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夏坚勇《湮没的辉煌》

“小人物”不小

前两天重读了夏坚勇先生《湮没的辉煌》一书。1我一直认为，夏先生的“历史大散文”，无论气度还是识见，都在某先生的“文化大散文”之上，然而影响和销量却不可同日而语。这不公平。但正如夏坚勇先生自己所说，“世界上不公平的事太多了，叹息也没用”。

还是言归正传，先说说为什么会有写这篇文章的冲动。

夏坚勇先生书中的第一篇文章，叫《寂寞的小石湾》，讲的是清顺治二年即公元1645年的事。那时清军已然入关，铁马金戈长驱直入所向披靡，“自京口（今镇江）以南，一月间下名城大县以百计”。那些守城之将和守土之吏，则“或降或走”，正所谓兵败如山倒，降将如云集，就连大学士领兵部尚书衔（相当于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史可法领导的扬州军民实际上也只战斗了一天（史可法本人则以身殉国）。“古城扬州的尸山血海，不是由于惨烈的两军决斗，而是由于八旗将士野蛮而潇洒的杀人表演”。然而这支战无不胜的铁骑在江阴城下却遇到了最顽强的抵抗。六万义民面对二十四万清军，孤城困守八十一天，使清军连折三王十八将，死七万五千人。城破之日，义民无一降者，幸存者仅老幼五十三口。这真是何等的惊心动魄，气壮山河！而领导这次抵抗的，竟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前任江阴县典史（正科级公安局长）阎应元。

阎应元是被俘后英勇就义的。而且，因为不肯向清廷贝勒（亲王、郡王之下，贝子之上的第三等贵族）下跪，被刺穿胫骨，“血涌沸而仆”，却始终没有弯下膝盖。另一位吴中义军领袖孙兆奎的表现则令人拍案叫绝。他差点没把“贰臣”洪承畴活活羞死。洪承畴是早期降清官员中职位最高也名气最大的。他在松山被俘投降后，崇祯皇帝以为他死了，曾下令为他建“昭忠祠”，没想到他根本就没有“成仁”。孙兆奎被俘后，洪承畴来审问他，说：你从军中来，可知在扬州守城的史可法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当时谣传史可法未死）？孙兆奎的回答是：你从北方来，可知在松山殉难的洪承畴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洪承畴恼羞成怒，急忙将孙兆奎推出辕门问斩。阎应元不过卸任典史，竟使清人折三王损十八将；孙兆奎不过被俘义军，却视手握生杀予夺之权的督帅如行尸走肉，这真是许多人想不到的事。

同样出乎满洲亲贵们意料之外的是：在胜利者屠刀面前宁死不屈宁折不弯的，除了阎应元、孙兆奎这样的铮铮铁汉，还有许多手无缚鸡之力、操着吴侬软语的文弱书生，如绝食而死的浙江绍兴人刘宗周，召募义兵的浙江余姚人黄宗羲，起义抗清的江苏昆山人顾炎武，还有以隆武朝武英殿大学士身份在江西抗战被俘的福建漳州人黄道周。黄道周对付洪承畴的办法更绝，根本就不给洪承畴开口劝降的机会。他在囚室门外手书一联，道是“史笔流芳，虽未成名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

这是谐音、嵌字联。“终”谐音“忠”，“成仇”谐音“承畴”。上下联第一个字和最后三个字连起来，就是“史终可法，洪反成仇”，谐音“史忠可法，洪反承畴”，意谓“史可法忠，洪承畴反”，同时也表明史可法终究是可以而且应该学习的（史终可法），不像洪承畴这样“不能报国反成仇”（洪反成仇）。按照当时的道德观念，一个士大夫，“不能报国”已是奇耻大辱，岂能“反目成仇”，视故土为敌国？简直就是忘恩负义，认贼作父！被骂作“洪成仇”的洪承畴无地自容，只得将黄道周处死。黄道周遥拜孝陵，然后端坐红毡之上，神色自若，从容就义。

这又是何等地让人震撼！

在我看来，自称日月双悬的“明”，乃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和最沉闷的朝代。明代的皇帝也没有几个是好的，不是残忍（如洪武），就是暴戾（如永乐），不是荒淫（如正德），就是迷信（如嘉靖）。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算是勤政，却刚愎自用，滥杀无辜（抗清名将袁崇焕即被他所冤杀），南明小朝廷更是昏庸腐败得一塌糊涂（比如弘光帝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发动群众抓蛤蟆来给自己配制春药、被称作“蛤蟆天子”）。那么，大明的子民们又凭什么要为他们卖命？

事实上这里面并没有多少报恩的成分。正如夏坚勇先生所说：“要说这些人受了朱明王朝多少恩泽，实在没有根据。在此之前，他们大多‘处江湖之远’，郁郁不得志。相反，倒是那些旧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屁股转得比谁都快。”这话是意味深长的，但夏先生做出的解释，却为我所不能完全同意。

为谁死节

夏坚勇先生的解释是：之所以权贵者纷纷倒戈，而刘宗周、黄宗羲、顾炎武这些文弱书生却奋起反抗，就因为后者是文化人。他们捍卫和祭奠的“不仅仅是一个张三或李四的王朝，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而江南又一向是文化人成堆的地方，当此旧王朝覆灭之际，江南的文化人自然成了送葬队伍中最为痛心疾首的一群”。

这其实也是相当流行的一种看法。比如王国维的死，便也被解释为殉文化而非殉清廷。在这些文化人看来，中华文化（或者说汉文化）是极其伟大并富于魅力的。不但本民族的人钟情珍爱，他民族的人也仰慕崇拜，正所谓“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往往不约而同地举出康熙为例，说明“巍巍荡荡的汉文化”是如何使一个征服者被征服。夏坚勇《寂寞的小石湾》和余秋雨《一个王朝的背影》都异口同声地这么说。夏坚勇说：当康熙皇帝津津有味地批阅江宁奏折时，“那种对汉文化难以抑止的热情也流泄得相当充分”。余秋雨则说，康熙亲政时，大清朝廷“奇怪地流泻出一种压抑不住的对汉文化的热忱”。这真是何其相似乃尔！一个说“流泄”，一个说“流泻”；一个说“热情”，一个说“热忱”；一个说“难以抑止”，一个说“压抑不住”，简直如出一辙。中华文化既然如此灿烂辉煌，举世无双，那么，为之倾倒，为之献身，为之殉节，甚至因之而改变对一个政权的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能说这种说法没有道理，更不能说它没有根据。事实根据是：当康熙皇帝对汉文化那种“难以抑止”或“压抑不住”的“热情”或“热忱”被文化人真切地感受到时，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开始放弃了对抗。曾经与清廷不共戴天的黄宗羲，甚至还让自己的儿子黄百家进了皇家修史局，参加康熙布置的编修《明史》工作。这就反过来证明，黄宗羲他们当初反清，正是为了捍卫汉文化。现在汉文化已安然无恙，而且康熙们对汉文化的热爱甚至还超过了汉人自己，那又反他做甚？

理论根据则在孔子那里。孔子是认为文化高于种族，也高于政权的。比如孔子的两个学生子路和子贡都认为管仲“不仁”。因为管仲辅佐的公子纠被杀后，管仲非但不像另一位师傅召忽那样殉节而死，反倒投靠了有着“杀君之仇”的公子小白（后来的桓公），怎么能算是“仁”呢？孔子却说，要是没有管仲，我们这些人只怕都早就披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了！可见在孔子这里，衣襟向哪边开（文化），至少比谁当国君（政权）重要一些。总之，文化是第一位的，王朝是第二位的。王朝的灭亡没什么要紧，只要文化不亡就好。

但我对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向来就很怀疑。如果当真如此，那么，当汉民族政权交替的时候，是不是就没有死节之士了呢？我看未必。想想方孝孺就知道。他可是因为反对朱棣“篡位”而被“诛灭十族”的。还有陈迪、齐泰、黄子澄、茅大方、景清、连楹（这两个甚至身藏利刃和朱棣以死相拼），多了！说起来，这还只是皇族内部自相残杀，不管谁胜谁负，做皇帝的都姓朱（用朱棣的话说就是“此朕家事”），并非江山易主，也不关文化什么事，然而照样有人以身相殉。宫廷政变尚且如此，改朝换代那还得了？

其次，刘宗周、黄宗羲、顾炎武他们热爱自己的文化，难道洪承畴就不热爱，是忍心看着这文化灭亡的？恐怕也说不通。洪承畴被俘后，一开始也是拒不投降的，还曾经以绝食相抗争，但后来终于降了，我想这里面应该没文化什么事。实际上那时抗清的文化人不少，降清的同样多，比如钱谦益就是。说洪承畴不钟爱汉文化已是不通，说钱谦益这样“吃文化饭”的人也无所谓，只怕是更不通了。

再次，你说刘宗周、黄宗羲、顾炎武他们是为捍卫和祭奠中华文化而抗争和死节的，那么，阎应元、孙兆奎他们呢？难道也是？不像吧？阎应元其实没有多少文化，就连夏坚勇先生自己也认为他的寺壁题诗“很可能是后人的假托或杜撰”，就像我们的记者总喜欢为英雄人物编几句“豪言壮语”一样。他也不是应文化人之请而是应义民之邀回江阴主持大局的。在我看来，阎应元、孙兆奎他们起兵抗清，其直接原因，恐怕更多的是不愿意看见大好河山落入异族之手，看见故乡被践踏，家园被蹂躏，亲人被荼毒，没文化什么事。再说了，倘若他们果真为文化而死，而后来事实又证明清人其实是尊重并弘扬中华文化的，那他们岂不是死得冤枉，是死于自己的偏见或历史的误会？

文化当然是重要的，但不是根本；为文化而死的人也有（刘宗周可以算一个），但不是全部。文化并不决定一个人是战是降。就说法兰西，不也有着灿烂辉煌的文化吗？然而怎么样呢？法国作家皮埃尔·米盖尔在《法国史》中对此有相当坦率的记载：二战初期，两名骑摩托车的德国国防军士兵就足以使一座城市投降，而法国士兵向德国人开枪，群众却报以责骂。不久前电视台播出的一段资料片也有一个场面：诺曼底登陆被俘的盟军士兵被荷枪实弹的德国人押着游街示众，当地民众则对来解放他们的被俘者报以谩骂、唾沫、拳脚相向，扑上去厮打的还有几个妇女。这个时候，伟大的法兰西文化到哪里去了呢？

实际上，文化远非如文化人说的那么重要。一个民族并不因为有了灿烂辉煌的文化，就能保证大家都为捍卫这种文化而捍卫这个国家。伊拉克如此，法兰西如此，我们也一样。

这就需要挖掘更为深层的东西。

认死理的人

还是回到夏坚勇那《寂寞的小石湾》。

我相信，当夏坚勇先生写下这样一个标题时，他的心情一定是沉重甚至有些悲愤的。因为对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江阴抗战，洋洋大观的《明史》和《清史稿》竟“不着一字”，典史阎应元的坟茔自然也是无处可寻，正所谓“被西风吹尽，了无尘迹”。官修史书总难免势利，像阎应元这样的“正科级干部”命中注定只能身后寂寞，似乎“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大人物能以气节相许，便相当难能可贵，而小人物则合当提着脑袋去冲杀”。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国难当头时，挺身而出并以身殉国的，往往不是那些享受了这个国家种种好处的人，而是平时并不得志的民间人士，是那些“处江湖之远”的寻常百姓和文弱书生。夏坚勇不无愤慨地说：“太平盛世，天下是达官贵人的天下，可到了国将不国的时候，天下便成老百姓的了。”这话说得真好！我以为，这才是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最好注脚——国家兴盛可以分红时，匹夫无份；国家危急需要救难时，匹夫有责。

说清这一现象的成因无疑是太费商量的事，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即达官贵人们多半是从利害关系去考虑问题的。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但这只有林则徐这样高风亮节的官员可以做到。其他人呢？对不起，恐怕是利则趋之祸则避之。这前提，则是官员与国家之间原本有利害，有祸福。匹夫们却没有。匹夫们既然原本就“无利可图”，那么，到了紧要关头，所能考虑的（如果他们真能考虑的话）也就只有一个字——义。

义，按照庞朴先生的解释，就是“宜”，也就是“理该如此”或“理所当然”，因此也是“理”，合起来就叫“义理”。实际上，前面说的那些民间人士，那些庄稼汉和读书人，之所以比某些大人物（如洪承畴）更有气节，就因为他们“认死理”。庄稼汉认的是这样一个死理：“脑袋可以不要，但膝盖是不能弯的。”读书人认的死理，则是黄道周临刑时咬破食指血书的八个字：“纲常千古，节义千秋。”正因为认死理，他们不但和外族军队斗，也和本朝皇帝争。比如明万历年间，朝中大臣（主要是那些坚持儒家正统观念的“方正之士”）就为“立储”一事和神宗皇帝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斗，坚决不许他“立爱不立长”。乌纱丢掉了，屁股打烂了，仍前仆后继不依不饶，直到最后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储君才罢休。

现在看来，这种争论实在无谓甚至无聊。长子当又怎样？次子当又怎样？凭什么就非得“有嫡立嫡，无嫡立长”？长子就一定聪明仁厚，利国利民吗？次子就一定昏庸暴戾，祸国殃民吗？没道理嘛！所以是“死理”。但“认死理”之所以可贵，就因为认的是“死理”。如果是“活理”（比如“识时务者为俊杰”之类），就没什么了不起。再说，当时他们可以认的，也只有这一条“死理”。

所以我们对于上述书呆子们（也包括同样“呆气”的其他人）的认死理，要有一个辩证的看法。“纲常”、“节义”之类的东西是必须评判和抛弃的，但在它们被认为是“天理”的时代，对这种“非理之理”的坚持本身，却是一种应该肯定的精神。也就是说，他们所认之理是不是“真理”，是一回事；他们该不该坚持，则是另一回事。这和“服从真理，修正错误”并不矛盾。服从真理的前提是“服”，然后才是“从”，即“心悦诚服”，然后“从善如流”。明知是错，仍不承认，是“文过饰非”，不叫“认死理”。明知正确，却不坚持，也不是“服从真理”，叫“随风倒”。我们推崇的“认死理”，有一个本质特征，就是那“理”必须是坚持者本人认定的，包括别人灌输而他本人又真诚地接受（比如纲常伦理）。至于这些东西是否合理，则另当别论。重要的，是精神。

不要小看这种精神的力量。实际上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历尽苦难却又屹立不倒，我们民族的文化之所以屡遭毁坏却又延绵不绝，原因之一就是几千年来总有人认死理。“秉笔直书”的太史公是，“执法如山”的强项令是，“倔头倔脑”不肯投降的庄稼汉是，“呆里呆气”据理力争的读书人是，宁可得罪人也要“讨个说法”的农妇秋菊，也是。其共同特点，是认准了的事，撞到南墙也不回头。这是一种使任何正派人都会肃然起敬的精神，也是一种使侵略者和专制者最后都不能不却步的精神。因为“你这边刀上的血还没有揩去，他那边又把脖子迎上来了”，你总不能无休止地杀下去吧？结果，强权政治虽能逞凶逞快于一时，最终却只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或垂下自己手中滴血的屠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