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恕我们的罪过吧，就像我们宽恕了别人对我们犯下的罪过那样……”宽恕犹如三月里的雨，倾盆而下，又快又慷慨。这一基督教美德，在这个王国里为人们狂热地追求着，实践着。只要你去祈求，上帝肯定会宽恕你的，不管你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过。而你，也一定要经常宽恕别人。因此，每个人始终是宽恕每一件事，每个人都宽恕未来的事和过去的事。就在昨天，我宽恕了费伊哈拉的高祖对我的高祖所犯的罪。前不久，五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发现他们共同侵吞了无权据为己有的五十万元公款，他们向上帝祈求宽恕，他们也互相宽恕，既未从非常、非常重要的岗位上退下来，也没归还任何赔款：“光荣属于您！”马鲁的衬衣后面印上了这几个大字。

（马祖毅译）

在钉子上

［俄国］契诃夫

在涅瓦大街上有几个人慢悠悠地走着，他们都是十二等和十四等文官，刚下班，正由斯特鲁奇科夫领着到他家去过命名日。

“诸位，咱们马上就要大吃一顿！”过命名日的主人馋涎欲滴地说，“来个猛吃猛喝！我那口子已经把大馅饼做好了。昨天晚上我亲自跑去买的面粉。有白兰地酒……沃龙措沃出产的……老婆大概都等急了！”

斯特鲁奇科夫住在人迹稀少的地方。走呀走呀，最后总算到了。一进门厅，鼻子就闻到一股饼和烤鹅的香味。

“闻到味儿了吧？”斯特鲁奇科夫问大家，高兴得嘻嘻地笑起来，“请脱大衣吧！先生们！把皮大衣放到柜上！卡佳在哪儿呢？卡佳！各科的同事都来齐了！阿库利娜！来帮先生们脱衣服！”

“这是什么呀？”这伙人中的一个指着墙上问道。

墙上戳着大钉子。钉子上赫然挂着一顶崭新的制帽，帽檐和帽徽闪闪发光。老爷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都白了。

“这是他的制帽！”大家悄悄地说，“他……在这儿？”

“是的，他在这儿，”斯特鲁奇科夫含含糊糊地说，“他是来看卡佳的。先生们，咱们出去吧。随便找个饭馆坐一会儿，等他走了再说。”

大家把衣服扣好，走出房门，懒洋洋地朝着饭馆走去。

“怪不得你家有一股鹅味，原来屋里有一个大公鹅！”档案助理员打了句哈哈，“是什么鬼把他支使来了，他很快走吗？”

“很快，他在这里从来不超过两个钟头。咳，可真是馋了，就想吃！咱们开头先喝一杯伏特加，就点儿鱼下酒……然后再来一杯。诸位，喝完两杯，跟着就上馅饼，要不就吃不痛快了……我那口子馅饼做得挺不错，还有白菜汤……”

“沙丁鱼买了吗？”

“买了两盒，还买了四种肠子……我老婆现在大概也想吃东西……可他偏偏在这个时候闯进来，真见鬼！”

他们在饭馆里坐了足有一个半钟头，每人喝了一杯茶装样子，然后又回到斯特鲁奇科夫家里。进了门厅，香味比刚才更强烈了。隔着半开的厨房门，他们瞧见一只鹅和一碗黄瓜。女仆阿库利娜正从炉子里往外拿东西。

“诸位，又凑巧！”

“怎么啦？”老爷们的胃难受得缩成一团，饥肠难忍嘛！但是，在那可恶的钉子上又换了一顶貂皮帽子。

“这是普罗卡季洛夫的帽子，”斯特鲁奇科夫说，“咱们出去吧，先生们，找个地方等他走了再说……这个也待不长……”

“他那么个讨厌鬼却有你这么标致的老婆！”客厅里传来一个男人沙哑的低音。

“傻人有傻福嘛！大人！”女人声音应和着。

“咱们赶快走！”斯特鲁奇科夫呻吟着。

他们又回到了饭铺，这回要了啤酒。

“普罗卡季洛夫可是了不起的人物！”大伙儿安慰起斯特鲁奇科夫来，“他在你老婆那儿待一个钟头，你可就有十年的福好享啦。老弟，福星高照嘛！干吗伤心呢？用不着伤心嘛。”

“你们不说，我也知道用不着伤心。这根本没有什么关系！我着急的是咱们想吃东西呀！”

过了一个半钟头又回到斯特鲁奇科夫家里，貂皮帽子仍旧挂在钉子上。只好再来一次撤退。

直到晚上七点多钟钉子才空了出来。这才吃上了。馅饼发干，菜汤不热，鹅也烤糊了——一桌子的美味都叫斯特鲁奇科夫的官运给糟蹋了！不过，大家还是吃得津津有味。

（刘芳译）

教师的调遣

［斯里兰卡］伊兰加拉特尼

再过十一个月，教师先生就满五十五岁了。退休后，他便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料理繁重的家务了。他共有儿女九人。

两个月后，大女儿和大儿子就要高中毕业，可以叫他们去当临时辅助教员。一次领取的养老金也可以为其他孩子的未来教育作些安排。在退职前，应该递上一份申请书，请求发给一次养老金。

“还有十一个月了。”这句话，每天不知要被我们的教师念叨多少次，简直数也数不清，在他刚满五十三岁那年，他便开始唠叨起来。这并不是说他讨厌教书，而是期望从种种干预中求得解脱。

我们的教员先生是个性情直爽的人。他和古朗杜塞纳之流没有任何瓜葛。他恪守公职，热心教学，竭尽全力来维护教师职业的荣誉。且不提头两桩事，就说那第三桩，要做到可不是轻而易举的。在左邻右舍中间维护教师的好名声，倒不怎么费事。他不管在学生面前或邻居面前，立身行事，和成年人没有什么差别，这样便打破了“教师是孩子面前的大人，大人面前的孩子”的说法。

不过有人反对用民族语言授课，主张用人们不懂的外国语来统治人民；他们又说僧伽罗语教师是土包子等等。这一切对我们的教员先生来说，犹如毒药一般。他为此大动肝火。

“谁打了我，我可以忍受，但有人要侮辱我们的职业和语言，那就休想得到我宽恕。”他几乎是一个劲儿地说。

听了他这番话，有人就说：“我们的教师先生是个参与政治的人。”他身裹白布，穿着短衫，因此权贵们也下了这样的结论。

不久以后，督学先生们拥到学校来。“公民学”是我们教员先生开的一门特别科目。正在他上这门课的时候，一位督学来了。教员先生只不过按照教学大纲在讲课罢了，并未替什么党派讲话。又有一位督学在孩子们吃午饭的当儿来了，但他不得不在日志中写道：该校提供给儿童的午饭比本地区其他学校提供给儿童的食品要好上一等。

一天，我们的教员先生收到一封教育局的来信。他站起来拆开信看了看，便跑去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又重复读了一遍。信中写道：从下月一日起他被调到宾旦那附近的一所学校教书。他接着又把信读了一遍。最后当他环顾四周的时候，看见那些正瞅着自己的学生们，便对他们说了声：“我头发晕。”然后吩咐学生们默读课文。他没有回到学校的平房去，却走到教员休息室，掩上了门，躺倒在麻袋床上。

只有十一个月了。这是他生命中富有意义的时光。他的九个孩子，因为住在学校的平房里才有可能读书。他们在这所平房里整整住了十二年了。正是由于住在城市里，孩子们才可能受教育。他把乡间的房舍和稻田租赁出去了，正好到他退休的时候期满。就在这节骨眼上要他变换地方，好比收获时节遭临一场大雨。孩子们的前途被断送了。要上学，他们住在哪儿呢？九个孩子都能寄宿吗？寄了宿又拿什么交费呢？即便没有什么额外的花费，但不借债日子是没法维持的。有话去向谁说呢？有什么办法哪？

“不。把情况详详细细告诉教育局，让他们改变一下是可能的。为什么呢？教育局里总归也有好人。不过这话对谁说都没有好处。对妻子说吧，她会十分难过的。”教员先生自言自语地说道，接着就去请了一天假，出发到科伦坡去。

他递过一张“会客单”，大约等候了两小时，方才见到了官员。他得知那位官员也是在农村里长大的，便怀着莫大的希望走了进去。

“先生，不要提调工作的事吧！”

“我的境况有点……”

“境况，我全知道……那些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处，我们调遣委员会就这样决定了。”

“我有九个可怜的孩子……”

“先生，你参加教育局的工作，并未带着孩子呀！你可以走了。”他敲了敲铃，喊了一名听差，说道，“叫下一个。”

当我们的教员先生回到家里的时候，九个孩子和妻子正在吃饭。饭后他同妻子坐在校舍一侧的台子上，把事情的经过简单地讲述了一遍。

“我们官员说的那番话真令人伤心。”教员先生说着说着就捂着胸脯倒在台子上，把他的妻子吓坏了。母亲和孩子们把他抬进客厅，叫大孩子去找医生。医生来了，但已经无法挽救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的教员先生又收到一封教育局的信。大儿子拆开来看，信中写道：教员先生调任一事不得改变，也不能推迟。特此通知。大儿子哭泣着把信放在父亲遗体的胸前。

（张成礼译）

某国故事一则

［土耳其］阿·涅辛

一天早晨，便衣警察队长对他的部下苏铁说：“苏铁，我交给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要知道这将是您的警察生涯中最光荣的一件差事，不过，当然还得看你是否胜任。”

苏铁两眼紧盯着自己的张着嘴的皮鞋尖，不好意思地问：

“队长先生，给奖金吗？”

“只要干得出色，你将会得到三千元奖金。现在竖起你的耳朵好好听着！”警察队长滔滔不绝地交代任务，但此时苏铁却什么也没听进去，他的思想全在那三千元奖金上了：看起来三千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如今物价飞涨，市场上的东西昂贵，这点钱就显得太可怜了。

队长说：“你不是在美国情报专家杰克·帕维尔的训练班里受过训吗？”苏铁还在想着那三千元，一时没有听清队长的问话，他说：

“啊？”

队长重复道：

“美国情报专家……”

“啊，是的，是的……我在他的训练班里曾名列前茅。”

“所以我相信你能胜任。苏铁，你仔细听着，你要巧妙地把自己化装成乞丐，到普孔路一幢粉红色的大楼对面的拐角处行乞，明白了吗？你要从早到晚守在那儿……”

“明白了，队长。化装成乞丐对我来说一点也不困难。”

“你要注意观察都是些什么人进出那幢大楼。我每天晚上都等你的报告。”

“遵命，队长。”

苏铁化装得十分出色，凡从他前面经过的人都以为他生来就是一个要饭的乞丐。一句话，找遍整个国家恐怕也找不到比他更像要饭的了。

苏铁行乞的第一天上午，队长装作行人从他前面走过时，朝他扔了五元钱，并悄声地说：

“祝贺你，苏铁，倘若不是我亲自交给你这项任务，连我都要把你当成真正的乞丐了。”

苏铁忙着把扔给他的零钱塞进口袋，根本顾不上执行上级交给的使命。真想不到在这贫穷的国家里竟然有那么多善良的、富有同情心的人！那天他盘腿坐在街角，面前铺着一块手帕。不一会儿，手帕上就扔满了钱。苏铁对此大为惊奇，心想：他当警察辛辛苦苦为主子卖命，一个月所挣的钱，坐在这儿伸手要上三天饭就可得到。

第二个星期的一天上午，他猛然听到了一个刺耳的声音：

“苏铁，你至今还没交过一份报告！”

乞丐恐惧地朝队长抬起了头：

“向安拉起誓……我保证明晚把报告给您送去……仁慈的先生们，可怜可怜穷人吧……队长，报告我会给您送去的……老爷太太做做好事，可怜可怜我这孤苦伶仃的不幸的穷人吧……”

队长听了这些使来往行人听来莫明其妙的话以后说：

“我等着你的报告！”

苏铁当乞丐已经有一个来月了，一开始，他怎么也没想到会要到这么多的钱。另外，这活儿有个方便之处，那就是自由自在不受人管束，他想干就干，不想干就歇着。苏铁当机立断，一天清晨，来到队长面前。队长问道：

“苏铁，你干了这么长时间连一份报告都没交过，这回总该得出什么结论了吧？”

“是的，”苏铁说，“队长请看，这是我的报告。”

看了苏铁递上的纸片，队长那蜡黄的脸一下子变白了。原来，苏铁递给他的是一张辞职申请书。

“你疯了吗？”队长说，“你不想干到退休了吗？难道你辛苦了这么些年就算白干了？”

“就算白干了吧！”

“像你这样有经验的……”

“没什么可惜的，白干就白干了吧！”

队长把手搁在苏铁的肩上，他以多年警察生涯所赋予他的具有敏锐洞察力的双眼，紧紧地盯住苏铁的眼睛，试图探测他心中的奥秘：

“苏铁，你瞒不了我，这里面有文章……”他说。

苏铁迟疑地打量了一下队长，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把当乞丐期间每天讨来的钱数念给队长听，他说：

“我是托了您的福才得到这些钱的，所以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您，对别人我是不会说的，请您千万不要把这个秘密泄露给其他同事。”

队长高兴地望着苏铁说：

“苏铁啊，你也要当心，绝对不要走漏风声，这个秘密咱俩知道就行了，我也想在繁华的大街上选一个恰当的地方，开始干这个行当。”

（陆境明译）

一个官员的死

［俄国］契诃夫

在一个挺好的傍晚，有一个同样挺好的庶务官，名叫伊凡·德密特里奇·切尔维亚科夫，坐在戏院正厅第二排，用望远镜看戏：《哥纳维勒的钟》。他凝神瞧着，觉得幸福极了。可是忽然间……在里，常常遇见这个“可是忽然间”。作家是对的：生活里充满多少意外的事啊！可是忽然间，他的脸皱起来，他的眼睛眯缝着，他的呼吸止住了……他从眼睛上拿掉望远镜，弯下腰去，于是……“阿嚏！！！”诸君看得明白，他打喷嚏了。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打喷嚏总归是不犯禁的。乡下人固然打喷嚏，巡官也一样打喷嚏。就连枢密顾问官有时候也要打喷嚏。大家都打喷嚏。切尔维亚科夫一点也不慌，他拿手绢擦了擦脸，而且照有礼貌的人那样，往四下里看一看：他的喷嚏究竟搅扰别人没有。可是这一看不要紧，他却慌起来了。他看见坐在他前面正厅第一排的一个小老头正在拿手套使劲擦自己的秃顶和脖子，嘴里嘟哝着。切尔维亚科夫认出那个小老头是卜里兹查洛夫，在交通部任职的一位文职的将军。

“我把唾沫星子喷在他身上了！”切尔维亚科夫想，“他不是我的上司，是别的部里的，不过那也还是难为情。应该道个歉才对。”

切尔维亚科夫咳了一声，把身子向前探出去，凑近将军的耳根小声说：

“对不起，大人，我把唾沫星子溅在您身上了……我一不小心……”

“不要紧，不要紧……”

“看在上帝面上，原谅我。我本来……我不是故意要这样的！”

“唉，请您坐好吧！让我看戏！”

切尔维亚科夫窘了，傻头傻脑地微笑，开始看戏。他看啊看的，可是不再觉得幸福了。他开始惶惶不安，定不下心来。到了休息时间，他走到卜里兹查洛夫跟前，在他身旁走了一会儿，压下自己的胆怯，喃喃地说：

“我把唾沫星子喷在您身上了，大人……请您原谅……我本来……出于无意……”

“唉，够啦……我已经忘了，您却说个没完！”将军说，不耐烦地撇了撇他的下嘴唇。

“已经忘了，可是他的眼睛里有一道凶光啊，”切尔维亚科夫怀疑地瞧着将军，暗想，“而且他不愿意说话。我应当对他解释一下，说明我完全无意……说明打喷嚏是自然的法则，要不然他就会认为我有意唾他了。现在他固然没这么想，以后他一定会这么想！……”

一回到家，切尔维亚科夫就把自己的失态告诉他妻子。他觉得他妻子对这事全不在意；她光是有点惊吓，可是等到听明白卜里兹查洛夫是在“别的”部里任职以后，就放心了。

“不过呢，你也还是去赔个不是的好，”她说，“要不然他就会认为你在大庭广众中举动不得体了！”

“说的就是啊！我已经赔过不是了，可是不知怎么他那样子挺古怪……一句好话也没说。不过那忽儿也没有工夫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