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钱庄生意主要是通过兑进兑出以获取商业利润。兑进，自然是吸收客户的存款以作资本，而兑出则是放款，也就是现在的发放贷款。兑出是赚借贷人的利息，自然是利息越高越好，兑进要钱庄向客户付出利息，自然是越低越好，最好是不要利息。表面看来钱庄这种生意只要把握时机，随市面行情变化，根据银价的起落浮动调整好兑进兑出的利率，钱庄就可以稳稳当当坐收渔利。这种将本求利，平平淡淡比较稳妥的运作方式当然也可以，但终归不是做钱庄生意的”大手笔”，很难赚取更多的利润。而要赚大钱，做大事业，就必须做”大手笔”，而要做出”大手笔”，兑进兑出都会有风险。

从兑出说，如果钱庄放出的款要高利收回，就要找大主顾。大主顾做大生意要大本钱，因为大主顾的大生意能有大利润也就不在乎借款利率的高低，向这样的主顾放款，自然收回的利也就高。但钱庄的老板也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借贷者的生意获利越大，所担风险也大，款放给他们，自己也要担风险。万一对方生意失手，血本无归，自己放出去的款也就可能不仅收不回高额的利息，连本钱也无法收回，一笔放款也就等于放”倒”了。比如在朝廷与太平军交战的兵荒马乱年月米商借款贩运粮食，获利就极大。获利极大，风险也极大，朝廷与太平军交战，土匪出没，运粮途中险恶，米商随时都可能血本无归，放款给他们就不能不考虑考虑。

从兑进说，当然最好是有大客户，且大客户的存款不要利息。这种情况不是没有，有些风险很小。比如胡雪岩受王有龄的关照代理官库。有些则会担很大风险。比如太平天国失败之际，胡雪岩的阜康钱庄私下接受太平军逃亡兵将隐匿私财的存款。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朝廷自然要追捕”逆贼”，按惯例要抄没他们的家产。如果有人与阜康钱庄为敌，走露代理太平军存款的风声，朝廷万一追查”逆产”到钱庄，钱庄就必须报缴官库，还有可能被以”助逆”治罪。但是如果被捕的太平军遇赦开释，来钱庄要取回自己的存款，按规矩钱庄必须照付，而存款又上缴官府，这样一来对于阜康钱庄来说也就必然要鸡飞蛋打，吃”倒账”认赔钱了。

既然钱庄银两的兑进兑出都要冒险，也就都要事先想好退路。向在兵荒马乱年月贩运粮食的米商放款，利润大，胡雪岩自然也做。但他确定了一个将风险降到最小的原则，那就是要先弄清楚，米商的米要运到什么地方去。运到官军占领的地方，途中较为安全，生意风险小，可以放款给他。但要是运到有太平军的地方去，途中险恶，风险极大，就不能放款给他。这就是为自己的钱庄发展着想，留下退路。因为钱庄放款让米商运米到官军占领的地方，万一放倒，别人可以原谅，自己不至于名利两失，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而如果放款让米商将米运到有太平军的地方，万一放倒，别人会说你帮”长毛”，吃”倒账”活该，那也就将自己逼上了绝路，永无翻身之日了。胡雪岩也做了从太平军逃亡兵将”兑进”的生意，做这生意时，他早准备好了应对之策，为自己留下退路。那就是一旦有了泄露消息，官府追查，自己也有话可以对付：”他来存款时隐匿了身份，头上又没有”我是太平军”的标志，我哪里知道他是逃亡兵将?”这样一来至少可以自己洗脱助纣为虐的罪名，不至于走上连坐治罪的绝路。

从胡雪岩做生意深谋远虑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为自己留下的”退路”具有两方面的作用：

首先，它是能够在万一出事之后还有部分挽回的余地，也就是一种能保存自己的实力，能让自己东山再起的余地。凡事留有退路，就可以使自己虽败不倒，自己”就还有从头再来的机会。”

其次，它是一种可以预见的冒险的担保。可以相应地降低风险和损失，也就是当可以预见的险情真的到来的时候，自己不至没有应对的手段而举措失当。

胡雪岩做事，能够深谋远虑，十分地注意未雨绸缪，为自己留退路。可惜的是，在胡雪岩后期的事业中，他在一些重大问题和事情的处理上，一方面由于社会环境、官场斗争等客观情势的限制，一方面由于他的用人不当与失察，也更由于他自恃实力雄厚，反而把这一条驰骋商场必有的原则忽略了，以至于最后在挤兑风潮来到之时，没有及时有效的应对策略，终因无救而导致自己辛勤一生积累的巨大家业彻底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