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忠延

赶回家过年，是从坚决不回家过年，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开始的。

那是1966年的腊月，大年临近时我和我的“战友”在大巴山深处的西乡县忙于平息武斗，促进“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将战友加引号，是因为我们都是学生。那时的学生都以造反派相称，战友似乎才能体现斗争的力量。

我和我的同学是从黄土高原上的山西徒步串联来的，美其名曰——长征。

冬日的一天，我们翻过了秦岭，眼前变成茂林修竹的绿色世界。此时，我们的家乡早已寒天雪地，置身这满目青翠的山水，实在让我们受宠若惊。

我们高扬红旗，挺起胸膛走得更急，恨不得几步跨入湖南，去韶山朝拜那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突然，一伙衣衫褴褛的农民跪倒在地，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这里的“文化大革命”革到了他们的头上，这场触及灵魂的斗争竟破损了他们的皮肉？不少人伤痕累累，还有躺在路上哼唧的。我们走不脱了，就在这个山沟里平息群众斗群众的事件。这一停留就是两个月。我们把受伤者送进医院，又将两派归拢在一起，再批斗当时的领导，也就是被称为“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那些当权派也好批斗，很快就低头认罪。我清楚记得有一位区长因为属下有人遭受毒打，难过地落泪。下一步就是查找原因，深挖根源，狠斗灵魂深处的私字了。就在这时临近了大年。

过年，那会儿流行的是移风易俗，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这才符合“文化大革命”破旧立新的号令。那位志在改过自新的区长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年前巩固一下你们的革命成果，年后继续南行，直奔韶山。既瞻仰了伟人故里，还可以一睹江南风光。至于过年嘛，村里条件较差，你们可以到区上来过。我和我的“战友”就打定主意，不再回家过年，不能半途而废，不到达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誓不罢休。

谁知决心是决心，行动是行动，我们的行动并没有将我们的决心付诸现实。信念的动摇是从腊月二十三开始的。这一天，村人常念叨的是：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了天。灶王爷是玉皇大帝派来监视人们过日子的神仙。灶王爷上了天，就不怕得罪他老人家了，于是就动手扫家。一时间山窝窝里各家都搬东挪西，把屋里的家具、用具，还有种地的农具全都倒腾出来，清扫积攒了一年的灰尘。看到家家忙碌，我的心飞走了。就想，每年扫家、里里外外搬东西的都是我。我腿快手快，很快就把锅碗瓢勺，瓶瓶罐罐，一件一件倒腾出来。妈妈擦净了，爸爸也将屋子扫净了，我再飞快地倒腾进去。想起那场景，我竟然眼睛潮潮的，赶紧就此打住，不要让这私心干扰了“革命”

的大计。

意志的再一次动摇是山沟里响起了一阵又一阵的猪叫声，农人们准备过年的肉食了。这里的肉食真富足。富足的原因是山路崎岖，养肥的猪运不出去，要卖还需绑了猪的四蹄，由两个壮汉用一个棍子抬出山去。四十里山路，压得他们肩肿腰疼。干脆就宰了自家吃，家家房梁上都吊起一扇一扇的肥肉，米饭碗里变得油乎乎、香喷喷。我们的确过了一把瘾，长这么大真没这样吃过肉。然而，这么过瘾的吃肉没有坚定我们不再回家过年的立场，却无端地让我想家，想家里不知有没有买到肉。食品站虽然卖肉，但那是供应城市人的。按说村里人养猪，吃肉要比城里人方便，但是养肥的猪必须卖给食品站，自己随意宰杀就是干资本主义勾当。所以，宰杀是偷偷摸摸的，卖肉也是偷偷摸摸的。风闻哪家宰杀，赶紧就去，稍迟就被人抢买一空。我要在家，腿脚灵活，一听见猪叫，三脚两步就蹦跳去了，自然，买肉不是难题。这么想来，心里忧忧的，连忙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这又冒出来的私字。斗来斗去，斗得心中苦涩涩的。

就在我死死硬撑的时候，我的“战友”都变了样。体灵比鸟鸟亦笨的小关呆坐不动了，歌声赛琴琴声哑的小底竟哑了歌喉，向来稳重的小仇、小张居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成了泥塑的金刚。想家，想回家，都想回家过年，却没有一个人愿意说出来。好在，腊月二十六那位改过自新的区长来看我们，一见往常生机勃勃的我们蔫成了霜打过的树叶，当然明白我们的心思。他说，现在动身还能赶上回家过年。我们竟然像是囚犯获了特赦令，立即卷起铺盖出发。招展在窗外的长征队红旗拔了，扔了旗杆，裹进被子里上路。之后想起来就觉得挺别扭，本来斗走资派是造反派的天职，却怎么走资派的话竟成了我们的行动号令？

别扭，那是以后的事情，当下我们真想“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可惜，“一日”那是李白作诗，“行路难”才是我们面对的现实。

先步行到了西乡县城，挤上卡车颠簸到汉中，再换汽车憋闷到阳平关。在那里等啊等啊，等来了火车，又是一场生死拼搏，总算全部“战友”都攻克上来了。稍微喘口气，就听火车喘气，那是在艰难地爬秦岭。火车的喘息一停，耳边竟有了饮泣声。身边的女生在哭，脸上竟挂着笑容。忙问缘由，她手指窗外，惊喜地叫着：雪！白雪！这场革命就是好，要不然我做梦也见不到北方的雪。接着，就高呼领袖万岁。原来，女生是从南国奔北京去的，雪对我们不稀奇，对她却难得一见的。她对革命领袖的虔诚令我们这半途而废的逃兵无比汗颜。可惜，一问及她的去向，竟是由西安转车回家过年。年，到底有多大的魔力，竟然也摧垮了她虔诚的革命意志！

赶到孟原，要过黄河北上了。黄河没有桥，坐火车要到对岸的风陵渡去。

我们背着铺盖冒着凛冽的寒风，行走在荒草瑟缩的河滩上。不远处红旗招展，是在架桥，可是，火车畅通无阻是几年后的事了，现下我们只能坐了木船在波浪里漂泊。上岸后又是一阵紧赶，赶得在寒冬里汗流满面，还不敢歇气。

已是除夕了，误了每天一班的火车就只有冷落在黄河边过年了。我们走得倒有点革命化的意味，两条腿硬是要跑过汽车轮子，可这不是朝新时代号召的新风尚前进，却是在向几千年的旧习俗奔跑。

所幸，我们赶上了火车，而且上车的人寥寥无几，生平头一次坐上了硬座卧铺。火车一开就进了年夜，想想每年守岁全家人坐在一起说着笑着，包饺子、煮饺子、吃饺子，吃出饺子里所包的麻钱笑得简直能让油灯也舞动起来，未免就有些遗憾。不过，一想到大年初一会突然出现在亲人面前，便有一种少见的幸福感。少见的幸福压倒了些许的遗憾，于是，灵巧的身姿灵巧开了，小关跑来跑去，关照这个那个；清脆的歌喉清脆开了，小底唱起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就连一向不善唱歌的小仇、小张也加入进来。火车载着我们，载着歌声奔跃在晋南平原。

车到临汾已是凌晨三点，走出灯光昏黄的火车站，同学们四散而去。我一个人面临了无边的孤寂，城里的街头时不时有根木杆高挂着一个小小的灯泡，微弱的光芒冲淡了弥漫的黑暗。一出城，没了路灯，就成了黑暗的一统天下，沙哑的西北风更让四野沉睡得无比静寂。要在往常，胆怯的我会退回城里，坐在候车室里等待天亮。偏偏那夜，我没有一点害怕，大步踩踏着黑暗，踏出了一阵沙沙的响声。

到家时，挂在村胡同里的有线喇叭响了，“东方红”的旋律洋溢开来，该是凌晨五点了。我伸手敲门，没想到手一挨，门就开了。爸爸出来了，看见我，好不惊喜，忙卸我的行李。我问他咋能知道我要回来，就在门口等候？

他笑着说，我哪里是给你开门，是早早起来接神的。接神是燃放爆竹，喜气洋洋将去往天宫述职的灶神爷重新迎接回来。打十一二岁起，接神就是我的事了。爸爸看到我比接到神还高兴，把爆竹、火柴递给我。这时妈妈和两个妹妹也喜出望外地迎出来了！

我欢快地划着火，爆竹在我手上又一次响起。新年来临了，我进入17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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