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想做官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自秦汉实行郡县制，尤其是隋唐实行科举制以后，从政已逐渐变成一种职业，做官和做工、种田、做生意一样，不过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无所谓光荣或可耻。可惜大家认识不到这一点，或认识到了又不肯承认，这才有了“假清高”和“真势利”，嘴巴上耻言利禄，骨子里鄙视贫寒。难怪李贽要痛斥那些虚伪的读书人，说他们“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因此“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做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

做官本身虽无所谓清浊雅俗，从政出仕的动机却有高下之别。为报国保民而做官，就高尚；为弄权敛财而做官，就卑下。这两种人，历史上都有。后者可以蔡京、严嵩为典型（他们可都是既读书又做官的士大夫，蔡京写得一笔好字，严嵩写得一手好文章），前者可以文天祥、史可法为代表。文天祥、史可法这样的士大夫其实人数并不多，正如蔡京、严嵩这样的“奸佞”也是少数，居多的是“不好不坏”的中间状态者，这才有所谓“出处”问题。因为倘若一开始就是蔡京、严嵩，便只有“出”，没有“处”；如果一开始就是陶渊明，则只有“处”，没有“出”。当然，如果一开始就是文天祥、史可法，大约也只有勇往直前、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问题是他们既非蔡京、严嵩，更不是陶渊明，也不想在和平时期没来由地献出生命。也就是说，他们只想“以身报国”，不想“以身殉国”，除非万不得已。或者说，他们是既想报国又想全身的。稀里糊涂搭上小命的事，他们多半不干。

更重要的是，这里说的“身”，既包括“身家性命”（肉体），也包括“意志情感”（精神）。读书人与一般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知书达理”。知书，就难免书生气；达理，则难免认死理。再加上恃才傲物，自命清高，更难免“有点傲骨，有点傻气，甚至有几分狂”。这都是和官场游戏规则格格不入的。当然，如果当真要做官，这些毛病都可以改，或者暂时把尾巴夹起来（即所谓“王莽谦恭未篡时”）。难办的是，真正的读书人还都追求心灵的自由，希望保持人格的独立，至少在精神领域和心灵世界里拥有一片个人的空间；而所谓“精忠报国”，则要求你把全身心都交出去。于是他们就总是处于矛盾和痛苦之中。处，则“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出，又“身在庙堂，心存山林”。出，则“常恨此身非我有”；处，又不能“忘却营营”。这种矛盾和痛苦，岂是一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就可以解决的？

何况麻烦还不止这一点。

君臣与师生

照理说，读书人想成为士大夫的这点理想，原本也不难实现。读书人愿意为国效劳，国家也需要读书人帮助治理。主鬻官爵，臣卖智力，两相情愿；君王知遇，臣子尽忠，一拍即合，有什么为难的呢？然而这种买卖或合作，却总是不很成功，或不如意，原因就在于买卖双方或合作双方的想法其实并不一样。

先说读书人这一边。

中国传统社会的读书人，可以说是既没有野心又有野心，野心既不大又不很小。说他们没有野心，是因为他们基本上不想篡位夺权自己当皇帝。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不是军阀（如赵匡胤），就是流氓（如朱元璋），当真篡了位的士大夫只有一个王莽，还不成功。曾国藩则是宁肯遣散湘军告老还乡也不打这个主意的，打这种主意的必非读书人，正所谓“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个规律，帝国的统治者们后来总算是琢磨出来了，因此自宋以后，文官的地位总是比武官高。

然而读书人虽然不想当皇帝，却想当皇帝的老师。“为帝者师，为王者师”，一直是中国读书人的最高理想。诸葛亮之所以备受推崇，就因为他有帝王之师的形象。你看他的《出师表》，什么“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什么“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什么“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哪里是“上表言事”？分明是“谆谆教导”！

但这只是非常之时（天下三分，益州疲弊），非常之人（开国元勋，顾命大臣），行非常之事（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岂能当作常例？通常的情况是，皇帝只想把读书人当臣仆。好一点的，算你是忠臣、能员、干将、爱卿，差一点的，就视你为弄臣，“倡优蓄之”。为帝者师、王者师？门都没有！即便当真做过皇帝的蒙师，也不过礼遇有加，而且同样可能受处分（比如翁同龢），谁也别想一辈子当皇帝的老师，或当皇帝一辈子的老师。

如果皇帝本人也是读书人，也想当老师，那就更麻烦了。自以为是又大权在握的皇帝是决不许你比他还英明的。碰到这种情况，你也只好承认他是天字第一号的“博士生导师”，随便他说什么你都得说“皇上圣明”，或“皇上教导得是”，而且还得随时随地准备着他来找碴儿。皇帝既然被规定为“当今圣上”，当个“导师”又有什么稀罕？那些通过了“殿试”的进士，不就叫“天子门生”吗？所以皇帝想当老师，是完全可能的。康熙、雍正、乾隆就是这样的皇帝。康熙好一点，真有学问，而且学贯中西，又处于满清贵族热恋中华文化的“蜜月期”，因此对读书人还算客气，当然翻脸不认人的时候也有。雍正就差一些了，学问和气度都不如康熙，对待读书人已是刻薄甚至刻毒，不过他搞文字狱也还只是对付政敌。乾隆更差，自命不凡又嫉贤妒能，便把文字狱搞得“登峰造极”，连神经错乱者也不放过，简直就是歇斯底里、丧心病狂。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还做“帝师梦”，那就等于找死！

事实上，中国传统读书人的遭遇，往往是“拳拳报国心，招来杀身祸”（岳飞就是）。这就使他们不能不在出处两难中“此意徘徊”。不考虑入世是不行的。因为文天祥、史可法这样的士大夫虽然人数不多，却是所有读书人的楷模。也就是说，所有读书人的人格塑造和道德修养，在理论上都是按照“精忠报国”的模式来进行的。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出将入相，修齐治平，不但是他们的理想，也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这也是陶渊明学不得的原因。再说了，“男儿本自重横行”，何况“天子非常赐颜色”？历朝历代的皇帝虽然在骨子里看不起读书人，表面上却总会做些“礼贤下士”的姿态（汉代的地方官如果不向朝廷推荐人才还要受处分）。这就足以使许多人感激涕零、肝脑涂地，并总是一厢情愿、自作多情了。

同样，退路也是不能不考虑的，因为前车之鉴实在太多。问题是传统社会的读书人其实没有退路。陶渊明只是个案，其他人顶多只能“做陶令状”。我曾经说过，中国的老百姓有三个梦：明君梦、清官梦、侠客梦。皇帝指望不上就指望清官，清官指望不上就指望侠客，如果连侠客也指望不上，就只好指望武侠，其实是越来越没有指望。同样，中国的读书人也有三个梦：帝师梦、名臣梦、隐士梦。帝师做不成做名臣，名臣做不成做隐士，要是连隐士都做不成，就只好去写隐逸诗，岂非也是越来越没指望？

那么，中国的读书人，当真就没有出路了吗？

出路与对策

出路也是有的，但要有条件。条件也只有三个字：可选择。或者“当局”可选择，或者“途径”可选择。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前，存在着第一种可能性。那时，士人或出（如张仪、苏秦），或处（如老子、庄子），都相对自由。入世的，也用不着时时以出世为退路，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不妨“朝秦暮楚”。何况那时士的分量也重，几乎决定着诸侯各国的生死存亡，“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叛）魏魏伤”，因此“卖价”也不错。

秦以后，第一种可能性不复存在，我们也不希望它存在，因为这意味着国家的分裂。于是可以争取的就是第二种可能，即途径的可选择。这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介入、参与、过问社会政治公共事务途径的多样性（官方渠道或民间渠道），二是选择的多样性，即可以介入也可以不介入，可以参与也可以不参与，可以过问也可以不过问，当然还包括可以做官也可以不做官。如果有了这两种多样性，出处就不再成为问题。

其实出处原本就不该成为问题。《周易·系辞上》云：“君子之道，或出或处。”《三国志·魏志·王昶传》也说：“虽出处不同，然各有所取。”可见并没有谁规定你只能“出”，不能“处”；只能入世，不能出世；只能做官，不能不做官。入世和出世成为矛盾，是因为读书人希望介入、参与、过问社会政治公共事务，却又只有做官这唯一途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有让仕途不再是畏途，或者除了做官以外还有别的路可走。

这就要靠社会的变革。中国历史上与知识阶层之命运密切相关的重大社会变革共有三次。第一次是西周封建，部落制灭，邦国制立，知识者由巫变成士。第二次是秦灭六国，邦国制灭，帝国制立，知识者由士变成读书人。第三次是辛亥革命，帝国制灭，共和制立，知识者由读书人变成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概念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就其广义而言是依靠知识和智力来谋生的人。他们可以是科学家、工程师，可以是教员、医生，可以是编辑、记者，还可以是文学家、艺术家，并不是只有做官一条路。

介入、参与、过问社会政治公共事务的途径也多样化了。这是因为引进了现代新闻出版制度，包括印刷制度、传媒制度、稿酬（版税）制度，还有保护言论自由和著作权益的法律制度（宪法和著作权法）。有此制度，知识分子（也包括其他公民）就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看法，以此方式参与和介入公共事务，不但能尽到“社会良知与良心”的职责，一展忧国忧民的情怀，还可因此而获得相应的报酬（收入高的可以购房买车，收入低的也能养家糊口），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均无后顾之忧。何况你还可以不介入、不参与、不过问，岂非“进退自如”？想当年，鲁迅、胡适他们就是这样的。

在此前提下，入世和出世，便理应不再成为问题。如果说仍是问题，那么，问题就很可能出在知识分子自己身上，即不再“以天下为己任”，不再有“事事关心”的热情，也不再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激情。传统士大夫和读书人的“书生意气”没有了，而这种“意气”其实是很重要的。没有了这种“意气”，读书人也好，士大夫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就不再是“社会的良知与良心”，而只是“脑力劳动者”或“文字操作工”，甚至是“字纸篓”和“传声筒”。

诚然，由于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和社会生活的多样化，我们不应该再像传统社会那样，要求知识分子都去介入、参与、过问社会政治公共事务，更不能规定他们只读只写政治伦理方面的书。他们完全可以在各自不同的学科领域为国家民族做出贡献。但我以为，尽管身份变了，工作变了，现在的知识分子已不再是过去的读书人，更不是过去的士大夫，过去读书人的“意气”和过去士大夫的“气节”，却仍应该继承和保留。资中筠先生的这本书中就讲到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气节，并认为这是有着许多缺点的士大夫“一个极宝贵的优良传统”。资先生这篇文章是说大专辩论赛的。她指出：“雄辩的力量在于坚定的信仰，大至哲学思想，小至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方案，总是认定了自己的看法是对的，才值得竭尽全力为它鼓与呼；抽掉了这点‘自以为是’，等于抽掉了辩论的灵魂。”我也想跟着说一句：知识分子的力量（包括人格魅力）不在知识，而在信念。知识本身并不是力量，加上信念才是力量。这种“有知识的信念”表现于为人处世，就是“书生意气”。抽掉了这点“意气”，等于抽掉了知识分子的灵魂，而这种“意气”本是源于读书人之入世情结的。我想，这或许是入世和出世“理应不成问题”时资先生还要思考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