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叫阿诺德的小伙子青云直上，而那个叫布鲁诺的却仍在原地踏步。对此他很不满意老板的不公正待遇。终于有一天他到老板那儿发牢骚了。老板一边耐心地听着他的抱怨，一边在心里盘算着怎样向他解释清楚他和阿诺德之间的差别。

“布鲁诺先生，”老板开口说话了，“您到集市上去一下，看看今天早上有什么卖的。”

布鲁诺从集市上回来向老板汇报说，今早到现在集市上只有一个农民拉了一车土豆在卖。

“有多少？”老板问。

布鲁诺赶快戴上帽子又跑到集上，然后回来告诉老板一共有四十袋土豆。

“价格是多少？”

布鲁诺又第三次跑到集上问来了价钱。

“好吧，”老板对他说，“现在请您坐到这把椅子上一句话也不要说，看看别人怎么说。”

老板让人叫来阿诺德，也叫他去集上看看有什么卖的。

阿诺德很快就从集市上回来了，并汇报说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个农民在卖土豆，一共有四十袋，价钱是多少多少，土豆质量很不错，他带回来一个让老板看看。这个农民一个钟头以后还会弄来几箱西红柿，据他看价格非常公道。昨天他们铺子的西红柿卖得很快，库存已经不多了。他想这么便宜的西红柿老板肯定会要进一些的，所以他不仅带回了一个西红柿做样品，而且把那个农民也带来了，他现在正在外面等回话呢。

此时老板转向了布鲁诺，说：“现在您肯定知道为什么阿诺德的薪水比您高了吧？”

（华霞译）

两个葬礼

［阿富汗］古·帕·乌尔法特

同一天，同一个小时，从同一个医院里抬出了两副灵柩：那一个死于贫血，这一个死于高血压。那副灵柩只有四个人抬在肩膀上；这付灵柩的后面却尾随着数不清的大小汽车。

那一个因为贫血死了；这一个却因为血量过多，血压过高，也不能久留人世。

他俩都死了，但死亡的原因不一样：一个因为喝了别人的血，需要请大夫抽血；另一个却因为血被人吸去，没有血了。

一个因为血量过多，另一个却因为血量太少而死。那一个是穷人，死于贫困。对于他的死，巴赫达通讯社毫无所闻；而这一个的死，各家报纸都深表遗憾，并且在版面上印了哀悼的黑色。

他们两人，一个是富翁，一个是雇工。不久前，富翁生病了，大夫把雇工的血输入病人体内。雇工强壮的身体变弱了，富翁却因尽情吃、喝、玩、乐，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患上了高血压症。

哪里有这样的富翁，哪里就有这样的事情，而一个人的死要由两个人来代替。

使一个人变弱另一者变强，结果是两个人的死。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结局必然如此。

在我们看来，这两种死都是自然的死。但实际上却是杀人与被杀，是一笔血债。

在这两种死里也有杀人犯与被杀害者，但警察和官员们对此却一无所知。而这种精神上的杀害，他们已经司空见惯了。

这儿有这么个习惯：要是谁用枪杀了人或用巴掌打了人，他们也还是要受到审讯的。可是，要是谁把别人的饭吃掉了，使人死于饥饿，那么这种杀人犯不会受到任何惩罚，谁也不认为这样被杀的人是牺牲者，谁也不会为他祷告。

我们看到的只是非常表面的现象，没有看到实质。我们的医生也全都和我们一样，不知道真正的病症是“压迫”，而有效的治疗方法是“公正”。

（董择邦译）

砸

［新加坡］林高

我被囚禁在储藏室里已十几年了。储藏室十分局促，空气又不流通，新主人大概暗地里祈祷我一声不响地死去。

谁也没料到我的处境会如此悲惨。

老主人在世时，我高高在上。逢年过节，老主人必吩咐用人替我沐浴，然后盛装。到底是我因老主人而得意，还是老主人因我而自豪，也不清楚了；反正我喜欢那种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的日子。

老主人啊！我宁愿陪葬，也不愿这么窝囊地活着。

老主人归西后，我的境遇就一年不如一年了。新主人——老主人的孙子，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后来，新主人决定搬进高级公寓。搬迁当天，当新主人把我抱上货车时，女主人嚷道：“留在这里算了，谁要给他！”

她的话把我的心砸了一下，痛得直叫。这时，我蓦地看见老主人的魂回来，就站在门外。他看着我，一言不发，只是掉泪。“老主人啊，我对不起您。”我喊道。老主人什么都没听见似的，只是掉泪。

新主人不知怎么，没有把我遗弃。不过，我的日子更难挨了——我又被囚禁在储藏室。我捶胸顿足、号啕大哭。新主人视若无睹、充耳不闻。我的泪哭干了，心喊累了。

老主人的魂又回来了，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站在我面前，还抚摩我的头、我的手，我们相对流泪。老主人无能为力了，他日渐消瘦，不久，就不见他再回来。

当年老主人擅长经商，也热心公益事业，尤其是对教育，他更慷慨解囊。有一次，一位姓蓝的校长来拜访，说校舍不够用了，得扩建，请老主人捐助。老主人知道这位蓝校长，久闻他办学认真，还是个书法家，便一口答应了。蓝校长十分感动，为了答谢，亲自把我送给老主人。老主人一看，连声说：“好，诗礼传家，好！”

“好，诗礼传家，好！”有一天，新主人把我从储藏室里抱出来，竟然重复三十年前老主人的话。我吃了一惊，以为自己神志不清。

“大小正好哩。”女主人把我上下看了一会儿，乐滋滋地说。每字我都能听见，我的听觉没有失灵。

怎么回事？不多久，我看出来了，新主人近年经常到中国去做生意，捞得风生水起，还下乡探亲呢，他是聪明人，知道什么时候要标榜什么。

那天，新主人家里有位来自远方的客人。客人一眼看见我，赞道：“好字！意思也好。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

“是，是，这匾是传家之宝。”新主人似乎听懂，又似乎没有懂，接下去说，“没有诗，没有礼，我们可就麻烦了。”

他的话把我的心又砸了一下，泪水夺眶而出。

公理

［苏联］库·海特

老师离开黑板，抖了抖手上的粉笔灰说：

“现在请大家做笔记：平行的两条直线，任意加以延长，永不相交……”

学生们低下头在本子上写着。

“平行的两条直线……永不……相交……西多罗夫，你为什么不记呢？”

“我在想。”

“想什么呢？”

“为什么它们不会相交呢？”

“为什么？我不是已经讲过，因为它们是平行的呀。”

“那么，要是把它们延长到一公里，也不会相交吗？”

“当然啦。”

“要是延长到两公里呢？”

“也不会相交的。”

“要是延长到五千公里，它们就会相交了吧？”

“不会的。”

“有人试验过吗？”

“这道理本来就很清楚，用不着试验，因为这是一条公理。谢苗诺夫，你说说，什么叫公理？”

一个戴着眼镜、态度认真的男孩子从旁边位子上站起来答道：

“公理就是不需要证明的真理。”

“对，谢苗诺夫，”老师说，“坐下吧……现在你明白了吧？”

“这我懂得，就是不懂为什么它们不会相交。”

“就因为这是一条公理，是不需要证明的真理呀。”

“那么，无论什么定理都可以叫作公理，就也都用不着加以证明了。”

“不是任何一条定理都可以叫作公理。”

“那为什么这一条定理就可以叫作公理呢？”

“咳，你多固执啊……喂，西多罗夫，听我说，你今年多大了？”

“十一岁。”

“明年是多少岁？”

“十二岁。”

“再过一年呢？”

“十三岁。”

“你瞧，每个人每年都要长一岁，这也是一条公理。”

“要是这个人突然一下子死掉了呢？”

“那又怎么样？”

“一年后他不就长不了一岁了吗？”

“这是例外情况。你别从我的话中找岔子了。我还可以给你举出别的例子，甚至可以举出成千上万的例子来说明，不过，这没必要，因为公理是不用证明的。”

“那要不是公理呢？”

“那是什么？”

“要是定理，就需要证明了吧？”

“那是需要的。可我们现在说的是公理。”

“为什么是公理呢？”

“因为这是欧几里得说的。”

“要是他说错了呢？”

“你大概以为欧几里得比你还要蠢吧？”

“不，我并不这样认为。”

“那为什么你还要强辩呢？”

“我没有强辩，我只是在想，为什么两条平行直线不能相交。”

“因为它们不会相交，也不可能相交。整个几何学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这么说，只要两条平行直线一相交，整个几何学就不能成立了？”

“那当然，但它们终究不会相交……你瞧，我在黑板上画给你看……怎么样，相交了没有？”

“暂时没有。”

“好，你再看，我在墙上接着画……相交了没有？”

“没有。”

“你还要怎样呢？”

“要是再延长，延长到墙的背面去呢？”

“现在我全明白了，你简直是个无赖，你心里很明白，但就是存心要跟我扯皮。”

“可我确实是不懂嘛。”

“嗯，好吧，你不相信欧几里得，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但我，你总该知道，总该相信吧？我对你说，它们是不会相交的……喂，你怎么不说话了呢？”

“我在想。”

“西多罗夫，那就这么办吧：要么你立刻承认它们不会相交，要么我把你撵出教室，怎么样？”

“我实在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西多罗夫哽咽着说。

“出去！”老师喊了起来，“收拾起你的书包，见你的父母去吧。”

西多罗夫收拾起书包，抽泣着走出教室。

老师疲惫地坐在椅子上，大家默默地坐了几秒，然后老师站起来又走近了黑板。

“好吧，同学们，我们继续上课，请你们再记下一条公理：两点间只能画一条直线。”

（陈印泉译）

乐园里的不速之客

［印度］泰戈尔

这人从不追求单纯的实用。

有用的活儿他不干，却整日想入非非。他捏了几件小玩意儿——有男人、女人、动物，那都是些上面点缀着花纹的泥制品。他也画画，就这样把时光全耗在这些不必要的、没用的事儿上；人们嘲笑他，有时他也发誓要抛弃那些奇想，可这些奇想已根深蒂固了。

就像一些小男孩很少用功却能顺利通过考试一样，这人毕生致力于无用之事，而死后天国的大门却向他大大敞开着。

正当天国里的判官挥毫之际，掌管人们的天国信使却阴差阳错地把那人发配进了劳动者的乐园。

在这个乐园里，应有尽有，但独无闲暇。

这儿的男人说：“天啊，我们没有片刻暇余。”女人们也在唏嘘：“加把劲呀，时光不饶人！”他们见人必言：“时间珍贵无比”，“我们有干不完的活儿，我们没有放走一分一秒！”如此这般，他们才感到骄傲和欢悦。

可这个新来乍到者，在人世间没做一丁点儿有用事儿就度完了一生的人，却适应不了这劳动乐园的生活规律。他漫不经心地徘徊在大街小道，不时撞在那些忙碌的人们身上；即使躺在绿茸茸的草坪上，或湍急的小溪旁，也总让人感到碍手碍脚，当然免不了要受那些勤勉人的指责啰！

有个少女每天都要匆匆忙忙地去一个“无声”急流旁提水（在乐园里连急流也不会浪费它放声歌唱的精力）。

她轻移碎步，好似娴熟的手指在吉他琴弦上自如地翻飞着；她的乌发也未曾梳理，那缕缕青丝总是好奇地从她前额上飘垂下来，瞅着她那双黑幽幽的大眼睛。

那游手好闲之人站在小溪旁，目睹此情此景，心中陡然升起无限怜悯和同情，好似在看一个乞丐一般。

“啊——嘿！”少女关切地喊道，“您无活可干，是吗？”

这人叹道：“干活？！我从不干活！”

少女糊涂了，又说：“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分点活给您。”

“‘无声’小溪的少女呀，我一直在等着从您那儿分点活儿。”

“那您喜欢什么样的活儿呢？”

“就把您的水罐给我一个吧，那个空的。”

“水罐？您想从小溪里提水吗？”

“不，我在水罐上画些画。”

少女愕然：“画画，哼！我才没时间和你这号人磨嘴皮子呢！我走了！”她就离开了。

可是一个忙忙碌碌的人又怎能对付得了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呢？他们每天都见面，每天他都对她说：“‘无声’小溪的少女呀，给我一个水罐吧，我要在上面画画。”

最后，少女终于让步了。她给了他一个水罐，他便画了起来，画了一条又一条的线，涂了一层又一层的颜色。画完后，少女举起水罐，细细地瞅着，她的眼光渐渐迷惘了，皱着眉头问：“这些线条和色彩是什么呀，要表达什么呢？”

这人大笑起来：“什么也不是。一幅画本来就可以不意味什么，也不表达什么。”

少女提起水罐走了。回到家里，她把水罐拿在灯下，用研审的目光，从各个角度翻来覆去地品味那些图案。深夜，她又起床点燃了灯，再静静地细看那水罐；她终于平生第一次发现了什么也不是、也不表达什么的东西。

第二天，她又去小溪提水，但已远非以前那样匆忙了。一种新的感觉从她心底萌发出来——一种什么也不是、也不为什么的感觉。

看见画家也站在小溪旁，她颇感慌乱：“您要我干什么？”“只想给您干更多的事儿。”“那您喜欢干啥呢？”“给您的乌发扎条彩带。”“为什么？”“不为什么！”

发带扎好，鲜艳而耀人。劳动乐园里忙碌的少女现在也开始每天花很多时间用彩带来扎头发了。时光在流逝，许多工作不了了之。

乐园里的工作开始荒芜，以前勤快的人现在也开始偷闲了，他们把宝贵的时光耗在了诸如画画、雕塑之类的事上。长老们大为愕然，召开了一次会议，大家一致认为，这种事态在乐园中是史无前例的。

天国信使也匆匆而至，向长老们鞠着躬，道着歉：“我错带一人进了乐园，这都怪他。”

那人被叫来了。他一进来，长老们即刻就注意到了他的奇装异服，及其精致的画笔、画板，也立刻就明白了这不是乐园中所需要的那种人。

酋长正言道：“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赶快离开！”

这人宽慰地舒了口气，拾掇好他的画笔及画板。就在他即将离去之际，那少女飞奔而来，“等等我，我和您一块儿走！”

长老们呆住了，在劳动乐园里，以前可是从未有过这等事呀——一件什么也不是、也不为什么的事。

（时宏伟译）

两条路

［德国］里克特

新年之夜。一位老人正伫立在窗前。他睁开那充满忧伤的眼睛，仰望墨蓝色的天空。天空中，点点繁星像浮在清澈、平静的湖面上的朵朵白荷花。他又把目光移向大地；大地上，那为数不多的比他更希望渺茫的人们，正朝着自己那必然的目的地——坟墓挪去。如果将一岁比作一站的话，在通往坟墓的道路上，他已经走过六十站了。至今，他从自己的生活旅程中所获得的，除了错误和懊悔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了。他，如今的他，身体衰弱、头脑空虚、心情凄切，尽管已值花甲之年，还是鲜舒寡适。

逝去了的青春岁月幻影般地浮现在他的眼前。他想起了那个庄严的时刻——他的父亲将他放在两条道路之起点的庄严时刻。两条路：一条，通向一个阳光明媚、恬静宜人的天地，那里，大地上覆盖着丰硕的果实，天空中荡漾着甜美的歌声。另一条，通向一个深远莫测的、黑乎乎的大山洞；这山洞没有出口，洞里流着的不是水而是毒液；一些大蛇在蠕动着，发出咝咝的声响。

他又抬起头来看了看天空，苦楚地叫道：“啊，青春，你回来吧！哦，爸爸，您重新把我放在生活道路的起点吧！我会去选择那条光明之路的！”然而，他的父亲已经死去，他的青春已经流逝。

他看见一道道游移着的光从一片片黑暗的沼泽地上空掠过去，消失了。这些光仿佛是他那被虚度了的年华。他又看见一颗星从天空中坠落下来，在黑暗中匿迹销声。这颗星仿佛是他自身的象征。懊悔，无济于事的懊悔，像一支支利箭直射他的胸膛。接着，他想起了自己孩提时的伙伴们。他们和自己同时踏入生活；但是，由于他们走上的是劳动之路，是道德之途，值此新年之夜，他们是荣耀的、愉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