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刘韵珂的技巧和心眼也给他带来了麻烦。他担任闽浙总督后，继续用对付皇上的办法搞“曲线救国”，用“阴柔之策”对付“英夷”。表面上，他遵守条约让福州通商，背地里却做尽手脚，让英美商人无利可图，以致1855年福州的贸易额仅为三十七万元，1856年、1857年竟无一艘“番舶”光顾。刘韵珂对此十分自得。他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扬扬得意地说：“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之地，不令非我族类实逼处此。”

可惜他这一套到了咸丰朝就吃不开了。登基未久的咸丰皇帝要的不是这种鬼鬼祟祟的伎俩，而是堂堂皇皇的胜利，而朝野上下对刘韵珂的“媚夷”姿态也久为不满。刘韵珂混不下去了，称病请假。咸丰皇帝看穿他的把戏，将计就计，打发他回老家“调理”，而且一“调理”就是十二年。等到同治朝他再复出时，已经不可能有所作为了。

这可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刘韵珂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制度的悲剧。作为专制制度中人，刘韵珂辈做人的最高境界不过就是“乖巧”。“乖巧”之人想得出来的“制敌方略”和“锦囊妙计”，大约也只能是些“阴招”。刘韵珂靠着这一套在官场上混，也许还能如鱼得水。一旦置身于一个全新的国际大环境，就总有一天会混不下去。即便咸丰皇帝不让他“回家养病”，他迟早也会在别的什么地方崴了脚。

笑脸与鬼脸

如果说倡言“抚事”已属不易，那么，操作“抚局”就更是为难。

事实上，当钦差大臣耆英接受了“抚夷”的使命后，他就立即发现自己其实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桀骜不驯的“逆夷”不肯“就抚”；另一方面，自以为是的皇上又不愿让步。两边的来头都很大。“前者以兵势追之，后者以权势压之”，夹在中间的耆英等人两头受气，也就只好如茅海建先生所言，对“鬼子”扮笑脸，对“主子”做鬼脸了。

耆英等人如何对“鬼子”扮笑脸，《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多有描述。但我认为其中最可笑的，是两江总督牛鉴在1842年8月6日发给英国“全权公使大臣”璞鼎查的照会。牛鉴在照会中说，这一次“和好通商之事”，不但江南带兵之员，便是“扬威将军”奕经，也都不敢上奏的。是我牛鉴不顾后果，“三次冒死据实陈奏”，我们万岁爷才恩准了。然而，当此“讲和之际”，“贵国大邦兵船忽然来到，是使本部堂一番好意，反启兵端”。于是牛鉴质问道：“试问贵国信在何处，义在何处？”

牛鉴的话说得振振有词，然而今天看来却极为可笑。按照牛鉴的逻辑，如果不是我牛某人“三次冒死据实陈奏”（其实并无此事），你们这些“逆夷”想要“讲和”，原本是讲不成的。那么，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我牛鉴“冒死陈奏”的面子上，也该客气一点吧？你们倒好，恩将仇报，把兵船都开来了！这岂不是太不够哥们儿，太不够意思，太不给“本部堂”面子，存心要破坏和谈的“大好局面”吗？岂不是把我的一片好心全都当成了驴肝肺吗？

听听，听听，这都是些什么话！这哪里是“天朝大吏”办外交，简直就像是江湖黑帮“吃讲茶”！至于谴责对方破坏和谈的“大好局面”，则更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鬼子”是不吃这一套的。牛鉴此言，岂非“对牛弹琴”？

更不像话的是，牛鉴把皇上和同僚都给“卖”了。按照他的说法，皇上不肯言和，同僚又不敢具奏，朝野上下都不是什么好鸟，只有他牛某够哥们儿。这又是什么话！幸亏当时无人深究，要不然，他牛鉴有几个脑袋？

看来，牛鉴实在是被逼急了。急不择言嘛！

耆英则一开始就欺上瞒下，两头哄骗。1842年5月17日，英军重兵逼近乍浦，耆英闻讯大惊失色，也顾不上什么请旨不请旨，即派伊里布前往，“体察情况，设法羁縻，宣布天威，示以大义”。可惜“逆夷”并不害怕什么“天威”，也不讲什么“大义”，反倒发来一份照会，态度恶劣，语气强硬，公然要求大清皇帝表态愿意按照他们的条件办理。耆英一伙既不敢答复对方，也不敢如实上奏，反倒继续撒谎，在29日的奏折中专挑好听的话说，道是“该酋深知感激，只求通商（其实根本不是英方的条件），言词尚为恭顺（其实是咄咄逼人）”。至于自己的对策，耆英的说法是：“当此逆焰方张、战守两难之际，固不敢轻言攻剿，亦不敢专恃羁縻，惟有恃以镇静，殚心竭力，相机办理。”全是一派空话！

其实哪有什么“镇静”，又哪里“镇静”得起来？乍浦失陷，吴淞告急，耆英、伊里布火烧屁股，屁颠屁颠地由杭州而嘉兴而王江泾而江苏昆山，“一路尾追英军讲和”。

然而“鬼子”却不跟他们讲，万岁爷也不同意。7月9日，道光皇帝下旨，道是“若再事羁縻，不特与事无益，且恐有伤国体”。于是下令：著耆英、伊里布与牛鉴等人“专意剿办，无稍游移”。

耆英等人这次决计抗旨。他们很清楚，什么“专意剿办”，“逆夷”不再进攻就是好事！什么“无稍游移”，皇上本人就一再“游移”。果然，在耆英等人接到旨意的第二天，道光皇帝就“游移”了，因为他看到了一份材料，一份据说是英军“大元帅吴夏密”张贴在宝山县城里的“告示”。

现在可以肯定，这份“告示”是伪造的，只不过不知是何人伪造而已。因为“大元帅”一词向为英军所不用，“吴夏密”则实在不知为何人。因此可以断定是伪造。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先生甚至认为就是耆英伪造的，茅海建先生则认为不是。但无论是何人伪造，都可以肯定这是耆英等人对皇帝扮的一个鬼脸。

这份“英军大元帅吴夏密”的“告示”说：五年前，“因本国商船误伤广东商人三名”，故“清国不许通商”。为此，我国“命我求和”。又因有人（暗指清朝“奸臣”）“诈我”，“不肯保奏朝廷”，只好发兵扣阙，意在“杀尽奸徒”，并不干你们百姓的事。尔等只管安居乐业，“毋得惊慌乱窜”。十日之内，本帅将“整顿三军，再扣北阙，直抵京师，自行讲话”，尔等百姓，大可不必庸人自扰云云。

显然，这是一份完全按照中国人思维方式写出的“安民告示”。尤其是那个“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说法，十分符合中国逻辑，也十分符合朝廷对这场战争定下的调子。事实上，这场战争一开始，那些领兵上门前来要挟讹诈的敌凶，就被看作和说成是受了“委屈”来“告御状”的“外藩”。比如1840年英国外相巴麦尊挑起战争的照会，就被译成“求讨皇帝昭雪申冤”（其实意思是“要求皇帝赔偿并匡正”）。这次也一样，也是来“告御状”。既然是来“告御状”，当然要“讨个说法”。如果地方官“不肯保奏朝廷”，也就只好“直抵京师，自行讲话”了。这就不由得道光皇帝不信。何况，“命我求和”，是他喜欢听的；“奸臣诈我”，也是他相信的；而“直抵京师，自行讲话”，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于是决定：既然如此，那就还是“设法羁縻”，“抚贼”了事！

不过，道光皇帝还是留了一手。他指示耆英等人：“应守则守，应剿则剿，断不可稍存畏葸，致懈军心，是为至要！”对于英方的条件，他也一再讨价还价，不肯批准，而要耆英他们去讲道理。他天真地认为：“该逆既来诉冤，经此推诚晓谕，当可就我范围。”

这下子牛鉴急了，只好说出实话：“危迫实不可言！伏求皇上速决大计，以拯民命！”

大概这一回道光皇帝总算是明白了。什么“诉冤”，什么“求和”，都是扯淡；什么“恭顺”，什么“感激”，都是假的。只有咱们打不赢了才是真的。但他还是不明白：我堂堂“天朝上国”，怎么就打不赢那“蕞尔岛夷”呢？

这当然说来话长，但其实只说一条也就够了：“岛夷”们战也好，和也好，都不用千里迢迢来回请旨的。不像咱们，事无巨细，都得您老人家“恩准”。

因此，他们也用不着撒谎。

鸦片还要吃到什么时候

我读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一书，感触最深的，就是整个战争过程中前方将帅的不断撒谎。作为最高统帅的道光皇帝，其实是在谎言中度过这段艰难岁月和做出决策的。这又焉有不败之理？可以说，在这场“鸦片的战争”中，谎言成了麻痹和麻醉清廷君臣的一剂鸦片。这场战争之所以失败，甚至大清帝国之所以垮台，原因之一就在于朝野上下都变成了鸦片鬼，一天不吃就无法生存，最后终因吸食过度中毒而死。因此，要想“救亡图存”，唯一的出路是“戒毒”。

但这并不容易。

不容易的原因也很多。首先是积习难改。一个吃惯了鸦片的人，一天不吃就没法过日子。一个撒惯了谎的人要他不撒谎，也比登天还难。再说，前面撒过谎了，后面说实话，就会露出马脚，也就只好一骗到底。奕山等前方将帅就是如此。

那么，奕山等人一开始就不撒谎，就说实话，不行吗？不行。专制制度决定了，一个官员只能看着万岁爷的脸色说话，甚至看着顶头上司的脸色说话。他们想听什么，就说什么。不想听的就不说，瞒着。实在瞒不住，就撒谎。再瞒不住，就再撒谎，恶性循环。

所以，奕山等人不但要撒谎，而且只能朝着一个方向撒，即掩盖敌方武力的强大和气焰的嚣张，而不是相反。按说，打了败仗，为了推卸责任，是应该夸大敌情的。但奕山等人并没有这样做，反倒一再说“逆夷”如何“情词恭顺”，如何“诉冤叫屈”，如何“卑躬屈节”。因为万岁爷就好这一口。而且，不明真相的朝野上下也都好这一口。

于是问题就比较明朗了。这就是：大清王朝的君臣为什么都喜欢听这种话呢？

答案也只有一个，就是他们吃惯了鸦片，有鸦片瘾。只不过，他们不认为是鸦片，也不管它叫鸦片，而叫做“天朝体面”。有时候，也叫“爱国主义”或“英雄气概”。

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民族都沉浸在一种“天朝大国”的良好的自我感觉之中。在我们看来，人类居住的这个地方，叫“天下”。天下的中央住着我们，叫“中国”。中国的皇帝是天的儿子，叫“天子”。天子的王朝是最伟大的，叫“天朝”。天朝的臣民是最优秀的，叫“华夏”。周边那些国家因为离天子太远，无法接受天朝的礼乐教化，因此不开化，是野蛮人，叫“蛮夷”。“蛮夷”和“华夏”之间，是“君臣”关系，或“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关系，根本就不平等。“蛮夷”到“中国”来，要么是来“朝贡”的，要么是来“观礼”的，要不然就是来“乞恩”或者“喊冤”的。因此“天朝”无“外交”，只有“理藩”（即打理“中国”与“藩国”的事务）。直到耆英等人签订城下之盟时，使用的也仍是“恩准”字样（比如“恩准”五口通商）。明明是人家强迫我们订立不平等条约，还要说是我们“恩准”，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

然而不说“恩准”是万万不行的。不说，就是“大不敬”，就是“卖国贼”。同样，不说“逆夷”“闻风慑服”，“实无能为”也是不行的。不这样说，就是“胆小鬼”，就是“助夷气焰”，就是一屁股坐到敌人那边去了，谁敢担这个罪名？也就只好说“夷不足畏”。

当然，夸大敌情的时候也有，比如说到1841年第二次定海之战时就是如此。在许多论著中，这次战役往往被描述成一个激动人心英勇壮烈的故事：定海三总兵（定海镇总兵葛云飞、浙江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安徽寿春镇总兵王锡朋）率孤军五千，奋力抗击英军万余人的围攻，血战六天六夜，终因寡不敌众而阵亡。

这当然感人至深，可惜并不完全是事实。三总兵率军抗战是真的，英勇奋击也是真的，以身殉国就更是真的，但据茅海建先生的考证，敌军并没有万人之多（更没有两三万），而是只有四五千；也没有“血战六天六夜”，而是只有不到一天时间，从1841年10月1日早晨开始，至下午2时许结束。整个战斗中，“英军并未遇着坚强的、有效的抵抗”，“只付出了战死二人、受伤二十七人的微小代价”。9敌情，或者说我方的壮烈程度显然被夸大了。

夸大的原因也很多，比如“清方官员在报告中伪讳粉饰已成风气”就是。所谓“伪讳粉饰已成风气”，也就是吃鸦片吃惯了。但这种尚待核实的说法在当时和后来却几乎视为信史，一些以“严谨治学”为标榜的人也宁信其真不疑其伪，就值得深思了。

我认为，这只能说明鸦片的毒素已渗入我们民族的骨髓。从至尊天子，到寻常百姓，都喜欢听谎言。或者说，喜欢听好话、“吉利”的话、歌功颂德和“鼓舞人心”的话。至于这些话是否真实，或者有几分真实，则是第二位的事。于是，我们听到的，便是经过了处理的信息，其中不好听不顺耳的部分已被过滤，好听顺耳的部分则被放大。这样的信息，即便有一定的真实性，归根结底也是不真实的。老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如果靠不真实的信息来指挥战争，你说是该胜还是该败呢？

战败之后，能做的事情也就是道德的谴责了，包括将1840年的这场战争称为“鸦片战争”。其实，英国人发动那场战争，绝非为了走私鸦片。相反，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在其对驻华使节的训令中一再表示：“女王陛下的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适当制定的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他还训示：“女王陛下的政府对于这件事情不提出任何要求。”事实上在《南京条约》中也没有开放鸦片贸易的条款。因为在英国人那里，这原本是一场“通商战争”，而不是“鸦片战争”。正如费正清先生《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所言：“其实英国在要求外交平等及商业机会等方面代表了西方各国的愿望。如果不是英国，那么别的国家也会这么做的。至于英国在华贸易的重点是鸦片而非茶叶或其他什么商品，这只是历史的巧合罢了。”

但即便是要求外交平等及商业机会，为此发动战争也不得人心。因此英国政府提出的战争议案最后只能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勉强通过，而且被“反战派”在议会辩论中称为“鸦片战争”。可见这个说法是英国人用来讽刺自己政府的。我们跟着英国的反对派这样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如果当真以为那就是“鸦片战争”，并由此获得了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那恐怕就反倒有点吃鸦片的味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