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汉书》之《晁错传》

晁错之死

晁错是穿着上朝的衣服（朝衣）被杀死在刑场的。

晁错的这种死法，常常使读书不细的人误以为他死得很体面。这事要怪司马迁。司马迁在为晁错作传时用了“春秋笔法”，说“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似乎是皇帝给晁错留面子，让他穿着朝服去死，享受了“特殊待遇”。班固就没有司马迁那么厚道，不客气地揭老底说“绐载行市”（其实司马迁也说了这话，只不过是在《吴王刘濞列传》）。绐，就是诳骗。晁错是被骗到刑场的。奉旨前去执行命令的首都卫戍司令兼公安部长（中尉）陈嘉大约并没有告诉晁错朝廷要杀他，晁错也以为是叫他去开会，兴冲冲地穿了朝服就上车，结果稀里糊涂被拉到东市，腰斩了，连遗嘱也没来得及留。我们不知道，刑前有没有人向他宣读判决书。但可以肯定，晁错之死，没有经过审判，也没有给他辩护的机会。

这实在可以说是“草菅人命”，而这个被“草菅”了的晁错也不是什么小人物。他是西汉初年景帝朝的大臣，官居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是个什么官呢？用现在的话说，相当于副总理兼监察部长。所以晁错的地位是很高的。一个高官不经审判甚至在身着朝服时就被处死，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事情已经到了非常紧迫的程度，二是对手痛恨此人已经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现在看来，晁错的死，两种情况都存在。

先说事情的紧迫。

晁错被杀的直接原因是“削藩”。晁错是一有机会就要向汉景帝鼓吹削藩的。而且，正是因为他的极力主张和一再鼓吹，景帝才最终下了削藩的决心。什么是“削藩”呢？简单来说，就是削减藩国的辖地。所谓“藩国”，就是西汉初年分封的一些王国。这些王国的国王，不是皇帝的兄弟，就是皇帝的子侄，是大汉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削藩，无疑是要剥夺他们的权力，侵犯他们的利益，这些凤子龙孙岂能心甘情愿束手就擒？所以，削藩令一下，最强大的两个王国——吴国和楚国就跳了起来。吴王刘濞和楚王刘戊联合赵王刘遂、胶西王刘卬、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起兵造反，组成七国联军，浩浩荡荡杀向京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也叫“吴楚之乱”。

七国兴乱，朝野震惊，舆论哗然。景帝君臣一面调兵遣将，一面商量对策。这时，一个名叫袁盎的人就给景帝出了个主意。袁盎说，吴楚两国，其实是没有能力造反的。他们财大气粗不假，人多势众也不假，但他们高价收买的，不过是一些见利忘义的亡命之徒，哪里成得了气候？之所以贸然造反，只因为晁错怂恿陛下削藩。因此，只要杀了晁错，退还削去的领地，兵不血刃就能平定叛乱。袁盎是做过吴国丞相的，说话的分量就比较重一点。何况这时景帝大约也方寸已乱，听了袁盎的建议，就起了丢卒保车的心思。

不能说袁盎的主意没有道理，因为吴楚叛乱确实是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借口的。打出的旗号，则是“存亡继绝，振弱伐暴，以安刘氏”。什么叫“清君侧”呢？就是说皇帝身边有小人，要清理掉。这个“小人”，具体来说就是晁错。那好，你们不就是要“清君侧”吗？如果晁错已诛，君侧已清，你们还反什么反？

事实证明，袁盎的这个主意并不灵。晁错被杀以后，七国并未退兵，作为汉使的袁盎反倒被吴王扣了起来。袁盎给汉景帝出了诛杀晁错的主意后，被任命为“太常”（主管宗庙礼仪和教育的部长），出使吴国。袁盎满心以为吴王的目的既已达到，应该见好就收。谁知道这家伙的胃口已经被吊起来了，根本不把袁盎和朝廷放在眼里，不但连面都不见，还丢下一句话：要么投降，要么去死。这下子袁盎可就哑巴吃黄连了。虽然后来他总算从吴营中逃了出来，却也从此背上了一个恶名：挑拨离间，公报私仇，谗言误国，冤杀功臣。

实际上当时就有人为晁错鸣冤叫屈，对袁盎不以为然。晁错被杀以后，有一个名叫“邓公”的人从前方回京，向汉景帝汇报军情。邓公的官职是“谒者仆射”（宫廷卫队长郎中令的属官），级别“比千石”，此刻被任命为校尉（比将军低一级的武官），将兵平叛。汉景帝问邓公：晁错已经杀了，吴国和楚国应该退兵了吧？邓公却回答说，怎么会退？吴王图谋造反，准备了几十年，所谓“诛晁错，清君侧”，不过是个借口罢了，“其意非在错也”（他们的意图并非诛杀晁错）。所以，吴国和楚国是不会退兵的，天下人的嘴巴却恐怕会闭起来，不敢再说话了（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复言）。景帝问他为什么。邓公说，晁错为什么要主张削藩？是因为担心诸侯过于强盛，尾大不掉，威胁中央政权，这才提出要削减藩国辖地，以提高京师地位。这是我们汉家社稷的千秋大业和万世之利呀！可是，他的计划才刚刚开始实行，自己却被冤杀于东市，这不是“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做了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吗？“臣窃为陛下不取也！”景帝听了以后，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默然良久”，才叹了一口气说，你说得对，朕也是追悔莫及啊！

其实，把错杀晁错的责任都算到袁盎身上，也是冤枉的。因为袁盎当时的身份，只不过一个被罢了官的庶人；他向景帝提出的，也只不过一项“个人建议”。然而处决晁错却是正式打了报告的。打报告的是一批朝中大臣，包括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颜师古注欧音区）。当时的制度，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是“三公九卿”。三公就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总理或行政院院长；太尉是最高军事长官，相当于三军总司令；御史大夫是副丞相兼最高监察长官，相当于副总理兼监察部长。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起来就是“宰相”。所以宰相是三个，不是一个。部长则有九个，叫“九卿”。陈嘉担任的中尉，张欧担任的廷尉，都是卿。尉，是武官。那时军警不分，尉可能是军官，也可能是警官，还可能是军官兼警官，职责取决于“尉”前面的那个字。比方说，太，是“最高”的意思，太尉就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中，是“宫廷”的意思，也代表“京师”，和外地的“外”相对应。中尉的职责，是负责京城的治安，所以中尉就是首都卫戍司令兼公安部长。廷，则是“朝廷”的意思。廷尉的职责是掌管刑律，所以廷尉就是司法部长兼最高法院院长。一个政府总理，一个公安部长，一个司法部长，三个人联名弹劾晁错，分量是很重的。

拟定的罪名也很严重，是“亡臣子礼，大逆无道”。申请的处分，则是“错（晁错）当要斩（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也就是没分家的亲人无论老幼统统砍头（弃市是景帝时确定的一种死刑，意谓“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对这个弹劾，汉景帝的批示是“同意”（制曰可），而且派中尉陈嘉把晁错找到，立即执行，连招呼都没打一个。

所以，晁错不但死得很冤，死得很惨，还死得很窝囊。

不过，正如“请诛晁错，以清君侧”只是吴楚起兵的借口，“亡臣子礼，大逆无道”也不是晁错被杀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削藩。所以，要知道晁错该不该死，就得先弄清楚“削藩”是怎么回事。

削藩其事

我们知道，秦汉，是中国国家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重要转折时期。秦始皇兼并六国，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因为它彻底颠覆了旧制度，建立了一种新制度。这个旧制度，就是“邦国制”，历史上叫“封建制”，也就是把天下分封给诸侯，建立各自为政的“邦国”。这个新制度，就是“帝国制”，历史上叫“郡县制”，也就是把原来的“许多国家”变成“一个国家”，把原来各自为政的“邦国”变成中央统一管理的“郡县”。这也是秦汉以后、辛亥革命以前一直实行着的制度，我在《好制度，坏制度》一文中有介绍。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郡县制”，很多人主张继续实行“封建制”，还把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归结为没有“封建”（分封诸侯）。迫于无奈，刘邦在建国初期，只好实行“一个王朝，两种制度”的方针：京畿地区，实行“郡县制”，由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外围地区，实行“封建制”，封了许多王国，由王国的国王自行治理。当时的意思，是要让他们充当中央政权的屏障，也就是“藩”。藩，就是篱笆的意思（藩篱）。所以这些国家就叫“藩国”，这些国家的君主就叫“藩王”，他们到自己的封地去则叫“之国”或“归藩”。这样一种郡县与封建并存的制度，就叫“郡国制”。

不过，刘邦在实行“一朝两制”时，也留了一手，即只准同姓封王，不准异姓封王。为此，还杀了一匹白马来做盟誓，叫“白马之盟”。后来，吕后破坏这个规矩，封姓吕的做王，就被视为“乱政”，最后被武力平定。平定诸吕的功臣，就是后来平定七国之乱的将领——太尉周亚夫的父亲周勃。

其实同姓封王也未必靠得住。比如这回带头造反的吴王刘濞，就靠不住。刘濞是刘邦他哥刘仲的儿子。古人兄弟排行，叫“伯仲叔季”。刘邦出身平民，家里没什么文化，就用这“伯仲叔季”来做名字。刘邦叫刘季，其实就是“刘小”。他哥刘仲其实就是“刘二”。刘二是个没有用的，他儿子刘濞却能干，为刘邦立下汗马功劳。那时刘邦正发愁吴越一带没有一个得力的王侯去镇守，就封刘濞做吴王。不过刘邦马上就后悔了，因为他觉得刘濞的样子似乎有“反骨”。但是君无戏言，覆水难收，封都封了（已拜受印），改不过来，只好摸着刘濞的背说：五十年以后东南有人作乱，不会是你吧？天下同姓是一家，你可千万别造反。刘濞立马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说侄臣哪敢呀！

这当然只能作为故事来听。刘濞造反并不因为他身上有“反骨”，晁错削藩也并不因为刘濞要造反。晁错大讲特讲削藩时，刘濞还没造反哪！事实上，削藩不是针对哪一个诸侯的，而是针对“郡国制”的。按照这种制度，藩王们是有实权的。他们有自己的领土、政府、军队和财政收入，俨然“独立王国”。如果地盘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其实力便很可能超过中央政府，比如刘濞的吴国就是。吴国地处长江中下游，富饶之国，鱼米之乡。吴王煎矿得钱，煮水得盐，富甲一方，势可敌国。长此以往，势必尾大不掉，成为中央政权的心腹之患。这就要钳制，要打击，要削弱其势力。这就是“削藩”——先裁减其领地再说。

但是这有风险。因为没有哪个藩王是愿意被“削”的。人家到嘴的肥肉，你生生地夺了去，就连阿猫阿狗都不会愿意，何况凤子龙孙财大气粗的藩王？那不逼得他们狗急跳墙才怪！所以景帝和群臣都很担心，我们削藩，他们会不会造反？晁错却不以为然。晁错说：“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也就是说，削藩，他们造反；不削藩，他们也会造反。现在削藩，他们马上就反，但是为害尚小。暂不削藩，他们反得迟一些，但是后患无穷。因为那时他们已羽翼丰满，存心造反，你可怎么收拾？所以得“先下手为强”。

可见，削藩，是建立在藩国必反的前提下的。那么，吴王他们果真要反吗？

这当然也不是一点依据都没有。比如前面提到的邓公，就说过“吴王为反数十年矣”的话。吴王自己，也说他“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但这也只是一说，而且都是事后说的。事实上，吴王造反，事前并无证据。“七国之乱”平定后，政府军在他们那里也没找到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反，《史记》《汉书》都说“吴王濞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欲举事”，或者“吴王恐削地无已，因欲发谋举事”，即都认为吴王的造反是削藩逼出来的，也可以说是“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至于晁错弹劾楚王和胶西王的那些事，比如楚王在太后丧期乱搞女人，胶西王卖了官爵，也都不能说是“罪大恶极”。当然，晁错是御史大夫（副总理兼监察部长），弹劾这些诸侯是他分内的工作。但如果以此作为削藩的理由，那就是找茬子了。

不过，吴王不反，不等于别人不反；此刻不反，不等于将来不反；刘濞本人不反，不等于他的儿子孙子不反。曹操没有篡位，曹丕不是篡了？朱元璋一死，燕王朱棣不就反了？而且口号也是“清君侧”。当然，曹丕也好朱棣也好，都是后来的事，我们不能据此反推刘濞或他的儿子孙子也是要造反的。但诸侯坐大，对于皇权确实是威胁，曹丕和朱棣就是证明。所以，站在帝国的立场，削藩确实是对的。如果任由诸侯拥兵自重，造反的事就迟早会发生。我们不能不佩服晁错的深谋远虑。

何况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根据当日的观念，造反不一定要有存心叛变的证据，只要有叛变的能力也可以算数。”（《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何况刘濞不但有能力，也有形迹，比如靠着财大气粗，广散钱财，招兵买马，笼络人心，而且专门招募那些亡命之徒。这不是想造反又是什么呢？汉景帝也说，吴王大力发展铸铜和煮盐产业（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用这些收入来吸引人才（诱天下豪杰），一大把年纪了还公然造反（白头举事），如果没有万无一失的准备，会跳出来吗（此计不百全，岂发乎）？所以，灭吴，也不算冤。

其实，就算吴王刘濞是冤枉的，这个冤大头也只好由他来当。因为削减藩国领地，削弱诸侯势力，最终取消封建制的藩国，将“半封建半郡县”的“郡国制”变成彻底的“郡县制”，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而郡县与封国并行的“郡国制”，则是新旧两种制度讨价还价和政治妥协的结果，是汉代统治集团在建国之初的权宜之计。而且，这种***不类的制度给西汉统治集团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不是异姓王造反，就是同姓王叛乱。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论》里就说了这个问题。柳宗元说，公元前201年，韩王信反。高祖前往平叛，被困七天。这就是“困平城”。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反，高祖又前往平叛，被流矢所中，一命呜呼。这是“病流矢”。此后，惠帝刘盈、文帝刘恒、景帝刘启，“陵迟（衰微）不救者三代”。相反，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却充分地体现出它的优越性。秦末天下大乱，然而“有叛人而无叛吏”（有起来叛逆的民众却没有起来叛逆的官员）。汉初天下大乱，然而“有叛国而无叛郡”（有起来叛逆的封国却没有起来叛逆的郡县）。中唐天下大乱，然而“有叛将而无叛州”（有起来叛逆的将领却没有起来叛逆的州府）。历史证明，郡县制是有利于帝国之长治久安的。

既然迟早要削藩，那么“长痛不如短痛”。既然决心要削藩，那就不能“吃柿子专拣软的捏”。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吴王都首当其冲。只有把吴楚这两个最强最大最牛逼的王国压下去，其他诸侯才会就范。所以，晁错的话——“削之亦反，不削亦反”，真不如改成“反之亦削，不反亦削”，总之是要拿他开刀，没什么冤不冤的。

是非功过

现在看来，汉景帝这一刀是开对了。“七国之乱”平定后，汉初分封的王国有的变成了郡县，有的分裂成小国，大都名存实亡。这就为汉武帝的大显身手创造了条件，汉的国祚也因此延续了三百多年。所以，司马迁把景帝一朝称作“安危之机”，史家也公认削藩乃“治安之策”。从此，“封建制”和半封建半郡县的“郡国制”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以后的历代王朝，虽然也分封子弟，但都是只有虚名没有实权的，唯独西晋是个例外。西晋开国以后，又倒退到西汉初年的“半封建半郡县制”，结果是酿成“八王之乱”，自取灭亡。

这样看，晁错岂非高瞻远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