”遭值世变，一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于咸丰二年初出办团练后，即开始物色人才，罗致幕府。随后随着战事的日益发展，湘军的日益扩大，幕府人物也渐积渐多。幕僚容闳追述湘军安庆大营的情况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及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无不毕集”。

曾国藩用人，放眼五湖四海，声明”用人之道，官绅并重，江楚并用”。故他的最重要的八十九佧幕僚中，就籍贯言，湖南籍二十一人，占最多；江苏籍十七人，占第二位；安徽籍十六人，占第三位；浙江籍十人，占第四位；其余四川、贵州、广东、湖北、江西诸省无不有人人幕。其人员分布，共达九省。就出身言，上至进士、举人，下至诸生、布衣，等级不一，均为座上之客。就人缘言，既有曾国藩的同窗同年，乡亲故旧，也有曾国藩的门生弟子，还有一些则”识拔于风尘”。就特长或职业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的幕僚多为办理文书、刑名、钱粮人员的”实务性”框子，更多出谋画策，从容讽议，招勇领军，指点州牧的政务性人员。此外，”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而且，”于军旅、吏治外，别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诏、涂宗瀛、倪文蔚、甘绍盘、方某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时文正幕中，有三圣七贤之目，皆一时宋学宿儒。文正震其名，悉罗致之。”由于曾国藩首倡洋务，一批洋务派官吏最先孕育于曾氏幕府，如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后来接办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致力于近代海军的丁日昌等；一些外交人员，如先后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国的公使郭嵩焘，出使西班牙、德国的参赞黎庶昌，都曾是曾氏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学技术人员，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也被延人曾氏幕府。这些，鲜明地体现着曾国藩对幕府制度因时变革的时代意识。

曾氏幕府由于人数众多，范围广泛，加上曾国藩本人知人善任，故”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它被誉为清中叶后人才的渊薮，殆不为过。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唱不了一台戏，众人拾柴火焰才会高，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由高智商人才组成智囊团为其出谋划策，因此要成大事，就必须要团结一批有才干的人才，做到群策群力，同舟共济，共赴目标。

选才应注意标准

曾国藩语录：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

译文：识人取人的方法，关键之处在于品德高尚而没有官气，做事条理清晰而不说大话。

曾国藩深知人性的优点与弱点，也深知清政府败腐的原因，在选用人才方面，自有一套标准。这些标准或许大悖于一般所谓”惟才是举”的说法，不过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很有益处的。

曾国藩的用人标准除廉明、智略才识之类标准之外，一是选用忠义血性之人。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要求湘军将领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根本的封建统治秩序，具有誓死与起义农民顽抗到底的意志，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冲锋陷阵，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疾；精神匮之，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选用具有”忠义血性”者为将领，可以为整个军队起到表率作用,这样便可以带动全军效忠封建统治，从而能够使这支新兴的军队一湘军，不但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功能，同时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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