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莎！”他突然压低嗓子叫了一声。他没有放松手里的缰绳，用手套揩了揩眼泪，抖了抖它，放到一边，耸了耸肩膀——就再也没有说一句话了。

我跳下雪橇时，多给了他剩下的十五戈比。他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双手抓着帽子——随后踏着街上空荡荡的雪地，在一月严寒的灰白色的雾里，小步慢慢地挣扎着走去。

（黄伟经译）

饭盒

［日本］都筑道夫

秋天的一个安静、阴晦的黄昏。经营古旧书店的初老夫妇家里，有一个年轻的侄子来玩。明显地添了白发的丈夫，叫妻子照看着铺子，自己到会客室里。

“叔叔，我决定结婚了。”侄子难为情地说，“我是来向你报告这件事的。”

“这真叫我大吃一惊。”叔叔斟着自制的拿手咖啡，颇感兴趣地说，“你不是独身主义者吗？”

侄子因嫌从横滨的父母家到东京来上下班太麻烦，目前住在东京市中心的公寓里。他有效地使用奖金，先把自己的房间布置得漂漂亮亮，住起来很舒适。他的意见是：在这个懒汉也可以靠机器过清洁生活的时代，不讨老婆倒可以舒畅地享受生活的乐趣。

“这个，是这么回事。我忽然想试试带午餐饭盒上班了。”侄子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不明白。饭盒这玩意儿，不是你最看不起的？一五一十地坦白吧。一定是找到了一个绝色的姑娘。”

“我工作的那个科里有一个同事，是半年前吧，结婚了。我一直认为他干了桩傻事。但是三四天以前，据说两口子吵了架，显出非常忧郁的样子。”

“还不习惯两口子吵架，事后回味起来，双方都不好受哇。”

“假如是从前的我，就会说活该了。据说吵架以后太太总不开口……”

“无言战术吗？这是我婶子的拿手好戏。我可不认为是高招儿。”叔叔低声说。因为隔扇那一边就是铺面，他太太正坐在那里。

“可是，前天中午，这位老兄打开饭盒一看哪，惊叫了一声，他的办公桌就在我的旁边。那天我正赶宿醉，不想吃东西。”

“尽胡来的话，上了年岁是要自食其果的。你爸爸很不会喝酒，你可能是像我吧。”

“总而言之，我没出去吃饭，所以对他惊叫的原因，总之，我往他的饭盒里望了一眼。您猜怎么着，雪白的米饭上有用黑芝麻写的字。写的是‘请原谅’。”

“好家伙，用黑芝麻写字啊。”

“看到这几个字，这位老兄显出又像是放心，又像是难为情，又像是轻松的样子来，被我们大家嘲弄了一番，但是看来很幸福。虽然都笑她无聊透顶，但说实在的，结果还是大家输了——说什么‘结婚也不坏’了。”

“明白了，明白了。一定是一位聪明的可爱的太太。”叔叔笑着说道，“你也能碰上这样一位姑娘就好了。”

“说真的，已经有苗头了。下次和她一起来玩。”

侄子说完就回去了。初老之夫一边和妻子交接班，一边无意地说道：“年轻真是好事。”

“我也效仿她，做个饭盒吧？”给太太这么一说，丈夫才想昨晚因一点小事拌了几句嘴以后她一直没有说话。

“我可不上这样软办法的当。”话虽然是这么说的，但初老之夫的笑容看来是接受了老妻的停战提议。

（孙日明译）

电波情话

［英国］詹·里斯·米尔尼

1941年9月，在伦敦的一次空袭中，我负伤进了医院。住了不久，便出院并且复员了。我的军人生涯这样草草结束，实在暗淡无光。当时，我一方面为自己的遭遇灰心丧气，另方面又为战争的转折忧心忡忡。唯引以为幸运的是，恰在其间我尝到了那种生活中令人神往销魂的甜情蜜意。

一天深夜，我给一个朋友挂电话，拔了几次号码都未挂通。后来不知怎的，跟一位女士的电话串了线。她也在挂电话。只听她跟电话员说：“我电话是格拉斯文诺8829，要的是哈姆斯戴德，而您却给接到一个叫福莱科斯曼的人的电话上了。这个可怜的人，他压根就不愿跟我说话。”

“噢，不，我倒没什么不愿意的。”我插话说，我之所以冒昧搭话，是因为我真有点喜欢她的嗓音。那声音既柔和又清脆。伴随电波的起伏，更显其银铃般的韵律。对我鲁莽的插话，她没有生气，而是友好相待。于是彼此说了些对不起之类的话，便放下了电话。一两分钟后，我又重新挂起自己的电话来。这次，天晓得为什么，又跟她的电话串上了。这使你迷惑不解，须知她的电话号码跟我要的那个并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看来我们的电话命中注定要串到一起了。我们索性谈了起来，而且一谈就是20分钟。“顺便问一下，你怎么这么晚还给朋友打电话呢？”她问道。我把原因告诉她，不过现在我自己也记不清到底是什么了。“那么您呢？”我问她。她解释说，年迈的母亲睡眠不好，为了给母亲解闷儿，她经常夜里用电话跟母亲攀谈。接着我们的话题转到彼此正在读的书，当然也谈到了战争。最后我说，好多年没有这样痛痛快快地跟朋友谈话了。

“真有意思，是吗？不过，我想我们该告一段落了。”她说。

“好吧，晚安，祝你做个好梦。”

第二天，我整天价思绪起伏不定。时而想起我们对话的内容，时而回味起流露在她言谈话语中的那种自然优雅，聪慧睿智。尤其她的热情洋溢以及逗人的诙谐感，使我为之倾倒。想着想着，耳际回荡起她的声音。那韵律抑扬顿挫，别有一种风格，具有迷人的魅力，却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

那天晚上，我手捧本书躺在床上，眼睛直愣愣的，怎么也看不下去。辗转到了子夜时分，格拉斯文诺8829这个号码，挑逗似的不时在我眼前闪现。我终于不能自持，便从床上爬起来，用战栗的手指拔起了电话。接着传来电话的铃声。对方随即拿起电话筒：“喂，你好！”

“是我，”我有些紧张，说，“我一定让您讨厌了。是这样，我们能不能接着昨天再谈谈呢？”她未置可否，却欣然打开了话匣子。内容是接她上次那篇关于巴尔扎克《贝姨》一书妙趣横生的评论。不过片刻，我们就又谈笑风生滔滔不绝地谈起来，好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

这次我们谈了足足45分钟。因为时间是晚上，彼此又未通姓名，这样便完全消除了男女初次相识那种传统的拘谨和羞涩感。她的言谈风度更加使我神往，我不禁提出要与她认识，互相作个自我介绍。她却断然拒绝，说那样会把一切都弄糟的。在我再三要求下，她做的唯一让步是把我的电话号码记下来。

最后她答应我，等到战争结束，彼此就把身份公开。从言谈中，我枝枝节节地得知，她当年三十六岁，十七岁时嫁给一个脾气暴躁的男人，现已离婚多年，这个不成功的婚姻的唯一的纪念是她十八岁的儿子，不久前，在一次空战中被打死了。可是在她的言谈话语中好像儿子还活着，有一次她把儿子描述得跟朝霞一样英俊，又有一次她说儿子长得几乎跟她一模一样。无形中，她的影像在我的脑海中清晰地勾画出来，而且始终不变。我对她说，她的容貌据我想象一定非常漂亮，她只是轻声笑了一下，说：“怎么知道的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变得互相依恋起来。而且已经达到无所不谈的程度。我们的每次谈话都很投机，在大多数问题上，包括对战争形势的看法，我们都所见略同。不少事，我是从她的谈话中得到启发，获得力量的。后来，我们又决定看同样的书，以便相互交流。我们都在伦敦图书馆借阅图书，彼此许下诺言，绝不到图书管理员那儿查询对方的姓名。这样，我们的友情愈深，心心相印，却不知对方何人。久而久之，语言的交流几乎成为习惯，只要在伦敦，不管天有多晚，便没有一夜不通话的。如果我偶尔外出度假，过后她必抱怨“几乎寂寞得彻夜不眠”。

有一回通话时，我感情激动起来，达到非见她不可的程度，便一次又一次地威胁她要立即跳上汽车，找到她的住处。但她却毫不相让——说，倘若见面后发现对方并不像想象得那样可爱，她会心碎欲绝的。我们虽相隔不见，却彼此时刻感觉着对方的存在，关心着对方的生死冷暖。每次空袭结束，我总要挂电话询问她是否安然无恙。这使她很高兴。同时我也发现，只要她得知我们彻尔西方面有空袭，她也必来电话询问我的情况。

在那十二个月里，我感到一种非同寻常的内心的充实。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时岁月虽然艰辛严峻，我们的爱情之花却别有一种脱俗圣洁的意味。它含苞丰满，却坚守不放。而这一点，我们是得到补偿的；这爱情的航船，完全免除了暗礁与浅滩的威胁，因为往往正是感情放纵的急流使爱情的航船偏离航程而触礁、搁浅。这样看来，我们感情的航船是没有理由不在这风平浪静的航程上永远向前的。更何况，纯粹语言的倾诉比眼睛的注视和手的抚摸所表达的感情更为真切。有力，持久。

然而，命运的打击来得那样突然。一天夜里，我从乡下赶回伦敦。进屋后脚未站稳便拿起电话拨她的号码。这次我听到的既不是清晰、稳健的铃声，也不是嘀嘀作响的占线讯号，而是一种冗长的、令人揪心的鸣叫。直到现在，每当我听到类似的声音，还无不觉得头晕目眩。那种声音意味着电话线路发生了故障或者电话本身已经不复存在。

次日，回答我的仍是那种声音，隔日亦然。绝望，我向电话局发出询问，恳求他们帮助我查找格拉斯文诺8829的地址。这对电话局来说或许也要费些周折的，我知道她没登记地址，目的是避免她的前夫的不受欢迎的关照。

因此，每次询问，电话局总是说无可奉告。也说不定他们以为，连电话用户的姓名都不知道，却死乞自赖地询问人家的地址，其中不是有点蹊跷吗？后来总算遇到一位助人为乐的女电话员，同意把电话地址告诉我。“没有什么不能告诉你的。”她说，“我们随时可能被炸弹送上西天。您干吗那么着急呢？其实您问的那所房子，三天前已经被炸平了。现在我可以把地址连同姓名一起告诉您。”

“不，不！”我大声喊道，这声音似乎伴有突来的霹雷，使对方戛然而止。接着是很长的沉默。我终于接着说道，“您还是别告诉我吧，我宁愿什么也不知道，谢谢。”说完，便挂上了电话。

（李善成译）

向传统习惯的一次挑战

［瑞典］斯特林堡

一想到女孩子长大就是为了给未来的丈夫做家庭主妇的，她便义愤填膺。因此，她已学就了一种将来在任何环境下都能赖以生存的手艺——糊制纸花。

当他想到，女孩子只是在等待着将来依靠她们的丈夫时，便很气恼。他决心要娶一个自立性较强、并能自食其力的女子。她的地位应与他平等，做他生活的伴侣，绝非家庭主妇。

命运注定了他们的婚姻。他是位画家，她呢，前面已经说过，做花的。当他们各自抱有其独特的思想时，恰巧又都居住在巴黎。

他们的婚姻别具一格。他们在帕西街租了三间房子，中间的屋子作画室，右边是他的房间，左边是她的房间。这与通常所见的放有双人床的夫妻卧室截然不同。这种布置不仅省去了由于性格不合造成的怨恨，也用不着为性生活过度负有责任。而且也避免了必须得在同一房间里脱换衣服的不便。各有各的屋子，画室成为他们素常会面的场所，这真是绝妙的安排。

他们不需要什么用人，饭菜打算自己动手做，只是想在早晚雇个打杂女工。他们的计划很周到，从理论上讲也很完善。

“可是一旦你们有了孩子呢？”持怀疑态度的人不免要问。

“别乱说，那是不可能的！”

他们的生活过得确实很顺利。每天清早，他到市场买东西，回来准备早点。她整理床铺，收拾房间。待一切完毕后，他们坐下来，各做自己的事。

干累了，他们便停下来闲谈，或彼此鼓励一番，或只是会心地笑笑。

到了中午十二点，他去点火，她准备饭菜。他要烧牛肉时，她便到食品杂货店去买东西。每次都是她放桌子，他往上端饭菜。

当然他们也像别的夫妇那样相亲相爱。就寝前，他们要道别后才各自回房间。她的门从来不闩，但他每当去找她，他都先敲门，而且在一起的时间都不长。第二天早晨他们肯定都各在自己的房间里。醒后他敲敲墙：

“早上好！小姑娘！”

“亲爱的，你也好吗？”

他们每次早晨相见，都觉得很新鲜，从没有腻烦之感。

傍晚，他们时常一道出去散步，走访邻里，她不反对他吸烟，也不加阻拦。见到他们的人都说他们是天赐良缘，举世无双。

然而他们远在异地的父母却非常想得个外孙子，经常来信询问各种粗俗的问题：路易莎本不该忘记，婚姻制度是为了下一代而建立的，不是为了父母建立的。然而她却认为那完全是一种陈腐的传统观念。妈妈质问她，照她的想法，人类最终不就灭绝了吗？路易莎从来未想得那么远，再说她对那种问题也不感兴趣。夫妇二人都觉得日子过得很幸福，他们的美满婚姻被传为佳话，人人羡慕。

他们不分主次，计划着开销，过着快活的日子。有时他挣的钱多一些，有时她的多一些，不过总起来看，他们挣的钱基本不相上下。

当她过生日的那天，一大清早她就被打杂女工给搅醒了，女工手里拿着一束鲜花和一封画满着花朵的信封走进她房间。信上写道：

“献给最亲爱的娇妻，祝你生日快乐。并恭请光临与我共进丰盛的早餐——现在就来——您的笨拙的画家。”

她去叩他的门——请进！

他们喜气洋洋地坐在床上——他的床上——进着早餐。打杂女工忙了一整天，生日过得确实很愉快！

他们如此美满的生活持续了有二年的光景，在他们的婚姻上，所有的预言家都栽了跟头。

他们的婚姻是典范的婚姻。

可是两年以后，年轻的妻子觉得身体不舒服了。她自己认为是由于糊墙纸有毒引起的，而他则认为原因在于某种病菌。是的，当然是病菌了。这种节外生枝的事，打破了他们的正常生活秩序。她准是先患了感冒，然后身体渐渐地胖起来，难道她身上长瘤了吗？恐怕人们都是这样想的。

她去医院看病回来便大骂起来。果然身上有一个“肿瘤”，而且还是一个迟早要见天日，要开花结果的“肿瘤”。

起初丈夫也是只知道哭，逐渐地他似乎开始感到这其中有令他引以为荣的东西存在。于是，这个可怜的人便开始到夜总会去，在朋友们面前炫耀自己。可妻子的心情还没有转变，还常常偷着哭泣。现在她的处境如何呢？很快她就不可能自己干活挣钱了，这就意味着她不得不靠丈夫来供养。还得雇一个用人，呸！该死的用人！

他们所有的小心、谨慎、警惕都在“不可避免”这块礁石上搁浅了。

岳母写的热情洋溢的信一封接一封地寄来，在信中她不厌其烦地说：婚姻是上帝为了保证传宗接代而规定的章程，几乎没有考虑夫妻究竟从中能得到多少欢乐。

雨果恳求妻子尽早忘掉不能再用自己的双手挣钱吃饭的事。哺育婴儿不就是工作吗？那同挣钱不是一回事吗？按照正确的理解，钱就是工作。从这种意义上讲，她不仅是在工作，而且是在做着至关重要的工作。

好长时间她才转过必须得由丈夫来供养的弯子来，可是当孩子生下来以后，她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她还和以前一样做他的妻子和伴侣，只是又加了一样，与此同时她还得做他的孩子的母亲。而且他也发现这比任何别的事情都更值得。

（宋韵声施雪译）

一个爱情故事

［瑞士］卡文

在窗子底下唱情歌或者大喊大叫，弄得满城风雨，不用说，我们这儿不兴这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