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格拉底之后，其他文人就不这样做了，哪怕黑白颠倒。主上说是白的，文人们都点头哈腰说，主上英明。主上说是黑的，文人们都趴着前肢说，主上圣明。当主上说既白又黑时，文人们都开始五体投地，流着苍茫的浊泪高声赞道，我们旷世的主啊，您真真是我们生命的伟大皈依。这样一来，主上高兴，文人们也高兴。主上高兴，大加赏赐。文人们高兴，拿着主上赏赐的东西，走花街串柳巷，乐在其中。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古代西方宫廷的御用文人，都是为宫廷主子服务的，主上说什么就是什么，主上说不是什么就不是什么，文人与主子之间，配合得天衣无缝。当然，这样做，双方都有好处。在我们国家，这个方面的文人，从古至今，都一抓一大把。稍有不同的是，我们给主子充当玩具的文人，不仅充满了生命挑战，而且还充满了滑稽与危险。慈禧时期，有个文人给老佛爷写扇面，写的是王之涣的《凉州词》，结果，不知是因为害怕还是由于激动，此人竟把老王的“黄河远上白云间”的“间”写掉了。老佛爷顿时玉颜凝霜，凤眼增寒。文人的生命危在旦夕。好在文人毕竟是文人，只听得文人说，最最敬爱的老佛爷，微臣写的不是诗歌，而是一首词呃。老佛爷说，念来。文人开始念道：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慈禧大悦。汉武帝时代的东方朔，可谓是玩具文人的极致之一，机智、风趣、幽默，充满了调侃格调。在与皇帝的周旋中，运用了自己的基本智慧。而另一个文人，司马相如，在得到汉武帝的赏识之后，以为找到了青天白日的光明前景，基本上丧失了自我，最后在渐渐失宠之后，不得不长吁短叹。由此可见，做文人没有自我也是可怕的。秦始皇时期的李斯，当然是个文人，而且是个非常可怕的文人，收拾起同类来，毫不手软，后来，却落得东门腰斩的下场。当他腰斩别人时，却没有想到自己，不得不令人一叹。做文人做到这种份上，实在也没有意思。

所以，当文人失去自我的时候，阴暗的那一面常常膨胀。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殊不知天有不测风云。文人一旦得势，那份趾高气扬，旁若无人的架势，的确让人害怕。可一旦失势之后，那份丧家狗的垂怜，不顾羞耻的低眉顺眼，却又使人不齿。当年的严嵩——严大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文人。在《万历野获编》里，明朝人沈德符有如此记载：“严分宜（严嵩）自为史官，即引疾归卧数年，读书赋诗，其集名《钤山堂稿》。诗皆清利，作钱刘调，五言尤为长城，盖李长沙流亚，特古乐府不逮之耳……故风流宰相，非伏猎弄獐之比，独晚途狂谬取败耳。”其诗集《钤山堂集》，《四库总目提要》的评价也很高，纪晓岚在编纂时，也不忍去之，认为在“在流辈中乃独为迥出”。由此可见，能在大清的皇家典籍中，获得如此高的评价，的确“不俗”。严嵩的诗歌，不仅意境开阔，气势博大，读起来朗朗上口，而且情景交融，情真意切，深得诗歌三昧。我们且读他的《喜友人至》：“下马柴门日已曛，灯前悲喜话同群。空江岁晚无来客，远道情深独见君。瓦瓮细倾山郭酒，藜床闲卧石堂云。莫言古调只自爱，且诵新篇慰我闻。”此诗所表达的情怀，可见一斑。更重要的一点，严嵩早年苦读，通过正规科举，一步一步往上走。据史料记载，严嵩长相可人，身材修长，有玉树临风之态，而且严谨自励。为政勤勤恳恳，不敢丝毫马虎。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在皇帝弄獐捉床的召感下，渐渐失去了本我，以至另一个自我，畸形膨胀，最终导致凄惨的结局，迄今仍然被人唾骂。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严嵩的走向，完全与当时的朝廷风气有关，一个国家全民糊弄，假话连篇。上至皇帝，下至村姑野老，都没有一句真正意义上的人话，可想而知，身在染缸里，要想不变色，当然没有可能性。明史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严嵩早年与晚年的变化。虽然史料也未必可信，但还是能够泄露出一部分真实的。

严嵩作为文人典型，到最后，却落得家破人亡。按照严嵩的智商，是不应该走到这一步的。但事实已经走到了这一步，由此可见，文人在自我膨胀之后，常常闭目视听，根本辨不清方向，认为天下之大，除了皇帝就是自己，有了这种畸形心理，要想不玩完，都没有可能性。当然，文人的自我膨胀，常常与权力走在一起。一个没有权力的文人，再怎么膨胀，也胀不到哪里去，最多，在家里，对着自己的老婆孩子，拿腔拿调吼吼，如果有老婆孩子的话。

权力，常常成为文人的心病，也是文人最大的致命伤。一旦把握不好，结局都很凄凉。当然，也并不是说，文人就不能抱养权力。当年苏东坡在权力面前，表现出来的内在气质，就非同一般。这当然要归功于老苏那颗坦荡的心。

在权力跌宕面前，无论沉浮，老苏都几乎一笑了之。后来，老苏在发配路上，一路跌跌撞撞走来，虽然苦涩，却也颇有心得。不用说，老苏的旷达来自于心态，心态来自于涵养，涵养来自于积累。我们今天评价老苏，都会认为，老苏作为那个时代的精英，定力是够的；作为那个时代的文人，老苏是可爱的；作为那个时代的官员，老苏也是可敬的；而作为风月场上的浪漫诗人，老苏更是可爱的。

如上所述，文人一旦把自我放在自我膨胀的世界里，就很难把握好生命走向。如果这时，文人的内在良知已经泯灭，则更是危险。我们不否认，文人的内在来自于自我，但更多的却是与社会紧密相连。当年文天祥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最后的结局是那个样子。作为文人的文天祥，面对国破家亡，文人的内在良知不自然地开始升华。其实，作为政府官员的文天祥，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但事实上的文天祥却这样做了，明知不可为，却偏偏要去为，偏偏要把自己置身于风口浪尖上。这在我们今天看来，可能有些“迂腐”。

但在实质上，这是真正的勇者，是绝对的大勇，也是真正的勇者不惧。这就是文人的内在骨头：可以被毁灭，不能被打倒。我们从他“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诗歌中，完全可以看出，文天祥当时所承担的社会义务。在那个时刻，个人生死算什么呢？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国家都不存在了，个人又到哪里去呢？作为文人的文天祥，在这个时刻，考虑的出发点，只能是国家存亡，而不是个人的基本出路。也许有人会说，文天祥实际上是一个权人。这点，我们不否认。但在实质上，文天祥还是一个文人，或者是权人背后的文人，权力只是他的外衣。文人的内在良知始终在他身上闪现光华。

当一个国家面临国破山河在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文人，总是会挺身而出：要么忧国忧民，要么率先呐喊，要么把自己的心血与文字化成民族的刀剑。当年的杜甫，面对安史之乱的混乱格局，忧从中来，其忧郁雄浑的诗歌，直指社会，直指当时的社会统治者，其“三吏”“三别”被后人誉为“诗史”，可见其诗歌的内在力量。当年的鲁迅先生，面临社会的整体黑暗，以一个文人的应有良知，把自己的心血与生命，化成了民族呐喊的声音，这一声呐喊，唤醒了许多熟睡的人们。无论、杂文，都直刺社会的黑暗深处。我们今天读来，依旧感觉先生的文字，冷峭的外表下，仍有一颗火热的心。由此可知，文人的内在骨头，在社会黑暗的敲打中，总是越来越闪亮。我们最不能忘记的，常常是黑暗中的光华。因此，文人的内在一旦被烽火点燃，迸发而出的，常常是炽热的岩浆。

我们不否认，文人是社会的载体。文人是社会塑造的，也是社会毁灭的。

当一个国家整体黑暗的时候，要么全体沉默，要么文人率先起来，中外历史都能说明这一点。中世纪的黑暗，导致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这是一条漫长艰辛的道路。马丁通过自己的有生之年，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奋斗，终于完成了宗教上的社会转向。虽然这是宗教上的故事，但我们仍然可以看成是文人思想的载体，是思想者自我道路的回归。从马丁的生平经历来看，马丁首先是一个文人，由文人而宗教，心理的内在，经过社会走向，产生出强烈的意志。我们如果读过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宗教历史《君往何处去》，不多不少就能明白，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人良知者，在面临社会的重大抉择时，常常会抛弃小我。

因此，当文人成为社会载体的一道风景时，谁也无法否认，文人的内在良知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无论文人内心多么黑暗，一旦成为社会载体，与社会的基本走向紧紧相连，单一的文人自我就消失，其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已不再允许个人独自狂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