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章 夜莺,夜莺(2)

作者:耿立

|

类型:诗词·散文

|

更新时间:2019-10-06 16:24

|

本章字节:6698字

在苏格拉底之后,其他文人就不这样做了,哪怕黑白颠倒。主上说是白的,文人们都点头哈腰说,主上英明。主上说是黑的,文人们都趴着前肢说,主上圣明。当主上说既白又黑时,文人们都开始五体投地,流着苍茫的浊泪高声赞道,我们旷世的主啊,您真真是我们生命的伟大皈依。这样一来,主上高兴,文人们也高兴。主上高兴,大加赏赐。文人们高兴,拿着主上赏赐的东西,走花街串柳巷,乐在其中。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古代西方宫廷的御用文人,都是为宫廷主子服务的,主上说什么就是什么,主上说不是什么就不是什么,文人与主子之间,配合得天衣无缝。当然,这样做,双方都有好处。在我们国家,这个方面的文人,从古至今,都一抓一大把。稍有不同的是,我们给主子充当玩具的文人,不仅充满了生命挑战,而且还充满了滑稽与危险。慈禧时期,有个文人给老佛爷写扇面,写的是王之涣的《凉州词》,结果,不知是因为害怕还是由于激动,此人竟把老王的“黄河远上白云间”的“间”写掉了。老佛爷顿时玉颜凝霜,凤眼增寒。文人的生命危在旦夕。好在文人毕竟是文人,只听得文人说,最最敬爱的老佛爷,微臣写的不是诗歌,而是一首词呃。老佛爷说,念来。文人开始念道: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慈禧大悦。汉武帝时代的东方朔,可谓是玩具文人的极致之一,机智、风趣、幽默,充满了调侃格调。在与皇帝的周旋中,运用了自己的基本智慧。而另一个文人,司马相如,在得到汉武帝的赏识之后,以为找到了青天白日的光明前景,基本上丧失了自我,最后在渐渐失宠之后,不得不长吁短叹。由此可见,做文人没有自我也是可怕的。秦始皇时期的李斯,当然是个文人,而且是个非常可怕的文人,收拾起同类来,毫不手软,后来,却落得东门腰斩的下场。当他腰斩别人时,却没有想到自己,不得不令人一叹。做文人做到这种份上,实在也没有意思。


所以,当文人失去自我的时候,阴暗的那一面常常膨胀。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殊不知天有不测风云。文人一旦得势,那份趾高气扬,旁若无人的架势,的确让人害怕。可一旦失势之后,那份丧家狗的垂怜,不顾羞耻的低眉顺眼,却又使人不齿。当年的严嵩——严大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文人。在《万历野获编》里,明朝人沈德符有如此记载:“严分宜(严嵩)自为史官,即引疾归卧数年,读书赋诗,其集名《钤山堂稿》。诗皆清利,作钱刘调,五言尤为长城,盖李长沙流亚,特古乐府不逮之耳……故风流宰相,非伏猎弄獐之比,独晚途狂谬取败耳。”其诗集《钤山堂集》,《四库总目提要》的评价也很高,纪晓岚在编纂时,也不忍去之,认为在“在流辈中乃独为迥出”。由此可见,能在大清的皇家典籍中,获得如此高的评价,的确“不俗”。严嵩的诗歌,不仅意境开阔,气势博大,读起来朗朗上口,而且情景交融,情真意切,深得诗歌三昧。我们且读他的《喜友人至》:“下马柴门日已曛,灯前悲喜话同群。空江岁晚无来客,远道情深独见君。瓦瓮细倾山郭酒,藜床闲卧石堂云。莫言古调只自爱,且诵新篇慰我闻。”此诗所表达的情怀,可见一斑。更重要的一点,严嵩早年苦读,通过正规科举,一步一步往上走。据史料记载,严嵩长相可人,身材修长,有玉树临风之态,而且严谨自励。为政勤勤恳恳,不敢丝毫马虎。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在皇帝弄獐捉床的召感下,渐渐失去了本我,以至另一个自我,畸形膨胀,最终导致凄惨的结局,迄今仍然被人唾骂。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严嵩的走向,完全与当时的朝廷风气有关,一个国家全民糊弄,假话连篇。上至皇帝,下至村姑野老,都没有一句真正意义上的人话,可想而知,身在染缸里,要想不变色,当然没有可能性。明史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严嵩早年与晚年的变化。虽然史料也未必可信,但还是能够泄露出一部分真实的。


严嵩作为文人典型,到最后,却落得家破人亡。按照严嵩的智商,是不应该走到这一步的。但事实已经走到了这一步,由此可见,文人在自我膨胀之后,常常闭目视听,根本辨不清方向,认为天下之大,除了皇帝就是自己,有了这种畸形心理,要想不玩完,都没有可能性。当然,文人的自我膨胀,常常与权力走在一起。一个没有权力的文人,再怎么膨胀,也胀不到哪里去,最多,在家里,对着自己的老婆孩子,拿腔拿调吼吼,如果有老婆孩子的话。


权力,常常成为文人的心病,也是文人最大的致命伤。一旦把握不好,结局都很凄凉。当然,也并不是说,文人就不能抱养权力。当年苏东坡在权力面前,表现出来的内在气质,就非同一般。这当然要归功于老苏那颗坦荡的心。


在权力跌宕面前,无论沉浮,老苏都几乎一笑了之。后来,老苏在发配路上,一路跌跌撞撞走来,虽然苦涩,却也颇有心得。不用说,老苏的旷达来自于心态,心态来自于涵养,涵养来自于积累。我们今天评价老苏,都会认为,老苏作为那个时代的精英,定力是够的;作为那个时代的文人,老苏是可爱的;作为那个时代的官员,老苏也是可敬的;而作为风月场上的浪漫诗人,老苏更是可爱的。


如上所述,文人一旦把自我放在自我膨胀的世界里,就很难把握好生命走向。如果这时,文人的内在良知已经泯灭,则更是危险。我们不否认,文人的内在来自于自我,但更多的却是与社会紧密相连。当年文天祥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最后的结局是那个样子。作为文人的文天祥,面对国破家亡,文人的内在良知不自然地开始升华。其实,作为政府官员的文天祥,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但事实上的文天祥却这样做了,明知不可为,却偏偏要去为,偏偏要把自己置身于风口浪尖上。这在我们今天看来,可能有些“迂腐”。


但在实质上,这是真正的勇者,是绝对的大勇,也是真正的勇者不惧。这就是文人的内在骨头:可以被毁灭,不能被打倒。我们从他“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诗歌中,完全可以看出,文天祥当时所承担的社会义务。在那个时刻,个人生死算什么呢?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国家都不存在了,个人又到哪里去呢?作为文人的文天祥,在这个时刻,考虑的出发点,只能是国家存亡,而不是个人的基本出路。也许有人会说,文天祥实际上是一个权人。这点,我们不否认。但在实质上,文天祥还是一个文人,或者是权人背后的文人,权力只是他的外衣。文人的内在良知始终在他身上闪现光华。


当一个国家面临国破山河在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文人,总是会挺身而出:要么忧国忧民,要么率先呐喊,要么把自己的心血与文字化成民族的刀剑。当年的杜甫,面对安史之乱的混乱格局,忧从中来,其忧郁雄浑的诗歌,直指社会,直指当时的社会统治者,其“三吏”“三别”被后人誉为“诗史”,可见其诗歌的内在力量。当年的鲁迅先生,面临社会的整体黑暗,以一个文人的应有良知,把自己的心血与生命,化成了民族呐喊的声音,这一声呐喊,唤醒了许多熟睡的人们。无论、杂文,都直刺社会的黑暗深处。我们今天读来,依旧感觉先生的文字,冷峭的外表下,仍有一颗火热的心。由此可知,文人的内在骨头,在社会黑暗的敲打中,总是越来越闪亮。我们最不能忘记的,常常是黑暗中的光华。因此,文人的内在一旦被烽火点燃,迸发而出的,常常是炽热的岩浆。


我们不否认,文人是社会的载体。文人是社会塑造的,也是社会毁灭的。


当一个国家整体黑暗的时候,要么全体沉默,要么文人率先起来,中外历史都能说明这一点。中世纪的黑暗,导致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这是一条漫长艰辛的道路。马丁通过自己的有生之年,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奋斗,终于完成了宗教上的社会转向。虽然这是宗教上的故事,但我们仍然可以看成是文人思想的载体,是思想者自我道路的回归。从马丁的生平经历来看,马丁首先是一个文人,由文人而宗教,心理的内在,经过社会走向,产生出强烈的意志。我们如果读过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宗教历史《君往何处去》,不多不少就能明白,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人良知者,在面临社会的重大抉择时,常常会抛弃小我。


因此,当文人成为社会载体的一道风景时,谁也无法否认,文人的内在良知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无论文人内心多么黑暗,一旦成为社会载体,与社会的基本走向紧紧相连,单一的文人自我就消失,其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已不再允许个人独自狂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