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他一生拥护的民主制判处死刑。这是雅典民主制度永远无法洗刷的污点。对于这个悲惨的结局，一位学者仅用简单的一句话解释：“因为苏格拉底向雅典人传授的知识太快了，超过了当时人们的理解能力。”在文学名着《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大法官对再一次来到人间的耶稣说：为了政治，为了民众，我必须打压你！苏格拉底重复的正是这一悲剧。苏格拉底死于自己的同胞——伟大的雅典公民之手。雅典人用自己的双手扼杀了自己本应引以为骄傲的思想巨子。他们以自己的民主制度特有的五百人陪审团投票表决的方式，以过半约30票的结果宣布这位天才的死刑。

“多数人的暴政”虽然让苏格拉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源于苏格拉底并贯穿后来整个西方文明史的民主思想，对推动人类思想的进步和政治制度的完善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而反观同一时期商鞅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他和苏格拉底的精神距离何止以道里计，简直就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几千年来，中国人对商鞅基本上都是持肯定态度，如郭沫若在其着名的《十批判书》中曾说“秦王政后来之所以能够统一中国，是商鞅变法的后果”，并说商鞅是一位“重实际的政治家”；当今学者也大多称赞商鞅“是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改革家之一”。但商鞅的坏名声似乎也不分伯仲，后世将他归为法家，长期被视为“异端”。在知识阶层，甚至以谈论商鞅为耻，宋代的苏轼就声称“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甚至讲出这个人的名字都是脏了口舌，写出这个人的名字则是污了纸张——“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

商鞅的治国之术堪称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残酷和严厉的一种，是一种激进的国家主义实验。一般来说，开启民智、富国强兵才是变法的最终目的，可商鞅实行的却是棍棒下的变法。他通过种种愚民措施以高压手段达到尊君强兵的目的，商鞅不像后世的专制统治者那样还需在“内法”的表面披上“外儒”的伪装，而是赤裸裸地指出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就必须“使民贫”，“使民弱”，“使民不乐”，最终要使“国胜民”而不是“民胜国”。在经济上，他认为“强国”与“富民”是对立的，他极端地认为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能力，而且只能通过强制手段让他们俯首帖耳。这位秦国的变法者一上任就循循善诱地给秦孝公上课，说您作为一国之君，同样也是凡夫俗子，并不是在德行、智慧、勇力方面都比凡人高出许多倍的超人。

老百姓尽管聪明而且人数众多，但为什么他们却不敢和君主您作对呢？那是因为“权制断于君则威”，只要手操权柄，以“法”治国，老百姓就只有听天由命、赏罚由人分配了！

为了把每个老百姓都关进他设计的铁笼，他设计最残酷的“什伍连坐法”，规定：“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

这就等于把“告奸”制度化，严密化。而这种制度是建立在里保户籍制度基础上的。户籍制度从商鞅开始，一直沿用到今天。有了户籍制，秦国的老百姓就都在国家的严密监视之下。商鞅的思路是，只要是人，就是坏的。他们在心中藏了很多秘密。这些秘密对国家是危险的，国王和他都不是神，不可能知道这些人的秘密，所以，必须要有告密者，于是，商鞅把告密写进法律，并特别提倡亲人之间的“告奸”。

为了生存，每个百姓必须要拿出十二分的精神来探听“奸”人“奸”事，包括自己的亲人。而你一旦告密，你得到的奖赏将是一个农夫十年劳动才赚来的钱，而且还有别的好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做妻子的告发了丈夫，那么做妻子的财产可以不被没收，只没收老公的财产。连夫妻之间的财产也公开计算，并用以鼓励告密，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一大空前绝后的发明了。

在告密法实施不久后，秦国的民风就变得非常古怪了。父子见了面，如果没有什么事情从来都不说话；婆婆和媳妇之间没有共同语言，媳妇可以对婆婆大声叫骂。所有人都像防贼似的防着自己身边的人，包括亲人。

为进一步实现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必须采取单一的重刑手段，只有当人被成功地单一化，都成为思想被完全“统一”的人后，单一的目标方能迅速实现。

商鞅认为国有“五害”，分别是儒家学者、商贾、隐士、手工业者和勇士，在《农战》一文中，他毫不客气地说：把这些人赶走，敌人不敢来，来了也会被打败。去讨伐别国，一定能战胜，不去讨伐，则一定能富足。在他主政下，当时活跃于中原各国的那些游侠、歌姬、说客、武士、儒生、商贾、刺客等社会上最活跃的人员，在秦国全都绝迹了，因为这些人是社会上的“五蠹”，必须铲除！

与官方意识形态不相吻合的“异端邪说”被彻底否定和排斥之后，当人们的思想观念被彻底纯洁化之后，真正的思想实际上也就随之而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帮简单愚昧、贫穷安分、柔弱驯服的“人”，并最终被“国”和“政”“所胜”，即被专制政权彻底压服和控制。

商鞅把全国变成一座戒备森严的“思想监狱”，而自己则成为手执鞭子严酷驱打人民的君王家奴。在这种变法思想的指导下，秦国全国上下成了一架运转井然的机器，成为步伐整齐、服饰一致的集中营。在这种高压政策下，每个秦国人都变成了国家的工具，宛若后世出土的那些兵马俑，人人面无表情而无比强悍！

商鞅彻底改变了战国乃至后来中国的政治形态。它的基本治国理念被顽强地延续下来，它的核心经济理念被众多的独裁者所沿袭。苏轼曾经叹息说，对于商鞅主义，“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在秦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历代统治者实施的窒息整个民族创造力的“愚民政策”，遵循的就是秦制，而秦国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的创立又皆起于商鞅变法。所以，郭沫若说“秦汉以后的中国政治舞台，是由商鞅开的幕”确为不易之论。可惜的是，这是一个黑暗的舞台！

一位是引领人类的先哲，一位是专制愚民的鼻祖

苏格拉底和商鞅最根本的区别，恐怕还在于‘智者”与“侍者”之区别。

苏格拉底的一生致力于启发民智。他具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并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教学法，人们称之为“苏格拉底方法”，他本人则称为“思想的助产术”。而商鞅作为一名政治家则终生致力于巩固维护君主专制，为此不惜闭塞视听，愚弄人民。“开智”的苏格拉底与“侍王”

的商鞅，一是人格的健全，一是精神的阉割；一个虽然死于“多数暴政”，但思想永远传承；一个尽管因“侍王”而富贵，却终如晨雨朝露，身死名灭。

苏格拉底说自己“像猎狗追逐食物一样追逐真理”。为此，他疏忽了自己的职业，甚至忽视了自己的家庭。他一生没有工作，从不为生计奔波，也根本不在意衣食住行，甚至连家人的生活也从不过问。他泼悍的妻子赞蒂普如同河东狮吼，无数回对他大发雷霆，可他依然不以为意，我行我素。

在苏格拉底眼中，哲学就是最伟大的艺术，他毕其一生去思考人生的真谛。根据人们当时的记载，他沉思的方式显得特别古怪而有趣，达到了如痴如狂、亦疯亦癫的地步。他时常一个人离群索居，站在路上一动不动，一沉思就是几个小时，不受任何事情影响，这种沉思有时会在特定的地方，比如说在山顶、家中、神庙，有时也会在和别人聊天时突然陷入沉思，如同老僧入定一般。有一天大清早，他遇到一个问题，就在一个地点呆立不动，凝神默想了一天一夜，他“才扯脚走开”。人们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好奇的人甚至还搬出铺席睡在露天里，悄悄观察他是否站着过夜。他独特的“沉思方式”

俨然成为那个时代最抢眼的“行为艺术”。

苏格拉底是那个时代雅典最着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评论家、持不同政见者，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雅典的良心”。他对周围人们奉若神明的东西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传统的习俗也不屑一顾。他头发蓬乱，胡子拉碴，体型肥硕，身上的袍子总是又脏又破，还喜欢光着脚。可是雅典人并不反感他，许多人都愿意和他聊上一阵，哪怕是被他调侃。苏格拉底一生都没有办自己的学校，但广场、庙宇、街头、商店、作坊、体育馆等，都是他施教的场所。青年人、老年人、有钱人、穷人、农民、手艺人、贵族、平民，都是他施教的对象。

这个温和而有着极大耐性的人，一生的愿望就是将所有的人——无论是国王还是鞋匠都循循善诱于知识的殿堂之上。

苏格拉底也特别愿意充当一个“口头评论家”的角色，他总能在第一时间知道雅典发生的新鲜事，总能拿出一针见血的评论，特别是对那些以社会良心和民众喉舌自诩的政客，他总能一桩桩一件件地剥去他们的伪装和矫饰，让街头百姓听得津津有味。因此苏格拉底的敌人并不比他的朋友少。把那些自我标榜为雅典社会支柱人的思想骗术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甚至成为他的一种癖好。久而久之，他的名字在希腊家喻户晓。他在上午谈到的一些趣事，到了晚上全城人便无人不晓了。有人为他编演了戏剧。他被捕入狱时，全希腊没有一人不对他一生的大小琐事了如指掌。

苏格拉底是西方古典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因为它的出现，哲学变得和过去截然不同。他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对苏格拉底来说，了解自己才是哲学的真正目的。他提出的“认识你自己”的主张，至今还镌刻在德尔斐神庙的入口处。这句话和这座神庙本身，坐落在高高的城堡上，仿佛两个历经沧桑的老人，在天气好的时候，出来晒晒太阳，安详、不言不语，却让见者无不心里一震。

苏格拉底和商鞅生活的时代不过相聚短短的几十年，但人文精神的差别竟然如此之大。他们虽然一位侧重于思想领域，一位投身于政治，但其迥然有别。行为观念背后，却藏着东西方不同的思想萌芽。当苏格拉底苦心孤诣奔波在开启民智、慧度众生的路上时，商鞅却煞费心机地控制社会、愚国弱民；当苏格拉底真心实意地引导人们独立思考、争取思想自由时，商鞅干的却是钳制言论、制造“顺民”的勾当。

在春秋战国诸子中，商鞅和韩非的愚民主张，是最为明确、最有系统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在《商君书·定分》中，商鞅指出；“民愚则易治也。”

此一语直截了当地道出他积极推行愚民之治的真谛所在。在他的观念中，“民强国弱，民弱国强”，“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而弱民的根本手段则是使民“朴”，也就是愚民。他认为，人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只有使广大人民愚昧无知、朴实忠厚，人民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国家和君主，而只能老老实实地听从统治阶级的摆布。这样国家就会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也就会更加牢固。

商鞅变法中的愚民思想，具体有几个方面：一、去礼乐，尚法制；二、禁《诗》《书》，贱学问；三、废好恶，去享乐；四、遗闲去智，按功行赏。

这其中最恶劣的就是第二条“禁《诗》《书》，贱学问”。商鞅认为《诗》

《书》对于国家有百害而无一益，其唯一的作用就是扰乱蛊惑民心，破坏国家法令制度的推行。因此他将礼、乐、《诗》《书》列于国家“六虱”之首，是“亡国之俗”。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好用《诗》《书》，人们就会把精力放在学习《诗》《书》上，最终必定会导致“上无使战，必贫至削”的局面；相反，如果不用《诗》《书》，则“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

在商鞅的心目中人民的“淫”是老百姓强大的重要原因，而他所说的“淫”，就是指人们好学问、有知识、用智巧。关于这一点，商鞅在《商君书·外内》

中，讲得一清二楚。他说：“奚为淫道？为辩智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也就说，他最害怕的就是人们利用自己的才学思想立身处世，显达成名。因此为了弱民，他必须禁《诗》《书》、废学问，他认为，“国去言民则朴，民朴则不淫”（《商君书·农战》，只有这样，才能禁除人民的智巧，更好地削弱人民的抗异力量，增强国家的实力，达到“国必无敌”

的效果。

那么怎样才能使人们轻视学问、废弃《诗》《书》呢？商鞅认为仅靠国家命令强制焚烧《诗》《书》是不够的，还必须采用一些相应的策略与手段，让人们自觉地、心甘情愿地鄙视学问。为此商鞅提出：“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而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家不殆。国家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

同时他还提出禁止儒生、大臣、诸大夫游学、游仕，闭塞人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途径，尽可能让人民愚昧无知，不好学问，使他们专心务农。

更为荒谬的是，商鞅竟主张用奸民治国，说：“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商君书·去强》）这无异于用坏人之治良民，其荒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中西上古社会完全不同的政治改革道路，决定了苏格拉底和商鞅的不同思想观念和个人作为。审判苏格拉底时，他争辩说：“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利。”宽容原本是社会进步、国家繁荣的根本条件，而人类的历史到处是触目惊心的由于不宽容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暴行，他几乎充塞了人类文明的全部时空领域。从阿那克萨戈拉的被囚禁，到苏格拉底的被毒死；从基督徒大批地被尼禄皇帝处死，到十字军血腥的东征；从塞尔维特的被烧死，到再洗礼教徒的被剿灭；从布鲁诺被宗教法庭捆在火刑柱上烧死，到犹太人被希特勒送进毒气室——专制残暴的思想恶魔似乎永无止境地徘徊在人类的头顶。人类究竟何以这样愚蠢而冷酷，竟对种种惨剧熟视无睹，屡屡重犯。

这样做的恶果，是专制之下必定盛产愚民，其实这正是专制的需要，愚民永远是独裁者的社会基础。专制者就是要用各种方式炮制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愚民。谁若不愚，就要消灭。“君临天下”决定一切，就是人们期望“明君贤相”。学者刘泽华精辟地指出，秦以后的中国发展模式是先秦的“圣贤”培养出来的“一颗难噬的酸菜”，这些先秦的圣贤当中，就有商鞅。

（《随笔》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