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

“临终抢救”是医学用语，但在文化上却是一个刚刚冒出来的新词儿，这表明我们的文化遗产又遇到了新麻烦。

何止是新麻烦，而且是大麻烦。

十多年来，我们走入田野，去发现和认定濒危的遗产，再把它整理好并加以保护；可是这样的抢救和保护的方式，现在开始变得不中用了——因为城镇化开始了。

谁料到城镇化浪潮竟会像海啸一般卷地而来。在这迅猛的、急切的、愈演愈烈的浪潮中，是平房改造，并村，土地置换，农民迁徙到城镇，丢弃农具，卖掉牲畜，入住楼房，彻底告别农耕，然后是用推土机夷平村落……那么，原先村落中那些历史记忆、生活习俗、种种民间文化呢？一定是随风而去，荡然无存。

这是数千年农耕文化从未遇过的一种“突然死亡”。农村没了，文化何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无皮之毛，焉能久存？

刚刚整理好的“非遗”，又面临危机。何止危机，一下子就鸡飞蛋打了。

那么原先由政府相关部门确定下来的古村落呢？

只剩下一条存在的理由：可资旅游。很少有人把它作为一种历史见证和文化财富留着它，更很少有人把它作为文化载体留着它；只把它作为景点。

我们的文化只有作为商业的景点——卖点才有生路，可悲！

不久前，我挺身弄险，走入到晋中太行山深处，惊奇地发现连那些身处悬崖绝壁上一个个小山村，也正在被“腾笼换鸟”，改作赚钱的景区。这里的原住民都被想方设法搬迁到县城陌生的楼群里，谁去想那些山村是他们世世代代建造的家园，里边还有他们的文化记忆、祖先崇拜与生活情感？然而即便如此，这种被改造为旅游景区的古村落，毕竟有一种物质性的文化空壳留在那里。至于那些被城镇化扫却的村落，则是从地球上干干净净地抹去。

半年前，我还担心那个新兴起来的口号“旧村改造”会对古村落构成伤害。

就像当年的“旧城改造”，致使城市失忆和千城一面。

然而，更“绝情”的城镇化来了！对于“非遗”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连根拔，一种连锅端，一种断子绝孙式的毁灭。

城镇化与城市化是世界性潮流，大势所趋，谁能阻遏？只怪我们的现代化是从“文革”进入改革，是一种急转弯，没有任何文化准备，甚至还没来得及把自己身边极具遗产价值的民间文化当做文化，就已濒危、瓦解、剧变，甚至成为社会转型与生活更迭的牺牲品。

对于我们，不论什么再好的东西，只要后边加一个“化”，就会成为一股风，并渐渐发展为飓风。如果官员们急功近利的政绩诉求和资本的狂想再参与进来，城镇化就会加速和变味，甚至进入非理性。

此刻，在我的身边出现了非常典型的一例，就是本文的主角——杨柳青历史上着名的画乡“南乡三十六村”，突然之间成了城镇化的目标。数月之内，这些画乡所有原住民都要搬出。生活了数百年的家园连同田畴水洼，将被推得一马平川，连祖坟也要迁走。昔时这一片“家家能点染，户户善丹青”

的神奇的画乡，将永远不复存在。它失去的不仅是最后的文化生态，连记忆也将无处可寻。

我们刚刚结束了为期九年的中国木版年画的抢救、挖掘、整理和重点保护的工作，才要喘一口气，缓一口气，但转眼间它们再陷危机，而且远比十年前严重得多，紧迫得多。十年前是濒危，这一次是覆灭。

我说过，积极的应对永远是当代文化人的行动姿态。我决定把它作为“个案”，作为城镇化带给民间文化遗产新一轮破坏的范例，进行档案化的记录。

同时，重新使用十五年前在天津老城和估衣街大举拆迁之前所采用过的方式，即紧急抢救性的调查与存录。这一次还要加人多年来文化抢救积累的经验，动用“视觉人类学”和“口述史”的方法，对南乡三十六村两个重点对象——宫庄子的缸鱼艺人王学勤和南赵庄义成永画店进行最后一次文化打捞。我把这种抢在它消失之前进行的针对性极强的文化抢救称之为：临终抢救。

通过这两三个月紧张的工作，基本完成了既定的目标。我们已拥有一份关于南赵庄义成永画店较为详尽的材料。这些材料有血有肉填补了杨柳青画店史的空白；而在宫庄子一份古代契约书上发现的能够见证该地画业明确的历史纪年，应是此次“临终抢救”重要的文献性收获。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亲历了中国城镇化背景下农耕文化所面临的断裂性破坏的严峻的现实。面对它，我们在冷静地思考——将采用何种方法使我们一直为之努力来保证文化传承的工作继续下去。

应该说，这是我们面对迎面扑来的城镇化浪潮第一次紧急的出动。这不是被动和无奈之举，而是一种积极的应对。对于历史生命，如果你不能延续它，你一定要记录它。因为，历史是养育今天的文明之母。如果我们没了历史文明——我们是谁？

一如雷轰顶

辛卯腊月廿四日，春节迫近，寻个空隙，提两瓶酒，奔往城西张家窝的宫庄子，去看看画缸鱼的艺人王学勤。近十年里已经记不得多少次去到他家。

那黄泥墙围着的小院、生气盈盈的藤萝架、散着特殊气味的牲口间和幽暗的画室，那种贫穷又亲切的生活气息，混合着大红大绿炽烈的年画色彩，一直不变地在我心里。可是这次车子一纵入张家窝镇往南乡那些林岗沟汊交错的小村子，感觉似乎有些异样，有一种一时说不清的不舒服的感觉。是光秃秃的冬天里那种凄凉感吗？应该不是。记得曾经一次还是大雪中来到这里呢，大地白茫茫，河沟里全是坚冰，但一接近这些画乡即刻感到一种乡土文化的温馨。今天怎么了？

见到王学勤，他的神气似乎也不对。写作的人对人总是多一些敏感。近几年快到年根的时候，他的缸鱼画卖得好，他总是龇着牙笑，可今天脸上像是门帘子那样肃然地垂着，脸的皱纹全是竖线。没等我设法叫他说出实情，他开口便说：“村里叫我们搬走，年一过这村子就全拆了。”对了，他是有话就说的人。他的话叫我一惊，真有如雷轰顶的感觉。我知道拆这村子对他意味着什么。

“那你这儿怎么办？”

“我有嘛办法。卖牲口、卖草料、卖东西，走人呗。我正找房子呢。村里给每户每月六百块租房钱。”

“那你的画打算怎么办？”

“哪还顾得上画，房子还没租到呢。村里只给六百块租房钱。这点钱租不上房呵。”

那怎么办？这灾难性的困难也像是加在我的头上。

但我没懵。因为这些年我遇到的多了。我们的文化不断遭遇到的都是非正常死亡。

跟着我听他说南乡这片村子全要斩草除根，一起推平，而且就在这两三个月里。我马上想到还有南赵庄那个着名画店“义成永”的传人杨立仁呢。

电话一联系，南赵庄那边果然也在“城镇化”之列，也面临灭顶之灾。电话那边说，老人很想和我见一面。他已经八十八岁了。

匆匆暂别王学勤，赶紧转向南赵庄。一路上的景象已经颇有当年城市的“旧城改造”的气氛。一片片村舍全都变成瓦砾，不少树木被横七竖八压在建筑的碎块下边，显示着一种突如其来的力量之威猛与势不可当。我们在这片完全不辨方向、没有任何道路的废墟上磕磕绊绊地向前行驶。忽然眼里出现一幢房子，它立在一片废墟中。一问方知，正是杨立仁老人的住所。完全无法与我原先对它的印象重合——十年前隐匿在那条曲折的深巷中幽静的院落不在了。现在老人的房舍远远看去更像一座孤零零的碉堡，弹痕累累兀自立着，有一点悲壮感。据老人说他家人坚持不拆。刚刚在屋外，还见墙上写着“此房不拆，勿扰”几个字，肯定是他们写上去的，表达他们的意志。但他们的话有用吗？待往深处一谈，他们对自己的“决心”似乎并无多大信心。

在城镇化面前他们是绝对的弱者。老人说他不愿意离开祖祖辈辈“义成永”

这块土地。这里深藏着他生命的记忆，这便是中国人说的“故土难离”了。

但是他又说，上世纪六十年代搞“四清”时，他在屋子当中掘了一个坑，埋了一些古画版，他一直想挖出来。虽然时间很久，半个世纪了，可能早已朽烂；但只要画版在土里，人就总惦念着。如果人走了，就不能把祖先精神的骨灰留在那里。倘若叫别人用推土机平地时发现了，可能就给扔了，也可能卖了。那怎么办？看来这件事是老人的一个心病。

在折返回去的路上，我心情郁闷中有些伤感。实际上我们致力抢救出来的民间文化，并没有多少人真心去维护。私人遗产后人争，公共遗产大家抢——这便是当代人的“遗产观”。而且，在人们从这些“遗产”上或名或利地各取所需之后，它依旧孤立无援。只是等待着一个个由经济利益驱动的狂潮迎头袭来，无力招架，任其冲垮。

我想，此刻我应做些什么？

南乡，究竟曾经是杨柳青年画的一半江山，一块神奇的土地，一片“家家能点染，户户善丹青”的画乡。

我可是这个画乡衰亡时期的见证人。

这个见证人既是幸运的，又是痛苦的。所谓幸运，是我终究看到农耕文明真正又美丽的活态；所谓痛苦，是我眼见它们所遭遇的各种不幸和一步步走向消亡的全过程，却无能为力。

近二十多年，我看着它从“文革”的死亡谷中一点点苏醒过来的景象，一次次跑到这一带探访昔时的文化遗踪，并在十年前“中国木版年画普查”

启动时，带着一个专家小组到这“南乡三十六村”搜寻一遭，居然查访到四位艺人，即古佛寺的董玉成、房庄子的房荫枫、南赵庄的杨立仁和宫庄子的王学勤。我把这些收获与感知写进《三地年画目击记》、《南乡间画记》、《探访缸鱼》等多篇文章中。在当时，这四位艺人中董玉成年事已高，封笔不画；房荫枫已搬到张家窝镇新盖起来的公寓式的楼房里，改画国画。至今，依然生活在本乡本土的只有两位，他们就是上边说的画缸鱼的王学勤和“义成永”

的传人杨立仁了。他们是数百年这个神奇画乡的“硕果仅存”。可是现在他们遭遇到一次更大的冲击，被一场“城镇化”的狂风卷走，无处躲藏；这个名垂于中国文化史上的古画乡将被夷为平地，了无遗迹。我们是否应该为它做一个人类学的记录，以此个案见证时代转型期间民间文化悲剧性的命运？

我们要一直坚守在田野第一线，做事件的亲历者，亲眼看着一个个古老文化生命从奄奄一息走向一片虚无，并在最后一刻挖掘它所有富于价值的东西。

忽然，我联想前些年对天津估衣街的抢救、对老城和五大道的抢救、对武强屋顶秘藏画版的抢救等等。那种抢救的激情仿佛一直昂然地存于心底，招之即来。我立即兵分三路。一路人马是摄影，邀请多年来一直志愿随我做文化抢救的摄影师王晓岩和段新培，以镜头记录王学勤一家搬迁的全过程；另一路人马是我学院的研究人员与博士生，去做杨立仁的口述史，同时筹备发掘“义成永”古版的行动；还有一路人马去与王学勤商议，把他的小画室原封不动地搬迁到我学院跳龙门乡土艺术博物馆里，将这位农耕时代民间画工原真的文化情景定格。

事情比我们的计划来得更快更糟。过两天就得知王学勤把跟了他二十多年的骡子卖了，卖了四千块钱。我在电话里对他说：

“你平日耕地、拉东西全都是这骡子帮你。你怎么忍心把他卖了呢？我还和你这骡子合影过。”

“哎呀，老冯，这你哪知道，往后我不种地，住楼了，骡子不能上楼呀。

再说，我也得用钱呵。”

还不知道他那里明天还要出什么事。我决定明天去他家。

转天去宫庄子的路上，听说王学勤出门不在家。后来才知道，这个看上去大大咧咧、凡事不走心的汉子，头天晚上一夜没睡着觉，他想他的骡子了。

他去找买他骡子的牲口贩子，叫那贩子从他家里拉些草料去，他怕他的骡子饿着，但赶到贩子家，人不在，骡子也没见着，只看见那贩子当院一棵拴牲口的树下，有一堆骡子粪。原来那头骡子当天就转卖给外地人了，卖到哪儿谁也说不清，就像我们的文化。

我马上返回学院，研究下边要赶紧着手的事，正在急得手忙脚乱的时候，一位来做绘画方面采访的记者，急着想把我拉进他的话题，问我：“您为什么这么在乎南乡和那个画缸鱼的艺人呀？”

我忽想，我要先拿这个问题问问自己，弄得再明白一些，下边的事情就会办得清楚，有力，不留遗憾。

二为什么关切三十六村

南乡是对杨柳青镇南张家窝一带村落的俗称。一称“镇南三十六村”。

它包括，炒米店、周李庄、南赵庄、薛庄子、董庄子、张家窝、康庄子、房庄子、东流城、古佛寺、宫庄子、阎庄子、小甸子、大沙窝、下辛口、中辛口、东碾砣嘴、西碾砣嘴、西马庄、谢庄、祁庄、郑庄子、西琉城、高村、老君堂、后桑园、木厂、宣家院、小杜庄、大杜庄、小沙窝等，多是小村子。

在历史上不断更改的行政区划中，这些村子的管辖归属也不断被更改。如今这“三十六村”中，十六个村属张家窝镇——这十六个村当年都是杨柳青年画的原产地；还有其他一些小画乡则散布在邻近的中北斜乡和上辛口乡所辖的区域中。

别小看这三十六村，历史上可是着名的杨柳青年画的生产与销售的中心之一。杨柳青镇与南乡三十六村的年画是有区别的。一些历史悠久、驰名全国的年画大店在镇上，比如戴廉增、齐健隆、廉增利、爱竹斋等等。这些大店集中了大量雕版和手艺高超的画师，常年不断地进行年画的创作、生产和销售。年年还有层出不穷的精美的新年画出自镇上这些大店。由于杨柳青近畿京津，受城市文化影响，审美上倾向于市井文化。

杨柳青镇南不远的三十六村则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才是名副其实的农耕时代特有的画乡。由于地势平坦低洼，高程只有三米五左右，境内的河流（现称丰产河与自来河）自西向东贯穿而过，地下水充裕，宜种小麦玉米，养鱼植果；这里盛产小枣，又多蒲苇；枣木可以雕版，蒲草是造纸的天然材料，都是年画滋生的上好条件。在杨柳青年画极盛时代的清代中晚期以来，许多声势赫赫的画店即已集中在炒米店村临街两侧；这个只有一百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年画店竟然近百家。给炒米店画店提供货源的就是三十六村的农民。

不论男女老少，十有七八善画。他们春天耕地种粮，秋后作画。一些村里还有画铺和作坊，以印画为主，作坊里一般只印线版，余皆交给三十六村的农民填色描花，施粉开脸。在这些农家常常可见，一位老婆婆带领着全家闺女媳妇舞弄丹青的场面；所谓“婆领媳作”就是从这三十六村来的。

三十六村里一些较大的作坊，除去本乡农民，忙时还要请武强等地的印画工来帮工。比如南赵庄的“义成永”和周李庄的“华兴隆”与“福兴隆”，在炒米店都有店面。

炒米店村地处要冲，津保故道从中穿过，使得它成为杨柳青年画得天独厚的集散地。从清初到民国初年的二百年，杨柳青年画输送到最大的需求市场——东北和新疆内蒙古，就从这里发运。一时，武强、东丰台乃至杨家埠也要在这里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