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千年一梦(1)

作者:易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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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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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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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878字

——读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


我们曾经拥有


武侠的事要由文人来说,这多少有点滑稽。文人和武侠,至少看起来是一对矛盾。习武的少有文化,学文的难免孱弱。文人当中有没有习武的?有,但不多。多数是手无缚鸡之力。就算有那么两下子,大约也不能飞檐走壁,使刀弄枪,百尺之外取人首级。1990年初,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的一只皮箱在广州火车站被人当面抢走。平原兄目瞪口呆之余,竟是徒唤奈何。更有戏剧性的是,这只皮箱里装的,恰恰是他研究武侠的资料和草稿。可见平原兄虽然熟读武侠,眉宇间也因此有了些英武之气,却是连一个小毛贼也镇不住的,以至于有好事者替他撰得半联:“车站遭劫平原君恨不早养士。”这才是让人啼笑皆非!


看来,陈平原先生将自己研究武侠类型的著作名之曰《千古文人侠客梦》,确实精当而又有深意。近年来,北大同人好言武侠者甚众。衮衮诸公,或执判官笔,或发绿林柬,或登坛说法,或华山论剑,很是弄出了些动静。这或许也可以看作一种“与时俱进”。但若论头脑之清醒,治学之严谨,持论之公允,愚意以为或当首推陈平原。中国人做学问是很用心很投入的,结果不是爱屋及乌,便是日久生情。于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研究什么,便认为什么最好。比如研究金圣叹的,便认为金圣叹天下第一;研究王夫之的,便认为王夫之举世无双;研究武侠的,则往往把自己也封了“大侠”。其实,平原兄要封侠,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因为他的老老前辈——平原君,便与“侠”颇有些瓜葛。然而平原兄却并不因这瓜葛而以平原君自居,反倒告诉我们,所谓“武侠”,其实是一个梦。而且,这个梦还是文人编造的,虽然武侠常常被看作“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所谓“千古文人侠客梦”,我以为便当作如是解。


这就带来了三个问题:第一,武侠是梦吗?第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梦?第三,这个原本要靠武力来圆的梦,为什么竟是文人编造的?


先说第一个问题。


武侠是梦吗?是。这话的意思,不是说历史上不曾有过侠或侠客。侠或侠客这种人,大约是有的,司马迁和班固都给他们立过传。不过司马迁和班固并不管他们叫“武侠”,而叫“游侠”。因为这些人并无盖世武功,行侠亦不仗剑。仗剑的是刺客。刺客是要杀人的,因此要有武艺。如果武功不过硬(比如荆轲),还会让人遗憾。不过刺客虽有武艺,却不一定行侠。比如春秋时吴国的刺客专诸,为公子光篡位而刺杀王僚,就很难说有什么侠义可言。侠客则相反。侠客一定要行侠,却不一定杀人。汉初大侠朱家就不杀。另一个大侠郭解,虽然年轻时“所杀甚众”,后来却“折节为俭(克制约束自己),以德报怨(以恩惠回报怨恨),厚施而薄望(奉献多,要求少)”。直到这时,他才被人们视为大侠,也才有了威望。胡乱杀人那会儿,是只能被看作“愣头青”的。


由此可见,侠客和刺客有着本质的区别。侠客行侠,但不必仗剑;刺客仗剑,却未必行侠。侠客可以“侠而武”(如郭解),也可以“侠而不武”(如朱家);刺客可以“武而侠”(如荆轲),也可以“武而不侠”(如专诸)。对于侠客来说,侠(侠义、侠胆、侠骨)远比武(武功、武艺、武力)重要。同样,侠客和流氓也有本质区别。简单来说,侠客行善,流氓作恶;侠客行侠仗义,流氓为非作歹。因此,尽管他们都是“江湖中人”,却不可同日而语。侠客因为以侠义为己任,故而都有些霸气。流氓则未必。低级流氓是一点霸气也没有的。比如地痞、无赖、泼皮、光棍之类,就只有“赖”和“痞”,没有“霸”。高级流氓虽然“霸”,却只能算是“霸道”,不能算是“霸气”。可见即便同为“霸”,流氓和侠客也不相同。流氓是“恶霸”,侠客则是“善霸”。总之,真正的侠,崇尚、依靠的是道德力量和人格力量,不是武力和暴力。他们追求的,也是道德理想和人格完善,不是功名利禄、富贵荣华。


事实上,侠是一种身份(侠客),更是一种精神(侠义)。所以,不但游侠讲侠义,不少贵族和官员也讲。比如张良,“为任侠”;季布,“为气任侠”;窦婴,“任侠自喜”。什么叫“任侠”呢?就是以侠义为己任。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舍己为人,“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二是信守然诺,“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三是功成身退,“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西汉时的大侠郭解就是这样。司马迁说郭解受人之托,但凡可以办的,立即就给人办了(事可出,出之)。不能办的,也要让各方满意(不可者,各厌其意)。而且,一定要把事办了或者让各方都满意以后,才肯接受别人的酒食(然后乃敢尝酒食)。另一位大侠朱家,就更是道德高尚。他存活的名士上百,庇护的平民数千,自己却“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见到被自己救助过的人,立即就躲起来。如果对方富贵了,则“终身不见”。再如剧孟,是但凡有人来求,一定挺身而出,决不装着不在家,或者以“父母在,不远游”为托词的。正因为如此,当时朝中的一些大臣(如周亚夫)或社会上的一些名士(如袁盎),便都和剧孟结为“生死之交”。袁盎也是做过大官的。他和窦婴一样,都是朝中之侠。他们的故事,我在《明月何曾照沟渠》一文中讲过。


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侠了。这样一种侠,我们是曾经拥有的。他们或在朝为侠士(如袁盎、窦婴),或在野为侠客(如剧孟、郭解),但都讲侠义。实际上当时朝野的界限并不那么分明,侠士和侠客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比如鲁国的侠客朱家,就帮过楚国的侠士季布。季布这个人,也是“为气任侠”的。他原本是项羽手下的将军,曾多次痛击刘邦,打得刘邦狼狈不堪。所以项羽兵败后,刘邦就悬赏千金购买季布的人头。而且下令,有胆敢隐匿季布者,灭三族。季布没有办法,只好听从朋友的建议,剃去头发,戴上铁箍,扮作囚徒,作为奴隶卖给朱家。朱家知道此人就是季布,却不说穿。妥善安顿以后,驱车前往洛阳,游说刘邦的近臣夏侯婴,终于救得季布性命。获救的季布被刘邦任命为郎中,后来还当了河东郡守,朱家却从此不再和他见面,因为一个真正的侠,是必须功成身退羞言报答的。


这样一种侠义和侠情真让人神往,可惜并不讨皇帝喜欢。事实上,正是由于王朝和官方的一再严厉打击,侠才终于由现实变成了梦想。


魂断侠缘


对侠的镇压始于何时,现在是不可考的了,正如我们无法确知最早的侠客是谁,但可以肯定不晚于韩非子的时代。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建议君主们将其赶尽杀绝。其实就算韩非子不说,坐稳了江山的帝王也会下手,因为他们是既不喜欢刺客也不喜欢侠客的。道理很简单,刺客作为职业杀手,一般并无是非观念。他们只忠于雇主,却不管该杀不该杀。雇主则只考虑能杀不能杀,也不管该杀不该杀。如果他能买到武林高手,自己又正好觊觎皇位,或者与“当今圣上”有仇,便会把国王和皇帝也列入黑名单;而只要世界上有刺客,所有的皇帝在理论上便都有被杀的可能。秦始皇岂非就差一点被荆轲所杀?其实就算他们不杀皇帝,王朝也不能容忍这些人的存在。你想啊,如果满街都是刺客,天天都有谋杀,则如王法何?生杀予夺之权是必须牢牢掌握在国家手里的,岂能由着一帮亡命之徒自作主张?所以皇帝不喜欢刺客。便是现代民主国家,也容不得他们。


那么侠客呢?侠客追求道德境界和人格完善,难道也不好?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不是都主张“以德治国”吗?这当然不错,但你得弄清楚治国的主体是谁。王朝时代的国家是由谁来治理的?显然不是侠客。侠客是民不是官,他们是被统治者,不是统治者。因此他们再有道德,也不能治国。如果他们居然治起国来,那就是僭越,甚至不能算是有德。中国传统道德十分讲究名分,因此也叫伦理。伦理就是尊卑有序,官民有等,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德目,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侠客作为民,其道德要求主要是臣服,是安分守己效忠王朝,谁让你多管闲事打抱不平呢?可见,自以为有道德的人,也未必讨人喜欢。


其实,侠客不讨皇帝喜欢,恰恰就因为他们讲道德,有人格。我们知道,道德和人格是有凝聚力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政治就最讲道德人格的凝聚力,比如“以德服人”“以柔怀远”。但我们也要记住,在帝国时代,这种凝聚力只能属于王朝,属于皇上,不能属于其他任何人、任何集团。然而在西汉初年,侠客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却大有超过皇家和朝廷之势。比如朱家,声望极高。京师以东各路英雄豪杰,几乎无不盼望与之相识(莫不延颈愿交)。剧孟,名气极大。周亚夫平叛时得到他的支持,就像得到了一个势均力敌的国家(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郭解,交游极广。公卿郡县,都争着为他奔走效劳(争为用)。季心,人缘极好。千里之内,侠客壮士都愿意为他而死(士皆争为之死)。这就无疑犯了帝国的大忌。我们知道,一个开国元勋或朝廷重臣,如果“功高盖主”,尚且难免杀身之祸,一介草民如果“横行州域,力折公侯”,那还了得?


侠客们获得如此威望,当然是因为他们讲义气,重然诺,轻生死,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行侠仗义,救苦救难,而且不避艰险,不计报酬。所以司马迁认为,像朱家、剧孟、郭解这样的人,虽然其行为不符合正统观念(其行虽不轨于正义),也常常触犯王法(时扞当世之文罔),但个人品质无可挑剔(然其私义廉絜退让,有足称者),享有盛誉是名副其实(名不虚立),受人拥戴也是理所当然(士不虚附)。问题是,并非所有号称侠客的人都这样,也有恃强凌弱、横行霸道、仗势欺人的。王朝要镇压这些恶霸,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更为严重的是,在西汉初年,侠客们不但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与黑社会无异,还往往与权贵合流。《汉书·游侠传》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吴濞就是吴王刘濞,淮南就是淮南王刘安。他们和代国丞相陈豨一样,都是造过反的。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虽没造反,却也是危险分子,因为他们都养士,都结交豪侠。这同样犯了王朝的大忌。因为身为朝廷重臣,只能“存公谊”,不能“结私交”,更何况其所结交的,还是原本就有暴力倾向,甚至形成暴力团伙的侠?


这就必须镇压。即便宽容如文景(汉文帝、汉景帝),也不能任由他们星火燎原。事实上汉文帝即已开始打击侠客,郭解的父亲就是被文帝所杀(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景帝也对游侠大开杀戒(尽诛此属)。汉武帝当然更不会手软,郭解就是被他杀的。汉武帝早就想杀郭解了,只是逮不着机会,只好将他迁居茂陵。当时的政策,是家财三百万钱以上的豪强,都必须迁往茂陵,以便“内实京师,外销奸猾”。郭解的家财不足三百万钱,却榜上有名,大将军卫青便帮他说情。谁知这下子却帮了倒忙。汉武帝说,好嘛!一介平民,居然能让大将军来做他的代言人,“此其家不贫”!


于是郭解只好走人。这时,他的好人缘再次帮了他的倒忙。郭解动身时,前来送行的不计其数,赠送的路费竟多达一千多万。入关以后,关中的贤达豪杰,不管认不认识他的,都争先恐后抢着前来结交。这个风头出得实在是太大了,足以让高层震怒。我们知道,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徙豪强居茂陵,目的之一就是要削弱地方上的非政府力量。如果越是打击,他们的势力越是强大,拥护的人反倒越多,那还得了?因此我相信,汉武帝这时一定恨得咬牙切齿,而诛灭郭解的机会也很快就到来。有个儒生,因为背后对郭解出言不逊,竟然被人杀死,还被割了舌头。这事当然不是郭解干的。案发以后,凶手不知去向,郭解也确实不知何人所为。然而御史大夫公孙弘却说,郭解不知情,比亲自去杀的罪还大。这话看起来是混账逻辑,其实未尝没有道理。因为此案意味着郭解的声望、权势、影响已经大得吓人,什么事情都不必他亲自出马,甚至不必让他知道了。那么,普天之下谁能有如此权威呢?皇帝。皇帝能有两个吗?不能。结果,郭解被满门抄斩(族灭),罪名是“大逆无道”。


郭解大约是最后一个真实的侠(梁启超就认为中国的武士道起于孔子终于郭解)。此后虽然“为侠者极众”,但按照司马迁的说法,都是些傲慢无礼不足称道的人(敖而无足数者),甚至是当年朱家他们羞与为伍的流氓[乡(向)者朱家之羞也],要不就变得文质彬彬起来(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古之侠道,一蹶不振。班固以后,正史甚至不再为侠客作传,侠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


谁之梦想


东汉以后,历史上就当真没有侠客了吗?这话要看怎么说。


毫无疑问,正史不载,不等于其实没有,但可以肯定:第一,真实的侠虽然还会有,却不过散兵游勇,成不了气候;第二,侠的精神还在,却不一定体现在侠客身上;第三,侠客将主要出现在文学作品当中,并因此而造就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武侠。也就是说,司马迁以后,侠作为一种现象,已不是现实,而是梦想。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梦?


这就要弄清楚我们为什么要有侠客。为什么要有呢?因为谁都可能会有“不测风云,旦夕祸福”,谁都可能会有无奈和无助的时候。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就是“缓急,人之所时有也”。所谓“缓急”,其实就是着急、为难、飞来横祸、束手无策等等。这是连舜帝、伊尹、管仲、孔子这样的圣贤都会遇到的事情。如果是寻常百姓,手无寸铁,既没有功夫,又没有权势,还生活在“乱世之末流”,遇难的可能性就更高了(其遇害何可胜道)。这时,我们当然很希望有人来救助,而且最好这人还是“职业救星”。因为见义勇为的人虽然每个时代都有,但有其“义勇”未必有其“能耐”,更不可能有事没事都在四处闲逛,专打抱人间不平。这就不大靠得住,不能让人放心。


让人心里踏实的是侠客。第一,侠客就是干这个的。所谓“任侠”,所谓“以侠义为己任”,便有“专司此职”的意味。所以朱家“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岂非“职业救星”?第二,侠客多半有此能力。他们要么有威望,人多势众,一呼百应;要么有功夫,飞檐走壁,以一当十;要么有奇术,见血封喉,撒豆成兵。这就不怕救不了你。第三,他们不辞劳苦,不避艰险,不计报酬,甚至不要你感谢。你可以放心地让他来搭救,不必有任何心理负担。这样的好人好事,谁人不想,谁人不愿,谁人不盼望呢?


如此救星何处寻?大约也只能存在于神话之中。比如观音菩萨,就是“职业救星”。观音大慈大悲,有行侠的愿望;千手千眼,有行侠的条件;法力无边,有行侠的能力;救苦救难,有行侠的实绩。所以,观音菩萨就是最大的侠。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侠客杀人(当然杀的都是坏人),菩萨不杀。菩萨是“佛门身份,侠客责任”,侠客是“阎罗手段,菩萨心肠”。侠客和菩萨,都是人们的“救星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