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为什么跳到岸上，受了惊吓？不知道。但我马上联想到宫庄子的缸鱼，并有种不祥之感。

这期间，在宫庄子负责口述调查的我学院“非遗”中心的研究人员与博士生，还有紧随拆迁跟踪拍摄的摄影家王晓岩，全都恪守职责，而且都有珍贵的收获。王晓岩以镜头为笔，记下宫庄子消亡前这一段日子令人惊愕的视觉日记，他有些照片很震撼。口述史注意加宽了工作面，从更多村民那里记录此时此刻人们的心理心情、所思所想，并从记忆中挖掘其村落史。

像南乡这一片村子，基本属于由最初的聚落式自然村发展成的行政村，基本没有文献记载。它没有文本的历史，只有无形的口头史。口述调查便会成为其“历史”唯一的来源。

虽然此前在我院对王学勤进行口述史调查时，对宫庄子做过村落调查，由于这次调查是“终结性”的，必须做得更加透彻与翔实。

民间传说宫庄子的居民来自山西洪洞，经静海迁移至此。村民中有宫、王、展等几姓。宫姓最大。王姓一家（即王学勤）有家谱。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村民达一百八十户，人口六百六十五人。种庄稼和枣树为生，收入有限，所以人人都学会印制一手好画。主要是给炒米店的名画店加工或提供货源。

年画可以换来现钱，所以每至秋后，大多村民都在家中制版印画，调色挥毫，干起年画的营生。宫庄子知名的年画艺人除去王学勤一家，还有宫宝元、宫凤发、宫凤桐、宫作森等人，但其画作久已失传，无从得见。如果我们再不详尽调查与记录王学勤，恐怕将来最多也只是一个空空的人名而已。

三月十八日上午王学勤来电，说当地搬迁增加力度，他家马上要拆。

三月十九日我赶到宫庄子王学勤家。他显得紧张、踌躇和无奈。一边乡里在加紧催他动迁，一边他还没有找到暂住房。我一头钻进他那个小画室，忽然往日那种魅力已然不在，好像只是待在那里，任人宰割。

我们应该马上对他伸以援手。转天便由去往他家做口述调查的人，捎去一万元。小小一点钱，他竟在电话里哭了半天。

这就促使我与区政府联系沟通，希望对王学勤给予照顾。我强调王学勤是在当今全国各年画产地中都属罕见的“活化石”，如果被这次“城镇化”

过程所泯灭，辄为重大损失。三月二十四日这天，我的希望和意见得到区政府的认同，政府决定给予帮忙，这使我心里踏实一些了。

我忙带人去王学勤家，研究将他小画室原状搬迁到我院跳龙门乡土艺术博物馆的具体办法，而且尽快动手来做，妥善保护这一珍罕的历史文化形态。

这几天，摄影家王晓岩已经天天守在宫庄子和南赵庄，拍摄下大大小小各种动迁中的景象。王晓岩自觉采用“视觉人类学”方式，存录下一切具有见证价值的信息。

拆迁的速度快得叫人喘不过气来。两天之后（二十六日）王学勤就要搬迁了。这两天，他在南边一个村庄租到两间土坯房。周日（二十七日）就要搬走。据说宫庄子村民多半已经人去房空。而且房子都已卖掉。买主当然不是买房，而是买料——砖瓦和木料，买价都很便宜，而且不等人搬完，就已经提着铁镐铁锤去砸墙破屋。

我想，二十七日我无论如何要送一送王学勤一家。这是他与祖祖辈辈创建的家园的永别，也是与生他养他的丹青热土的诀别。在他离去之后，这个家园会立即被推土机推平。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与农耕文明自然存留下来一块原生态的文化空间彻底地分手了。

这天天气尚好，只是风大。原本这种早春的风会把冻了一冬的僵直的柳条吹软，此时却将拆迁的瓦砾堆扬起砂土，使人不敢迎面而对。

往日进了村子好似进入一种软软和无声的梦境。从村口到道路右边王学勤那条窄巷之间的一百米的路上，大多时间只有树影笼罩，偶尔才有一条狗几只鸡穿过，静静的，罕见人影。此刻，村口已乱哄哄停了许多卡车，一群群人或坐或站，聚在那里说话抽烟。这些都是闻讯赶来拆房买砖的外地人，也有本乡请来的搬迁人员。这些搬迁人员由于“执行公务”，显得硬气。往往来自外地折腾建材的人要和他们搞好关系才能从这大规模的动迁中得到好处。

今天车子是无法进村了。村中多家正在搬家装车，到处是人，而且谁也不管谁，都是自顾自，叫着喊着招呼着自家的人。

待进了王学勤的院子，颇有“散了架”的感觉。几间屋子里的家具物什都已搬到外边的车上，剩下的一片狼藉，全是一时弄不清是该要还是该扔的。

王学勤有一种六神无主的神气，见到我上手一把抓住我的手，用他惯常的大大咧咧的口气说：“不要了，全是不要的了。”

像他这样贫穷的农民，破破烂烂的东西放在一起还是个满满腾腾、热乎乎的家，一旦拆开往外搬，好像全不成样。有如美丽的鸟巢拆散，全成了一堆碎枝烂草。那么他失去的是什么？他此刻有从此改天换地过上好日子的感受吗？

我忽然想到他的画室那间小屋。

这画室已经整体地搬进跳龙门乡土艺术博物馆了。尽管是些竹筐、木凳、色罐、笔刷、门子、枣刺钉、玉米坠儿以及一些缸鱼的半成品，但它们却能立即组成农耕时代贫苦农民的罕见的一方艺术天地。

此时再入他的画室，已是人去楼空，只剩下一些花花绿绿、层层叠叠数十年作画时贴在墙上的老年画。我们原想把这些墙体或墙皮也保存下来，但墙皮松脆，技术上解决不了。这些历史的遗存注定不久就要化为尘埃。我便请王学勤与我在这神奇的小屋里合影留念。王学勤明白我的意思，他去取了一张缸鱼，与我拿着画，在闪光灯里告别历史，也定格历史。这一瞬，我扭头却见他苍老的脸上一片悲哀与苍凉。

据说这几天他在村里跑来跑去，给每一户世代同村的老乡送去一张缸鱼。

可能我们不懂临别时为什么赠一张画，但唯他们才是真正的艺术的知己。在数百年间，这条通红的大缸鱼不是一直在他们心灵之间游来游去吗？缸鱼是宫庄人乡情特有的载体。

他告诉我从此不再种地了，农具也全扔了，卖也没人要。自家枣树还能再收一次枣，随后连枣树也不属于他了。这些老枣树给他家结了十多辈子的枣，今后也一定像他那头骡子一样——不知归谁了。

原本隐含在这个北方汉子满脸深深的皱纹里的一股悲凉和怒气，此刻散发了出来。

这次来送王学勤，没想到意外还碰到两件事，印象殊深。

一件事是一位本村的宫姓人家，听说我来，拿来约三十份契约书给我看。

多数是分家契约。这些写在早已变黄的薄绵纸上的古老契约，给他用手捏着，连个纸套也没有，从中看出宫庄子的贫困。他把契约铺在炕上，一份份打开给我浏览。时间较早的竟有清代乾隆的纪年。我从一份乾隆二十七年宫家（宫鸿业与其侄宫懋勇）的分家契约中，竟然发现有“老作坊”和“画铺”的字样。

当即认定这份契约十分重要，它证实了宫庄子在乾隆年间已有作坊和画铺，表明宫庄子当时画业的规模。

在现有的杨柳青年画文献史料中，从来没有任何文字性材料可以佐证此地年画具体的历史状况。此文献应是首次发现。

也正是人们在离开故土故园时，才对自己的由来进行追究。这追究不正是要抓住自己的历史吗？不是由于城镇化浪潮冲击带来的心头的渺茫与失落，才迫使人们去寻找自己在这块土地的根吗？然而，愈是寻找就会愈痛苦愈失落，因为人们马上就与这块世代生存的土地“永不相关”了。

第二件事是一位六十多岁的男子找来。向我哭诉关于修建二道爷塔却一直得不到允许的事。

我知道宫庄子关于二道爷的传说。相传清代村里一位人称二道爷（本名宫天庶）的人，孤独一人，然而人品高尚，一生做尽好事，死了之后，村中人集体捐修一座塔纪念他。这塔后来就成了村人心中的一座有求必应的神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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