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原处。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笑容。

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看管动物。”他对我解释。

“噢。”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我知道，我待在那儿照料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钢丝边眼镜，问道：“什么动物？”

“各种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撇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三角洲地区，寻思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即将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撇下它们了？”我问。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问，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正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讲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你的政治态度怎样？”我问。

“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七十六岁了。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再也走不动了。”

“这儿可不是久留之地，”我说，“如果你勉强还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待一会儿，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儿开？”

“巴塞罗那。”我告诉他。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儿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噢，它们大概挨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笼没锁上吧？”我问。

“没有。”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

“谢谢你。”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木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我只是在照看动物。”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顾自己，或许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

（宗白译）

勇气

［美国］狄斯妮

在英国举行的一次军人午餐会上，大家谁也不认识谁。我坐在一个美国伞兵身边，他是第101空降师——巴顿英雄部队的。他大约三十岁，像多数跳伞运动员一样，他长得比一般美国军人颀长些，不过肩膀很宽，显然是个孔武有力的硬汉子。他胸前闪耀着的勋章绶带，比我记忆中中将级官衔以下的任何人都要多。他对我说了下面一个故事：

在大规模进攻开始的前一天——进攻法国前二十四小时，盟军向诺曼底空投了伞兵，这个青年就是其中之一。不幸的是，他在离预定地点好几英里的地方着陆。那时候天差不多亮了，脑子里记熟的标志，他一个也没有找到。他吹响集合队伍的警笛，也没什么响应。他知道原计划出毛病了，他单枪匹马陷落在敌人控制的国土上了。

他必须马上找地方隐蔽。在熹微的晨光里，他看见不远处有一栋小小的、红色屋顶的农家，他不知道住在里边的人是亲盟国的还是亲德国的，但是他总得碰碰运气。他朝那房子奔去，一边温习着寥寥可数的几句法语，那是为应付紧急状况而学的。

听到敲门声，一个年约三十岁的法国女人开了门。她长得并不漂亮，但是她的眼眸是善良而镇定的。她的丈夫和她的三个孩子都惊异地盯着他。

“我是一个美国兵。”伞兵说，“你们愿意收留我吗？”

“哦，当然啦。”法国女人把他带进屋里。

“快点！你动作快点！”她丈夫边说边把他推进壁炉旁边一个大碗橱里。

几分钟后，六个德国兵来了。他们看到伞兵在这里降落。转眼间他们就找到了这个伞兵，把他拖了出来。

那位因收留他而犯罪的法国农民，来不及说声再见就被当场枪毙了。他的妻子呜咽着，孩子也放声大哭起来。

德国兵把他这个盟军俘虏后，暂时关押在一间小屋里。

小屋后边有一个小小的窗口，外边就是树林。伞兵蜷身挤出窗口，向树林奔去。德国兵发现他逃走，一边追，一边向他射击，子弹没有打中他。他躲在树林里，听到德国兵互相吆喝着，到处搜索。

伞兵决定往回跑。他避开德国兵，再次跑进那个院子，院子里还躺着那个被杀害的法国男人的尸体。伞兵又敲厨房的门。

女人来得很快。她脸色苍白，泪眼蒙眬。

“你还愿意收留我吗？”他问。

“哦，当然。快进来！”她毫不迟疑地把他送回壁炉边的碗橱里。他在碗橱里躲了三天。德国兵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第二次逃进了那户人家，并且藏在那个碗橱里。三天后，他才找到部队。

我被这个真实故事里的两位主角迷住了。我把这个故事多次讲给美国驻法国和意大利的战士们听。不过我缺乏口才，总也不能满意地表达出我对这两位卓越人物的尊敬。直到全欧胜利日以后，当我准备回国的时候，我碰上了一位空军将领，他才把我的感受确切地说了出来：

“伞兵有的是拼命的勇气，”他说，“在死亡面前，他看到而且抓住了唯一的出路。而那位妇女呢，她也是一个有勇气的女人。”

“勇气？”我惊奇地望着他。

“对，勇气。”将军重说了一遍，“因为她懂得她信仰的是什么。”

（佚名译）

婚戒

［法国］乔克·邦德

彼得·马丁一进家门，便觉得应该给未婚妻梅里尔打个电话，告诉她晚上不要到他这儿来了。由于将要走进婚姻的殿堂了，两个人都有些激动与兴奋。他们本来打算晚上在一起高高兴兴地吃顿饭的，但是，彼得在这个时候失业了。他感到自己在短时间内无法承担得起婚姻的责任。

“呃……梅里尔，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他在电话里吞吞吐吐地说，“我……我想我现在恐怕买不起结婚钻戒了。你知道，我多想把它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你啊，但我失业了。”

片刻之后，他又说道：“那好，既然你非要过来，那就过来好了。不过，这会儿我可没什么好心情。”

不大一会儿，门铃声响了起来。房门开处，风尘仆仆的梅里尔正站在寒风里拍打着身上的雪花。她那一头黝黑发亮的头发剪得短短的，显得既时髦又神气，衬托得她那张俏脸儿更加充满了青春活力。此刻，她正甜甜地微笑着。由于笑容的感染，彼得顿时感到心情舒畅了许多。“瞧你那傻样。”梅里尔轻轻地拥抱了他一下，然后迈着轻快活泼的步伐走进门厅，“其实，你根本就用不着担心，目前我还有我的秘书工作。而你呢，一定会找到比在那个卡片商店更好的工作。”

那天晚上的晚餐简单极了，但他们吃得津津有味，一边吃一边还谈论着他们的计划。梅里尔透露说，她省吃俭用，已经从工资中攒下了一笔钱，她打算用这笔钱买下那枚结婚钻戒。听着梅里尔充满自信的话语，彼得感到只要能跟梅里尔长相厮守，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必在乎了。

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二的晚上，突然响起了几声敲门声。彼得打开门一看，是梅里尔。她正微笑着站在台阶上。“你看。”她一边气喘吁吁地说，一边展开戴着手套的手。她的手心里放着一个红色的小盒子。看她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想必是一路跑着赶来给他看这个红色小盒子的。彼得把她让进屋子，从她的手里接过那个小盒子，并将它打开来。“结婚钻戒！”他满脸疑惑地注视着梅里尔，惊讶地叫道，“你真买得起？”梅里尔抬起胳膊，轻轻地把手压在他的嘴唇上。

在结婚之后的岁月里，他们生活得非常甜蜜和幸福。但是，有几次彼得看见梅里尔坐在梳妆台前，对着那只结婚钻戒暗自流泪。“怎么啦，亲爱的？”每一次，他都会用双手轻抚她的肩头，温柔地问。“噢，没什么，亲爱的。”而每次梅里尔都会勉强地挤出一丝笑容说，“我只是觉得这只钻戒太美了。”虽然彼得感到迷惑不解，但他不知道该如何问下去。

他们一直没有孩子，但是他们生活得如胶似漆。虽然在经济上非常拮据，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享受着生活。比如，每逢节假日，他们就会去纽约或者迈阿密度过一个廉价的假期。而彼得在一家保险公司找到了新工作之后，他们便为那简陋的小屋添置了新家具。

一转眼，很多年过去了。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彼得得了肺炎。尽管采用了疗效最好的药物和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也没有能留住彼得的生命。

在葬礼结束后梅里尔封上了房门，悄悄地搬出了这座曾经给她留下了无数回忆的小镇。在离开林肯镇之前，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到邮局邮寄了一个邮件。不久一篇新闻报道见诸报端：内布拉斯加州林肯镇，2002年12月，一位曾经从内布拉斯加州林肯镇的一家珠宝行盗窃了一枚结婚钻戒的小偷在作案三十四年后将赃物完璧归赵。日前，一封匿名信寄到了萨特·海曼珠宝行，信里装着一枚老式的女用结婚戒指。信中写道：“信中所附物品，是我1968年从贵店偷取的。在此，我衷心地向您表达我虔诚的忏悔和深深的歉意。”

（黎伟译）

不愿上［印度］哈里希·约哈里

从前有个名叫拉拉的商人，他的乐善好施远近闻名。每当圣徒经过他的城镇，他都提供衣食钱物。

一天，一位道行高深的圣徒来到城里，受到了拉拉的热情接待。拉拉以美食招待，并请他留宿家中。圣徒很高兴，临睡前对他说：“拉拉，你的义行为你在天堂赢得了一席之地。”“谢谢你这样说，大师，”拉拉说，“也许有一天我会准备好。”“今天就可以，”圣徒说，“我马上就能带你上天堂。”拉拉看起来很痛苦：“哦，那是我最大的愿望，但是现在恐怕不可能。”“为什么？”“如你所知我没有妻子，她九年前去世了。我儿子才十岁，还需要我照顾。还需要些时间他才能长大到接管我的生意，到那时我会很高兴接受你的邀请。”“你要多长时间才能准备好？”拉拉想了一会儿说：“十五年后他二十五岁，该能打点生意了，那时我就可以去了。”“就十五年吧，”圣徒说，“到时我会返回，履行我的诺言。”

十五年后，圣徒返回拉拉家。门前躺着一条看门狗和一群小狗，当他敲门时，狗摇着尾巴欢迎他。拉拉的老仆一开门，立刻认出了圣徒。“欢迎您，先生！”仆人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老主人不在了，现在是他的儿子照料生意。”“拉拉在哪儿？”“五年前他死于心脏病。但是请进，先生，这房子跟从前一样，门永远为圣徒打开。进来吃顿热饭吧。”圣徒进了门，狗也跟了进来。圣徒坐着等候时，想到没能送拉拉上天堂，感到非常悲哀。他闭上眼睛冥想，突然意识到拉拉已投胎为身边的母狗。“拉拉！”他说，“你在干什么？”“儿子二十岁时，我死于心脏病发作，”拉拉说，“当时他的新婚妻子怀孕了，虽然他生意做得很成功，我担心没有人保护房子和他的家人，所以决定回来做只狗。”“我理解，”圣徒说，“现在你准备跟我走吗？”狗叹了口气：“非常感谢你返回履行你的诺言。我极想跟你去，但恐怕现在不行。这些小狗全靠我，两年后它们会长大，能保卫房子，那时我就自由了。”“好的，”圣徒说，“两年后我会返回。”两年后圣徒重返拉拉家，三个孩子正在和几只狗，还有笼中的一只鹦鹉玩耍，宅子显得生机勃勃，一派祥和气氛。圣徒四处寻找，却找不到拉拉投胎的那只狗。老仆迎接他时，圣徒问：“这些狗的母亲哪去了？”“一年前被贼杀死了，先生。”仆人说，“你不知道它死前是怎样英勇地战斗。请进来吃饭吧。”仆人将狗和孩子们从圣徒身边赶开，去盛了碗饭。只剩下鹦鹉在圣徒身边了，它突然开口说：“嗨！欢迎回来。嗨！欢迎回来。”圣徒陷入冥想，他确定拉拉投胎成了鹦鹉。“嗨，拉拉，”他说，“你现在没有负担了。房子受到保护，家人也过得很好。是上天堂的时候了。”他打开笼子，向鹦鹉伸出手。

“请别带我走！”拉拉说，“我在这儿挺好。儿子儿媳都很喜欢我，他们会想我的。孙子孙女们喜欢和我说话，用手给我喂食。非常感谢你记得你的诺言，但我不想离开这个世界上的天堂。这个笼子就是我的天堂。很遗憾让你白跑一趟，我不再想要任何不属于我的东西了。如果无牵无挂没有责任，那我干吗还存在？”

圣徒感到震惊，但他尊重拉拉的愿望，不再返回找这个没有时间上天堂的商人。

（张霄峰译）

森林里的故事

［保加利亚］埃·斯塔内夫

在长着稀疏的青草和灌木的林间隙地旁边，一棵高大的山毛榉巍然矗立。它的树干犹如一根灰色大理石圆柱插向青天，使周围的树木相形见绌，而树干的上端隐没在绿叶纷披的枝丫之间。它的树根犹如一条条粗壮的赤练蛇，在地下舒展遒劲，支撑着森林中这棵独占鳌头的大树，并供给它养分。清晨，阳光首先给山毛榉的树冠抹上一片金黄，然后才照射到其他树上。

深褐色的树蘑和苔藓附着在山毛榉背阴的一面，而下部的枝丫挂满了女妖头发般柔软的浅黄色茸毛，露出一道道酷似肿大的伤口。山毛榉的树冠下有个小洞，每到春天和秋天，洞里总是长满一嘟噜一嘟噜珍珠般发亮的银灰色蘑菇——这棵树曾经遭受虫害。

一对燕雀在山毛榉下部的枝丫上营巢安家已有几年了。它们从这棵树上衔来干枯的苔藓、地衣和由于日晒雨淋而脱落的树皮，营造了一个球状的坚固的鸟巢。鸟巢在一根细枝上，看上去就像山毛榉的一个裹着地衣的节疤。

雄鸟起早贪黑地伫立枝头，神气地亮开嗓子鸣唱，那歌声就像夜莺的啁啾啼啭。高大的山毛榉柔和的树荫，宛如浅绿色的闪耀着点点光斑的漂亮帐幕，雄鸟就身居其中昂头鸣唱，那长着玫瑰色绒毛的胸脯一起一伏。它怡然自得地眯缝着一对黑亮的小眼，深绿色的尾巴随着心脏的跳动而不停地扇动。它欢乐的歌声在林中回荡，同百鸟的歌声融在一起。此时，雌鸟已在巢中下了七个榛子般大小的白蛋。

啄木鸟时不时飞来啄啄树干，野鸽或鹞子也时不时栖息树上，但没有任何飞禽发现这个燕雀窝。尽管蚂蚁成群结队地爬上树冠，四处觅食，企图吃掉尚未长毛和睁眼的雏鸟，但它们终未遂愿。七只雏鸟依偎在铺着绒毛和地衣的暖和的鸟巢底部。这对燕雀隐蔽在山毛榉的绿叶下，安安稳稳地过着日子。

一天夜里，六月的星空撒下银色的光华，林间隙地的野花绽开花瓣，吐出浓郁的花香。就在这时，一只貂正在林中走动。这貂瘪着肚子，悄声无息地搜寻着食物。它轻盈地攀上一棵棵大树，用它平滑的小嘴在身子周围嗅着，从一棵树上跃到另一棵树上。它光亮的貂毛反射出微弱的星光，细长的爪子在树皮上几乎不留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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