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切尔维亚科夫穿上新制服，理了发，上卜里兹查洛夫家里去解释……他一走进将军的接待室，就看见那儿有很多来请托事情的人，将军本人夹在他们当中，正在接受他们的请求。将军问过好几个请托事情的人以后，抬起眼睛来看着切尔维亚科夫。

“要是您记得的话，大人，昨天在阿尔卡琪娅，”庶务员开口讲起来，“我打了个喷嚏……不小心喷了您……请原……”

“真是胡闹……上帝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您有什么事要我效劳吗？”将军对其次一个请托事情的人说。

“他不肯说话！”切尔维亚科夫暗想，脸色惨白了，“这是说：他生气了……不行，不能照这样了事……我要跟他说明白才行……”

等到将军跟最后一个请托事情的人谈完话，正要走进内室去，切尔维亚科夫就走过去跟在他后面，喃喃地说：

“大人！要是我斗胆搅扰大人，那只是出于一种可以说是悔恨的感觉！……那不是故意做出来的，请您务必相信才好！”

将军做出一副哭丧相，摆了摆手。

“哎呀，您简直是跟我开玩笑，先生！”他说完，就走进去，关上他身后的门。

“这怎么会是开玩笑？”切尔维亚科夫想，“根本就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呀！他是将军，可是他竟不懂！既是这样，我也不愿意再对这个摆架子的人赔不是了！去他的！我给他写封信好了，我再也不来了！皇天在上，我说什么也不来了！”

切尔维亚科夫这么想着，走回家去。给将军的信，他却没写成。他想了又想，怎么也想不出来这封信该怎样写才好。他只好第二天再亲自去解释。

“昨天我来打扰大人，”等到将军抬起询问的眼睛望着他，他就喃喃地说，“可不是照您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开玩笑。我原是来赔罪的，因为我在打喷嚏的时候喷了您一身唾沫星子……我从没想到要开玩笑。我哪儿敢开玩笑？要是我们沾染了开玩笑的习气，那可就会……失去……对人的尊敬了……”

“滚出去！！”将军忽然大叫一声，脸色发青，周身打抖。

“什么？”切尔维亚科夫低声问道，吓得呆若木鸡。

“滚出去！！”将军顿着脚又喊一声。

切尔维亚科夫的肚子里好像有个什么东西掉下去了。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退到门口，走出去，到了街上，一路磨磨蹭蹭地走着……他信步走到家里，没有脱掉制服，往长沙发上一躺，就此……死了。

（汝龙译）

柯留沙

［苏联］高尔基

“您瞧，就是这样一回事情，他的父亲因为盗用公款给判了一年半的徒刑，在这个时期我们就把我们的积蓄吃光了。我们的积蓄本来就很少。到我丈夫出监牢的时候，我已经在用辣菜根当柴烧了。一个种菜园的人送给我一车没用的辣菜根——我把它晒干了跟干牛粪掺在一块儿烧。气味很不好闻。做出来的粥汤也有怪气味。柯留沙这些时候在上学。他是个灵活的孩子……也懂得节省。他放学回家，路上捡到木头、木板，总要带回家来。是啊……春天来了，雪已经融化了，可是他还穿着毡靴。靴子常常湿透了……他把它们脱下来，他那双小脚全红——红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把他父亲从牢里放出来，用出租马车送回家来了。他在牢里得了瘫病。他就躺在那儿望着我苦笑，我站在床前，埋下眼睛看他，心里想：‘我为什么还要养他，养他这个害人精呢？最好是把他扔到街上泥水坑里去。’可是柯留沙看见了，哭了。他脸色完全白了，望着他父亲，大滴大滴的眼泪顺着脸蛋落下来。他说：‘好妈妈，他怎样了？’我说：‘他已经不中用了。’……是啊，从这一天起，就这样过下去了。就这样过下去了，老爷。我一天忙得像疯子一样，可是就是在运气好的时候，也不过收进二十个戈比……我真愿意死……哪怕自尽也好。柯留席卡看见了这一切……他脸色很难看……有一回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我说：这种该死的生活！能够死掉多好……哪怕你们里面死掉一个也行……我是指他们，指父亲同柯留沙说的……父亲点点头，好像他想说：我快要死了，不要骂我，忍耐点吧。可是柯留沙……把我望了一下，就走出去了。等到我清醒过来……啊，已经太晚了。是啊，太晚了。因为您，老爷，他，柯留沙出去以后还不到一个钟头——一位警察坐着马车来了。他说：‘您是希谢尼娜太太吗？’我马上就猜到有什么祸事了……他说：‘请您就到医院去。’他说：‘您儿子给商人阿诺兴的马踏伤了。’……我就坐车到医院去。在马车里我就像坐在烧红的铁钉上面一样。我心里想：‘你该死的女人，该倒霉！’我们到了。柯留沙，他躺在那儿，全身都给绷带包扎着。他对我微微一笑……眼泪从他眼睛里流出来了……他声音很小地对我说：‘好妈妈，饶恕我！钱在巡官那儿。’我说：‘柯留沙，上帝保佑你。你说什么钱呢？’他说：‘街上那些人扔给我的，还有阿诺兴给的……’我问：‘他们为什么给钱？’他说：‘因为这个……’他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呻吟。他的眼睛睁得很大……我说：‘柯留席卡，好儿子，你怎么会没有看见马跑过来呢？’可是，啊，老爷，他清清楚楚地对我说：‘我看见了它……马车……不过……我不愿意跑开。我想——要是我给压坏了，他们会给钱的。他们真的给了钱……’这就是……他说的话……我明白这个，我懂得他的心思，他真是个天使，可是晚了。第二天早晨他就死了……他临死还是很清醒的。他一直在说：‘好妈妈，给爸爸买这个，买那个，也给你自己买……’好像有很多钱似的。钱——的确有四十七个卢布。我到阿诺兴家里去，可是他给了我五个卢布……他还骂人，他说：‘大家全看见，是小孩自己跑到马脚底下来的，你还来向我要钱？’我以后就没有再到他那里去过。您老爷，不是这样一回事情。”

她不做声了，她又像先前那样地冷淡、呆板了。

公墓是清静的、荒凉的：十字架，耸立在十字架中间的长得不好的树木，坟堆，悲伤地坐在一座坟上面的毫无表情的女人——这一切使我想起了人的痛苦，想起了死。

然而无云的天空是清明的，它在散布干燥的炎热。

我从衣袋里掏出一点钱来，把它们拿给这个还活着、心却让生活的不幸弄死了的女人。

她点了点头，声音特别慢地对我说：

“老爷，不要麻烦您了，我今天已经够了……我需要的实在不多，现在……就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活在世界上……”

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把她那两片给悲伤扭歪了的嘴唇紧紧地闭上了。

（巴金译）

美人

［俄国］布宁

省税务局官员，一个上了年纪的鳏夫，娶了军官的女儿，一个非常年轻的美人。鳏夫沉默寡言，谦恭温雅；而美人却自视身价颇高。鳏夫是个细高个儿，瘦骨嶙峋，纯粹是肺痨病人的体态。他戴一副碘色眼镜，声音有些嘶哑，如果想大声一点说话，就得直接从喉管发出吼声。而美人却身段苗条，娇小结实，长得十分俊俏，平日总是穿得漂漂亮亮的；她目光敏锐，很会精打细算，家务事料理得井井有条。鳏夫像许许多多的省城官员那样，在各方面都非常干巴乏味，毫无吸引人之处，但初婚就娶上一个美人；人们无不两手一摊，显出十分惊讶的神色：这样的美人怎么会嫁给他这个人，她图他什么呢？

如今这第二个美人心安理得地开始对他前妻留下的七岁小男孩怀恨在心，装着根本就没有看见这孩子似的。父亲由于惧内也装起蒜来，似乎他并没有什么儿子，根本就没有养过儿子。这生性活泼温顺的孩子，从此在他们面前不敢吭声，后来性格就变得完全内向，躲着藏着，好像在这家里已经不存在他这个人似的。

再婚后，孩子马上就被撵出父亲的卧室，睡在客厅的长沙发上；这是个紧挨着餐室的小房间，陈设着一些蓝色天鹅绒家具。但他在那儿睡得很不踏实，每夜都要把床单和被子踹到地上。于是美人很快就对侍女说：

“这真不像话，他会把长沙发上的天鹅绒全给蹭坏的。娜斯佳，走廊上已故女主人的大箱子里有一个褥子，那是我早先叫你放在那儿的，你就用那个褥子给他在地板上铺个睡觉的地方得啦。”

于是，这个在人世间孤苦伶仃的孩子，就过起完全独立孤单的生活。这是种无声无息的、不露形迹的、天天千篇一律的单调日子：他像小绵羊似的坐在客厅的一角，在石板上画他的小房子，或者老拿着还是他母亲在世时买的那本带画的小人书，一字一句地低声朗读，呆视窗外……他在长沙发和一棵种在桶里的棕榈树之间的地板上睡觉。他晚上自己铺地铺，早上认真收拾整理，卷好被褥就往走廊上搬，把它塞进妈妈的大箱子；在那箱子里，藏着他个人的全部家当。

（阮积灿译）

一个公民的命运

［波兰］姆罗热克

让我们开门见山吧。这个故事发生在本国遥远偏僻的地区，那里的天气跟首都的天气一样。寒来暑往，刮风下雨，阳光普照，与大城市没有什么两样。从气候特点来看，你分辨不出两者有何不同。但是，令人吃惊、甚至恐惧的是权威人物的首创精神。他们为了了解本地天气状况，决定在这遥远的地方建造一所气象台。这不是件什么了不起的事，不过是划出一小块矩形地盘，四周用白色栅栏围起，中间有一个仪器箱，架在细长的支腿上。

挨着气象台是干事的房屋，他的工作除了照看仪器外，还包括书写天气状况的准确报告，这样，假如有人询问情况，权威手头就有了必要的信息，不至于茫然不知所答。

干事是一个非常尽心尽职的年轻人。他写的报告清楚简洁，并且一直准确可信。假如有雨，他会尽可能从每一角度记述雨情：几时下雨，雨量多少，时间多少……否则他不会罢休。假如阳光明媚，他也会不遗余力准确无误地给予记述，是一就说一，是二就说二。他懂得全国上下都在勤奋工作，创造财富为他发放工资，所以他感到自己必须专心工作。他永远也不会无所事事，因为在这个地区，天气总是变化无常。

临近夏末时，暴风雨频繁起来，又是刮风，又是下雨，他翔实地记述下来，把报告交往上级办公室。暴风雨还是接踵而来。

一天，一位年老而经验丰富的同事拜访他，这位同事目睹了他的工作情况，临走前随口说：“朋友，我觉得你报告的调子是否有点低？”

“此话怎讲？”干事感到惊奇，“你可以亲眼看一看，是在下倾盆大雨嘛。”

“不错，是在下雨。当然，谁都能看见。但你应该明白，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处理这个问题，不是吗？要采取科学态度。请注意，这不关我的事，我只是出于友谊才提醒你。”

这位老气象学家穿上胶鞋走了，一边走，一边直摇头。年轻的干事独自留在那里，继续写他的报告。他有些焦虑地凝视着天空，接着又写了起来。

大约就在这时，他出乎预料地接到了上面权威的传唤。虽不是最高权威，可仍然是一个权威人物。他带着把伞进城了。权威在一所漂亮的房间里接待了他。雨点打在屋顶上，滴答作响。

“我们之所以召你来，”权威声明说，“是因为我们对你报告的片面性感到惊奇。这段时间，你报告的调子太悲观。丰收在望，而你却喋喋不休地报告雨情。你不明白自己工作的性质吗？”

“可是在下雨嘛……”干事说。

“别找借口。”权威面有愠色，拳头砰的一声落在桌上的一叠纸上，“这儿有你最近所有的报告，你不能否认。你工作干得不错，可你优柔寡断。我要你明白，我们不会容忍任何失败主义情绪。”

会见后，干事把伞合起来，夹在胳膊下，回到了气象台。这一举动意愿虽好，但终因遍身被雨淋透，得了感冒，不得不卧床休息。不过，他不承认这是因雨所致。

翌日，天气好转。他喜出望外，立刻写下了报告：

“雨停了，必须承认，下得并不太大，只是断断续续下了几点。看现在，阳光多么灿烂！”

确实，太阳驱散了乌云；天气渐渐暖和过来，大地冒着蒸气。干事一边欢快地低声哼着曲子，一边忙着自己的工作。下午，一阵冷风吹过，乌云又开始聚集。他走进屋，生怕患上流感。下一份报告又该写了，他写道：“太阳运行如故。哥白尼早已证明，日落只是表面现象。它实际上总是光芒四射；只是……”

写到这儿，他突然停笔，感到非常不畅快。当第一道闪电划过天空时，他摆脱了机会主义想法，只写道：“17点，雷雨。”

第二天，又是一场暴风雨。他作了报告。第三天，虽没有暴风雨，可下了场冰雹。他又作了报告。他浑身洋溢着一种心安理得，甚至是心满意足的奇怪感觉。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邮递员又给他送来传唤令时为止。这次传唤令是从“中央权威”那里发出的。

他从首都返回后，心里再没有什么疑虑了。连续几天来，他的报告都是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偶尔还响彻着辩证的论调。例如：“虽然短期偶然出现的阵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水灾，但是什么也摧不垮工程兵和救援分队的战斗精神。”

随后的报告描述了风和日丽的天气。有些甚至是用韵文写成的。然而，大约两个月以后，他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一定会使权威百思不得其解。报告说：“该死的暴雨。”下面是用铅笔潦草地写着这样的话：“村里寡妇生下的男婴发育良好，尽管人们都认为他活不长。”

一项调查表明，他是在喝得醉醺醺的情况下写这份报告的，买酒的钱是他变卖气象仪器换来的。

自那以后，什么也妨碍不了本地区阳光明媚的天气了。他在绕着田野行走时被闪电击死，当时手里还拿着一只卢尔德神钟，他企图把乌云驱散。他基本上还是个诚实之人。

（侯志民郭金译）

伯爵的裤子

［匈牙利］哈太衣

上一次我遇见我的体面的朋友颇勃罗虚伯爵时，他比平常的时候都还穷，有好久他没见过金钱的面，甚至连想也不曾想起了。他碰见我，似乎也不大高兴，大概因为他的一双精于赏鉴的法眼，已经看破了底细，知道我和他正是同病相怜，尽我的所有，至多不过能付一杯咖啡的钱罢了。话虽如此，我们俩却仍旧踏进了一家咖啡店里。

“上次我看见一张一百克伦钞票，这是正月里的事。”伯爵说，说时带着羡慕的神气，“那张钞票是美丽……还是全新的，而且没有皱折……是一位先生——约莫三四十岁光景——拿出来会账……他坐在那边靠着窗子，就是现在那位太太坐着在看‘figaaro’报的那个座位……我从这里看过去，十分清楚……当时我看得很仔细，仿佛我预先知道只有这一次，以后再没有机会看见同样的美丽的钞币了……”

伯爵沉默了半晌，我想用话去安慰他，可是想不出话来。

“我是一个伯爵，”他说，“可是我倒也很愿意和下贱的金钱握手。真是说也说不尽，要是我有这样的一个钱币揣在怀中，我将怎样地宝爱啊！我一定紧紧地藏着，连风儿也不许吹坏它，而且……”

忽然听到了一种碎裂的声音，伯爵的脸色变为灰白，他就不说了，然后他向身上摸索了一会儿，很伤心地说：

“钉子把我的裤子撕破了，现在我的裤子已吊在钉上，我也只好吊死在旁边了。我只有这一条裤子，才算是从荣华的日子留下的唯一纪念品，但是现在一切都完了。”

我正打算送一条裤子给他，他却已摁着铃叫堂倌过来。堂倌便立刻毕恭毕敬地站在这位伯爵老爷跟前。

“掌柜呢！掌柜在那里！快去叫他来！”

那堂倌立刻出去，掌柜果然来了，伯爵摆起一副大架子，向着他说：

“当我踏进你们的不大体面的铺子的时候，这条裤子，你瞧，还是很新没有破的。我就好好地坐在这把椅子上，和我向来坐在那家著名的大咖啡馆时一样的坐法。后来怎样呢？钉子竟会把我的裤子撕破了；你明白没有？是那脱出了的钉子！”

“真是糟糕！”那掌柜说。

“是啊，真是糟糕！还亏你说得出！”

“你老别生气！小的一切都知道。这裤子值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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