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国

人性篇

乔峰是个英雄，刚一出场就光芒万丈，就连武学大理论家王语嫣小姐也是佩服得紧：“这位乔帮主武功如此了得，我表哥跟他齐名，江湖上有道是‘北乔峰，南慕容’，可是……可是我表哥的武功，怎能……怎能……”至于另一位武学爱好者风波恶的反应则是：“这……这是‘擒龙功’吧？世上居然真的……真的有人会此神奇武功。”金庸笔下的主人公很少有像乔峰这样甫一出场就是绝顶的武学高手，一般的主人公都有渐渐成长的背景，武功由低到高，而乔峰没有。这个特例也预示着乔峰不平坦的人生历程与险恶的江湖之路，至于后来背负十字架上的种种磨难，理所当然。

乔峰可以说是一个在正统儒家思想下成长起来的大侠，为人坦荡，心胸开阔，敢作敢为，为兄弟两肋插刀，大是大非面前总表现得异常地勇敢果断，总能以大宋民族大义为先，舍己为人，不愧为天下第一大帮的帮主。乔峰集中了所有金庸里的英雄的优点，在“杏子林中，商略平生义”一章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场即将发生的丐帮内斗叛变，就在他先发制人之下，使得状况难料的祸乱消弭于无形。其举重若轻的处理危机的手法令人赞叹，不负“北乔峰”之大名。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他很可能成为另一个大侠郭靖式的人物，成为没有争议的单向度的大英雄。

变故是英雄必经之路，由此路而达血肉之身的重新建构。所以乔峰的身份被揭露之后，他从乔峰转变为萧峰之后，一切都变了。英雄开始退位，光环黯淡，人性渐渐复活。尤其是轻易发誓造成英雄不可弥补的精神创伤：“乔某是汉人也好，是契丹人也好，有生之年，决不伤一条汉人的性命，若违此誓，有如此刀。”然而事与愿违，他在聚贤庄大开杀戒，虽说是自卫，但毕竟放弃了自己的誓言，内心的创伤可想而知。而且萧峰发誓的时候是心甘情愿的，没有人逼他，他本不该轻易发誓，既然发誓便该尽量遵守，他却又屡屡轻破且毫不内疚，缺乏一种英雄反思己过的担当，或许此乃其父萧远山的遗传效果。破誓固然有损英雄的形象，却是人性复活的铁证。

从萧峰轻易破了誓言这件精神创伤之事件，再反观《天龙八部》里另一位人物南海鳄神，从这一点上来说，南海鳄神远比萧峰更为伟大。与萧峰相反，南海鳄神拜段誉为师之言不过是中了别人圈套，并非心甘情愿也没有正式发誓，可是他始终遵守，并最终为此送命，诚可谓一诺千金，令人钦佩不已。一个人偶尔信守一下誓言，没啥了不起，但死到临头还信守誓言，真的很伟大。如果换作萧峰，他被敌人所骗，说不定早就说一句“这等巨奸大恶之徒，不能讲什么江湖道义、武林规矩。”然后一掌拍死了事。以一个大英雄的身份来说，屡破誓言确实令人难以信服。假如我们把萧峰看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神时，这一切都迎刃而解，英雄需要粉饰，但人性却真实凸现，无须粉饰。

从开始的主旋律英雄人物乔峰转变为悲剧性人物萧峰，《天龙八部》开始展现出悲天悯人的仁慈和宁静淡远的高致。而萧峰在多了一点胡人的凶悍、暴力之外，人性的复杂一面渐渐透散出来，譬如他请世传儒医王通治救治阿紫时，“听得这王通治在一旁啰里啰唆，冷言冷语，不由得怒从心起，反手便想一掌击出。”既有杀人之一念，英雄成色已是不足，故香港学者潘国森说乔峰不算大英雄。这里的萧峰没有半点英雄的举止，完全凸现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从而复活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生气，他发怒，他有情绪，他想杀人，一切普通人所具有的欲望他都具备。金庸以如椽巨笔成功写出了从英雄到后英雄的武侠时代，当英雄具有普通人的血与肉时，武侠江湖开始进入市民社会，所以在《鹿鼎记》里资本（银票）登堂入室，决定一切。萧峰后来远遁关外，其实是作为一个本我个体的自我放逐，自我流浪。至此，萧峰的人生已无任何的意义。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可是他为了报仇，仇未报，挚爱已先逝。要报仇，得忘却所有情感去杀掉以往的好友，试问，情何以堪？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萧峰自最早的拒绝相信自己是契丹人，到血债血还的报仇而转变成自我放逐的逃避现实。他躲到关外，想要过着打猎放牧的生活。他逃避英雄的称号，想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然而人在江湖，又岂能事事尽如人意？最终萧峰自戕于辽宋两国的边境之上，完成悲剧人物的期待。正如十字架上的肉身之死，带来精神的复活，经死亡之路踏入黄金牧地。按叙事学原理来说，讲述故事和传播故事意义的人本应该意识到，一切完成了的事都得有一个“收尾”，《天龙八部》的收尾即是萧峰的死。然而金庸疏忽了，缺少了行为之后的思想收尾，缺少了完成记忆的衔接过渡，就不会出现任何可以被讲述的故事。由此，《天龙八部》的故事结构不得不松散，不得不由一个主角的讲述过渡到另一个主角的讲述，最终形成巴赫金复调理论的构架，印照众生皆苦、万法归一的佛家真义。好的故事一般带有神谕的意旨，它引发无穷无尽的阐释的可能，具有重新描绘生活的虚构的力量，《天龙八部》当作如是观。说英雄，谁是英雄。《天龙八部》

并不是要描写一位伟大的英雄，而是写一位悲剧人物在极端困境下的自我反抗与自我挣扎，更具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由神到人的转变，预示着作者思想观念的境界提升。在这样的氛围里，《天龙八部》的主人公不可避免地遭受挫折，受尽磨难，甚至失败丧命。人生能够常住不灭，恐世间将更无趣味。

人世无常，或者正是很妙的事吧。萧峰的故事在人世无常的境地里带给我们永久的悲剧感，让我们唏嘘之余，又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悲凉。作为普通人，在金庸武侠作品的“陌生化”的惊喜与震撼之下，我们日常生活的沉闷单调，被纸上世界一束神话般的光芒所照亮。

自由篇

夜晚是如此美好，清冷的月光漫上我的房间。我翻开了一部武侠作品《笑傲江湖》，金庸先生暂时抛开自己所擅长的大历史环境，笔锋所至，就像他笔下的令狐冲一样“歪歪斜斜地刺出一剑”，成就了一曲“自由主义”的绝唱。

我的朋友王怡说，“令狐冲是一个江湖之上的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在金庸笔下，我们看到只有令狐冲在精神上是作为一个个体，而不是作为一个团体当中的成员而出现的。为了强调个体的纯粹性，金庸甚至破天荒地只字不提他的身世。”（《不服从的江湖》）金庸不能等闲视之，如仅仅以读者的眼光泛泛而读，诚如前贤所说：“所求者狭而有限，则所得者亦狭而有限”（旅美学人陈世骧语）。如能探求追索作者未必明言的心史，寻找武侠之外的意义，可能会增加一些新的乐趣。譬如《天龙八部》遗留下未曾言说的余味，则是悲天悯人的仁慈和宁静淡远的高致。

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后记里写道：“令狐冲是天生的‘隐士’。令狐冲不是大侠，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风清扬是心灰意懒、惭愧懊丧而退隐。令狐冲却是天生的不受羁勒。在黑木崖上，不论是杨莲亭或任我行掌握大权，旁人随便笑一笑都会引来杀身之祸，傲慢更加不可。‘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令狐冲这类人物所追求的目标。”从《笑傲江湖》

的表面描写来看，主角令狐冲确实深得“自由主义”之精髓，“令狐冲于世俗的礼法教条，从来不瞧在眼里。”天生不受拘束，洒脱豁达，任情使性。

然而仔细分析，令狐冲又是孤独的，他的孤独渗透在他飞扬跳脱、不受约束的性格中。令狐冲一生都在追求自由与随意的生活方式，追求个性的舒展和心灵的自由。但他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些他所追求的东西，而他得到的又不是他所向往的，无论在武功、爱情还是在江湖中的位置。可能，表面上的放任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在令狐冲特立独行的狂诞之下，隐藏着主人公的“自我的脆弱”。

“当癫狂的令狐冲行走在江湖之间时，他使我们感到了片刻自由。这是一个没有严密法律与规则的世界，武功的高下几乎是唯一的标准。从华山到衡山到西湖，令狐冲在美酒与美女的陪伴下，一路闲逛。像许多者一样，我为令狐冲被岳不群逐出华山派而暗暗兴奋，渴望看到一个更加无拘束的性情中人。”然而一个父亲式的师父岳不群就让令狐冲永远生活在内心的道德斗争之中。令狐冲从未想到“弑父”，做梦都没有想过。就算岳不群让他去死，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去死。此时此刻，自由成为一张草纸。按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自由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坚持个人主义的立场，坚持个人至上的观点。他们往往强调个人的价值与权利，强调个人由于其天生禀赋或潜能而具有某种超越万物的价值，强调个人应该得到最高的尊重，应该享有某些基本权利。从这个定义来看令狐冲在《笑傲江湖》的所作所为，离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要退隐也不是容易的事。刘正风追求艺术上的自由，重视莫逆于心的友谊，想金盆洗手；梅庄四友盼望在孤山隐姓埋名，享受琴棋书画的乐趣；他们都无法做到，卒以身殉，因为权力斗争不容许。”

令狐冲对权力不感兴趣，他只对小师妹有兴趣。正是这种感情上的执着使他失去了自由主义者最为宝贵的立足根基。《笑傲江湖》的最后幕：盈盈……说着伸手过去扣住令狐冲的手腕，叹道：“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终身和一只大马猴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说着嫣然一笑，娇柔无限。“这一段看起来十分地美妙圆满，但其间却总是透出了一些苦涩的意味，实在是哭笑不得——这位可爱的盈盈小姐，总喜欢将自己的心思强加于人，明明是她‘伸手过去扣住令狐冲的手腕’，却偏偏要说：‘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终身和一只大马猴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当然她这是心满意足的玩笑。令狐冲扣由她扣，说由她说——真正地被拴住、扣住，从此无法自由的是令狐冲呵。他内心的感受，是幸福还是感伤，实在也说不明白。他只有无言。这也可以说是承认，也可以说是反抗，更可以说是一种无可名状的茫然。他的沉默是苦涩的。他的无言，意味深长。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但心灵的深处，只怕是永恒地伤逝。”天涯写手羽戈曾经说过，“我一直怀疑，金庸是否在构思写作《笑傲江湖》的开初，就准备将令狐冲写成一个自由主义者？”《笑傲江湖》是一部寓言式作品，对人性及中国历史有深刻的揭示。《笑傲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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