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章 爱情星空(2)

作者:史为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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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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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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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700字

“玛莎!”他突然压低嗓子叫了一声。他没有放松手里的缰绳,用手套揩了揩眼泪,抖了抖它,放到一边,耸了耸肩膀——就再也没有说一句话了。


我跳下雪橇时,多给了他剩下的十五戈比。他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双手抓着帽子——随后踏着街上空荡荡的雪地,在一月严寒的灰白色的雾里,小步慢慢地挣扎着走去。


(黄伟经译)


饭盒


[日本]都筑道夫


秋天的一个安静、阴晦的黄昏。经营古旧书店的初老夫妇家里,有一个年轻的侄子来玩。明显地添了白发的丈夫,叫妻子照看着铺子,自己到会客室里。


“叔叔,我决定结婚了。”侄子难为情地说,“我是来向你报告这件事的。”


“这真叫我大吃一惊。”叔叔斟着自制的拿手咖啡,颇感兴趣地说,“你不是独身主义者吗?”


侄子因嫌从横滨的父母家到东京来上下班太麻烦,目前住在东京市中心的公寓里。他有效地使用奖金,先把自己的房间布置得漂漂亮亮,住起来很舒适。他的意见是:在这个懒汉也可以靠机器过清洁生活的时代,不讨老婆倒可以舒畅地享受生活的乐趣。


“这个,是这么回事。我忽然想试试带午餐饭盒上班了。”侄子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不明白。饭盒这玩意儿,不是你最看不起的?一五一十地坦白吧。一定是找到了一个绝色的姑娘。”


“我工作的那个科里有一个同事,是半年前吧,结婚了。我一直认为他干了桩傻事。但是三四天以前,据说两口子吵了架,显出非常忧郁的样子。”


“还不习惯两口子吵架,事后回味起来,双方都不好受哇。”


“假如是从前的我,就会说活该了。据说吵架以后太太总不开口……”


“无言战术吗?这是我婶子的拿手好戏。我可不认为是高招儿。”叔叔低声说。因为隔扇那一边就是铺面,他太太正坐在那里。


“可是,前天中午,这位老兄打开饭盒一看哪,惊叫了一声,他的办公桌就在我的旁边。那天我正赶宿醉,不想吃东西。”


“尽胡来的话,上了年岁是要自食其果的。你爸爸很不会喝酒,你可能是像我吧。”


“总而言之,我没出去吃饭,所以对他惊叫的原因,总之,我往他的饭盒里望了一眼。您猜怎么着,雪白的米饭上有用黑芝麻写的字。写的是‘请原谅’。”


“好家伙,用黑芝麻写字啊。”


“看到这几个字,这位老兄显出又像是放心,又像是难为情,又像是轻松的样子来,被我们大家嘲弄了一番,但是看来很幸福。虽然都笑她无聊透顶,但说实在的,结果还是大家输了——说什么‘结婚也不坏’了。”


“明白了,明白了。一定是一位聪明的可爱的太太。”叔叔笑着说道,“你也能碰上这样一位姑娘就好了。”


“说真的,已经有苗头了。下次和她一起来玩。”


侄子说完就回去了。初老之夫一边和妻子交接班,一边无意地说道:“年轻真是好事。”


“我也效仿她,做个饭盒吧?”给太太这么一说,丈夫才想昨晚因一点小事拌了几句嘴以后她一直没有说话。


“我可不上这样软办法的当。”话虽然是这么说的,但初老之夫的笑容看来是接受了老妻的停战提议。


(孙日明译)


电波情话


[英国]詹·里斯·米尔尼


1941年9月,在伦敦的一次空袭中,我负伤进了医院。住了不久,便出院并且复员了。我的军人生涯这样草草结束,实在暗淡无光。当时,我一方面为自己的遭遇灰心丧气,另方面又为战争的转折忧心忡忡。唯引以为幸运的是,恰在其间我尝到了那种生活中令人神往销魂的甜情蜜意。


一天深夜,我给一个朋友挂电话,拔了几次号码都未挂通。后来不知怎的,跟一位女士的电话串了线。她也在挂电话。只听她跟电话员说:“我电话是格拉斯文诺8829,要的是哈姆斯戴德,而您却给接到一个叫福莱科斯曼的人的电话上了。这个可怜的人,他压根就不愿跟我说话。”


“噢,不,我倒没什么不愿意的。”我插话说,我之所以冒昧搭话,是因为我真有点喜欢她的嗓音。那声音既柔和又清脆。伴随电波的起伏,更显其银铃般的韵律。对我鲁莽的插话,她没有生气,而是友好相待。于是彼此说了些对不起之类的话,便放下了电话。一两分钟后,我又重新挂起自己的电话来。这次,天晓得为什么,又跟她的电话串上了。这使你迷惑不解,须知她的电话号码跟我要的那个并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看来我们的电话命中注定要串到一起了。我们索性谈了起来,而且一谈就是20分钟。“顺便问一下,你怎么这么晚还给朋友打电话呢?”她问道。我把原因告诉她,不过现在我自己也记不清到底是什么了。“那么您呢?”我问她。她解释说,年迈的母亲睡眠不好,为了给母亲解闷儿,她经常夜里用电话跟母亲攀谈。接着我们的话题转到彼此正在读的书,当然也谈到了战争。最后我说,好多年没有这样痛痛快快地跟朋友谈话了。


“真有意思,是吗?不过,我想我们该告一段落了。”她说。


“好吧,晚安,祝你做个好梦。”


第二天,我整天价思绪起伏不定。时而想起我们对话的内容,时而回味起流露在她言谈话语中的那种自然优雅,聪慧睿智。尤其她的热情洋溢以及逗人的诙谐感,使我为之倾倒。想着想着,耳际回荡起她的声音。那韵律抑扬顿挫,别有一种风格,具有迷人的魅力,却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


那天晚上,我手捧本书躺在床上,眼睛直愣愣的,怎么也看不下去。辗转到了子夜时分,格拉斯文诺8829这个号码,挑逗似的不时在我眼前闪现。我终于不能自持,便从床上爬起来,用战栗的手指拔起了电话。接着传来电话的铃声。对方随即拿起电话筒:“喂,你好!”


“是我,”我有些紧张,说,“我一定让您讨厌了。是这样,我们能不能接着昨天再谈谈呢?”她未置可否,却欣然打开了话匣子。内容是接她上次那篇关于巴尔扎克《贝姨》一书妙趣横生的评论。不过片刻,我们就又谈笑风生滔滔不绝地谈起来,好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


这次我们谈了足足45分钟。因为时间是晚上,彼此又未通姓名,这样便完全消除了男女初次相识那种传统的拘谨和羞涩感。她的言谈风度更加使我神往,我不禁提出要与她认识,互相作个自我介绍。她却断然拒绝,说那样会把一切都弄糟的。在我再三要求下,她做的唯一让步是把我的电话号码记下来。


最后她答应我,等到战争结束,彼此就把身份公开。从言谈中,我枝枝节节地得知,她当年三十六岁,十七岁时嫁给一个脾气暴躁的男人,现已离婚多年,这个不成功的婚姻的唯一的纪念是她十八岁的儿子,不久前,在一次空战中被打死了。可是在她的言谈话语中好像儿子还活着,有一次她把儿子描述得跟朝霞一样英俊,又有一次她说儿子长得几乎跟她一模一样。无形中,她的影像在我的脑海中清晰地勾画出来,而且始终不变。我对她说,她的容貌据我想象一定非常漂亮,她只是轻声笑了一下,说:“怎么知道的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变得互相依恋起来。而且已经达到无所不谈的程度。我们的每次谈话都很投机,在大多数问题上,包括对战争形势的看法,我们都所见略同。不少事,我是从她的谈话中得到启发,获得力量的。后来,我们又决定看同样的书,以便相互交流。我们都在伦敦图书馆借阅图书,彼此许下诺言,绝不到图书管理员那儿查询对方的姓名。这样,我们的友情愈深,心心相印,却不知对方何人。久而久之,语言的交流几乎成为习惯,只要在伦敦,不管天有多晚,便没有一夜不通话的。如果我偶尔外出度假,过后她必抱怨“几乎寂寞得彻夜不眠”。


有一回通话时,我感情激动起来,达到非见她不可的程度,便一次又一次地威胁她要立即跳上汽车,找到她的住处。但她却毫不相让——说,倘若见面后发现对方并不像想象得那样可爱,她会心碎欲绝的。我们虽相隔不见,却彼此时刻感觉着对方的存在,关心着对方的生死冷暖。每次空袭结束,我总要挂电话询问她是否安然无恙。这使她很高兴。同时我也发现,只要她得知我们彻尔西方面有空袭,她也必来电话询问我的情况。


在那十二个月里,我感到一种非同寻常的内心的充实。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时岁月虽然艰辛严峻,我们的爱情之花却别有一种脱俗圣洁的意味。它含苞丰满,却坚守不放。而这一点,我们是得到补偿的;这爱情的航船,完全免除了暗礁与浅滩的威胁,因为往往正是感情放纵的急流使爱情的航船偏离航程而触礁、搁浅。这样看来,我们感情的航船是没有理由不在这风平浪静的航程上永远向前的。更何况,纯粹语言的倾诉比眼睛的注视和手的抚摸所表达的感情更为真切。有力,持久。


然而,命运的打击来得那样突然。一天夜里,我从乡下赶回伦敦。进屋后脚未站稳便拿起电话拨她的号码。这次我听到的既不是清晰、稳健的铃声,也不是嘀嘀作响的占线讯号,而是一种冗长的、令人揪心的鸣叫。直到现在,每当我听到类似的声音,还无不觉得头晕目眩。那种声音意味着电话线路发生了故障或者电话本身已经不复存在。


次日,回答我的仍是那种声音,隔日亦然。绝望,我向电话局发出询问,恳求他们帮助我查找格拉斯文诺8829的地址。这对电话局来说或许也要费些周折的,我知道她没登记地址,目的是避免她的前夫的不受欢迎的关照。


因此,每次询问,电话局总是说无可奉告。也说不定他们以为,连电话用户的姓名都不知道,却死乞自赖地询问人家的地址,其中不是有点蹊跷吗?后来总算遇到一位助人为乐的女电话员,同意把电话地址告诉我。“没有什么不能告诉你的。”她说,“我们随时可能被炸弹送上西天。您干吗那么着急呢?其实您问的那所房子,三天前已经被炸平了。现在我可以把地址连同姓名一起告诉您。”


“不,不!”我大声喊道,这声音似乎伴有突来的霹雷,使对方戛然而止。接着是很长的沉默。我终于接着说道,“您还是别告诉我吧,我宁愿什么也不知道,谢谢。”说完,便挂上了电话。


(李善成译)


向传统习惯的一次挑战


[瑞典]斯特林堡


一想到女孩子长大就是为了给未来的丈夫做家庭主妇的,她便义愤填膺。因此,她已学就了一种将来在任何环境下都能赖以生存的手艺——糊制纸花。


当他想到,女孩子只是在等待着将来依靠她们的丈夫时,便很气恼。他决心要娶一个自立性较强、并能自食其力的女子。她的地位应与他平等,做他生活的伴侣,绝非家庭主妇。


命运注定了他们的婚姻。他是位画家,她呢,前面已经说过,做花的。当他们各自抱有其独特的思想时,恰巧又都居住在巴黎。


他们的婚姻别具一格。他们在帕西街租了三间房子,中间的屋子作画室,右边是他的房间,左边是她的房间。这与通常所见的放有双人床的夫妻卧室截然不同。这种布置不仅省去了由于性格不合造成的怨恨,也用不着为性生活过度负有责任。而且也避免了必须得在同一房间里脱换衣服的不便。各有各的屋子,画室成为他们素常会面的场所,这真是绝妙的安排。


他们不需要什么用人,饭菜打算自己动手做,只是想在早晚雇个打杂女工。他们的计划很周到,从理论上讲也很完善。


“可是一旦你们有了孩子呢?”持怀疑态度的人不免要问。


“别乱说,那是不可能的!”


他们的生活过得确实很顺利。每天清早,他到市场买东西,回来准备早点。她整理床铺,收拾房间。待一切完毕后,他们坐下来,各做自己的事。


干累了,他们便停下来闲谈,或彼此鼓励一番,或只是会心地笑笑。


到了中午十二点,他去点火,她准备饭菜。他要烧牛肉时,她便到食品杂货店去买东西。每次都是她放桌子,他往上端饭菜。


当然他们也像别的夫妇那样相亲相爱。就寝前,他们要道别后才各自回房间。她的门从来不闩,但他每当去找她,他都先敲门,而且在一起的时间都不长。第二天早晨他们肯定都各在自己的房间里。醒后他敲敲墙:


“早上好!小姑娘!”


“亲爱的,你也好吗?”


他们每次早晨相见,都觉得很新鲜,从没有腻烦之感。


傍晚,他们时常一道出去散步,走访邻里,她不反对他吸烟,也不加阻拦。见到他们的人都说他们是天赐良缘,举世无双。


然而他们远在异地的父母却非常想得个外孙子,经常来信询问各种粗俗的问题:路易莎本不该忘记,婚姻制度是为了下一代而建立的,不是为了父母建立的。然而她却认为那完全是一种陈腐的传统观念。妈妈质问她,照她的想法,人类最终不就灭绝了吗?路易莎从来未想得那么远,再说她对那种问题也不感兴趣。夫妇二人都觉得日子过得很幸福,他们的美满婚姻被传为佳话,人人羡慕。


他们不分主次,计划着开销,过着快活的日子。有时他挣的钱多一些,有时她的多一些,不过总起来看,他们挣的钱基本不相上下。


当她过生日的那天,一大清早她就被打杂女工给搅醒了,女工手里拿着一束鲜花和一封画满着花朵的信封走进她房间。信上写道:


“献给最亲爱的娇妻,祝你生日快乐。并恭请光临与我共进丰盛的早餐——现在就来——您的笨拙的画家。”


她去叩他的门——请进!


他们喜气洋洋地坐在床上——他的床上——进着早餐。打杂女工忙了一整天,生日过得确实很愉快!


他们如此美满的生活持续了有二年的光景,在他们的婚姻上,所有的预言家都栽了跟头。


他们的婚姻是典范的婚姻。


可是两年以后,年轻的妻子觉得身体不舒服了。她自己认为是由于糊墙纸有毒引起的,而他则认为原因在于某种病菌。是的,当然是病菌了。这种节外生枝的事,打破了他们的正常生活秩序。她准是先患了感冒,然后身体渐渐地胖起来,难道她身上长瘤了吗?恐怕人们都是这样想的。


她去医院看病回来便大骂起来。果然身上有一个“肿瘤”,而且还是一个迟早要见天日,要开花结果的“肿瘤”。


起初丈夫也是只知道哭,逐渐地他似乎开始感到这其中有令他引以为荣的东西存在。于是,这个可怜的人便开始到夜总会去,在朋友们面前炫耀自己。可妻子的心情还没有转变,还常常偷着哭泣。现在她的处境如何呢?很快她就不可能自己干活挣钱了,这就意味着她不得不靠丈夫来供养。还得雇一个用人,呸!该死的用人!


他们所有的小心、谨慎、警惕都在“不可避免”这块礁石上搁浅了。


岳母写的热情洋溢的信一封接一封地寄来,在信中她不厌其烦地说:婚姻是上帝为了保证传宗接代而规定的章程,几乎没有考虑夫妻究竟从中能得到多少欢乐。


雨果恳求妻子尽早忘掉不能再用自己的双手挣钱吃饭的事。哺育婴儿不就是工作吗?那同挣钱不是一回事吗?按照正确的理解,钱就是工作。从这种意义上讲,她不仅是在工作,而且是在做着至关重要的工作。


好长时间她才转过必须得由丈夫来供养的弯子来,可是当孩子生下来以后,她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她还和以前一样做他的妻子和伴侣,只是又加了一样,与此同时她还得做他的孩子的母亲。而且他也发现这比任何别的事情都更值得。


(宋韵声施雪译)


一个爱情故事


[瑞士]卡文


在窗子底下唱情歌或者大喊大叫,弄得满城风雨,不用说,我们这儿不兴这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