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4月，郁达夫回了趟富阳，将妻子和龙儿带到了北京。他在什刹海租了住房，将自己的家安顿下来。这是一个安静的小院落，院子里有两棵枣树，院子里有两棵枣树，夏天一到，就挂满了累累果实。写作之余，他就和龙儿在院子里玩耍，甚至爬上树去给龙儿打枣吃。有一天，郁达夫趴在地上让龙儿当马骑，满院子乱爬。前来拜访的沈从文见到了，不禁哈哈大笑，问他们父子俩是唱的哪出戏。郁达夫抬起头道：“嘿嘿，给儿子当一回马，体验一下被奴役的滋味呢！”沈从文便刮一下龙儿的脸蛋：“龙儿，你晓得你骑的什么马吗？这可是全中国最有名的马呢！”

郁达夫确实享受到了天伦之乐，但对他来说，天伦之乐远远不能消除甚至于缓解他的苦闷和抑郁。《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先后停刊了，他总以为，这和他的离开上海有直接的关系，明知这是无可避免的，也时常自责与内疚。

妻儿虽然到了北京，可天伦之乐仍是稀罕的精神享受。他在北大的聘期早已届满，所以，暑期之后，他就坐火车沿京汉铁路南下，到武昌教书去了。后来他在一篇文章里回顾这段经历时说：“这一年在武昌大学里教书，看了不少的阴谋诡计，读了不少的线装书，结果因为武昌的恶浊空气压人太重，就匆匆地走了。”

这一走，他又到了上海，一面与朋友们联络，想把创造社出版部建立起来，恢复《创造》季刊，一面编些书增添点收入。却不料由于由于长期的抑郁和奔波，他开始咳嗽吐血了。到医院一检查，竟然得了肺结核！他想回北京治病，可此时北洋军阀正在混战，南北交通阻隔，无法成行，他只好去杭州疗养。

病情稍有好转，他又回到了上海，与郭沫若等商议筹办出版部和《创造月刊》。他的生活极不安定，他称1925年是他不言不语、不做东西的一年。他在《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这篇文章里说：“自我从事创作以来，象这一年那么的心境恶劣的经验，还没有过。在这一年中，感到了许多幻灭，引起了许多疑心，我以为我以后的创作力将永远地消失了。”这年年底，当他终于搭上沪宁线火车往北京赶的时候，又与妻儿分别有半年之久了。他感到他的一生，总是在途中奔波，不知何处是起点，也不知何处是终点，而经过的那些地方，不是叫忧郁，就是叫苦闷，或者叫伤感。　

北京的春夜，寒意料峭，仿佛人的思维也被冻僵了。郁达夫坐在桌前冥思苦想，一只手夹着纸烟，另一只手捏着一杆狼毫小楷毛笔。纸铺开已久，却没落下几个字。他眼角的皱纹不知不觉加深了。龙儿跳跳蹦蹦地进门来，叫着：“爸爸，我也要穿洋服！”他烦心地推开儿子：“去去去，别打扰爸爸写作。”转过身又问孙荃：“怎么回事？”孙荃说，刚才去大哥家坐了会，龙儿见堂姐郁风穿着洋服，就动了心思了。

他皱皱眉说：“小小年纪，怎么就有了虚荣心？”

龙儿扯他的衣角：“不，郁风姐姐有，我也要有！”

他又推龙儿一把：“外面玩去，穿什么洋服，你没那个命，要耽误爸爸写稿了，饭菜都没吃的，还穿洋服！”

龙儿不依不饶：“不，我就要，我就要！”说着抓着他的衣用力一拖，他右手一抖，毛笔在稿纸上画了一道墨迹。

他恼了，随手给了龙儿一巴掌：“我让你捣乱！”

龙儿捂着脸哇哇大哭起来。孙荃急忙搂过龙儿，抚着他的脸：“心肝！疼不疼？……”又冲着他叫道，“你，你怎么下手这么重啊？你就这点本事吗？”

他懊恼不已：“你说对了！我升不了官，发不了财，也挣不了钱，就剩下打小孩这点领本事了！”

“有气你冲我来啊，打孩子干什么？要是嫌我们娘俩累赘，你言语一声，我立即带龙儿回富阳去！”孙荃含着泪道。

“既然晓得自己累赘，那还不把孩子带好，还要来烦我？”

“好，我和龙儿烦你了，我们就走！”孙荃说着拉着龙儿就往门外走。

他慌了，急忙拦住去路：“好、好、好，算我错了行不行？你们搞得我心烦意躁，就不允许我说几句气话？”

孙荃低头怨道：“你不知道你的话有多伤人吗？”

“气头上的话嘛，当不得真的，别计较了好吗？你肚里又有了，别动了胎气，伤了身体。”他说。

孙荃点了点头，摸摸龙儿的脸：“以后别打孩子，好吗？”

“放心吧，这是我第一次动手打他，也是最后一次……我常年在外，想打都没机会呢。”他别过头去，他不敢看妻子哀怨的脸。

孙荃将抽抽噎噎的龙儿哄上床睡着了，自己在一旁做着针线，不时地看丈夫一眼。安静地陪着丈夫写作，可能是这个可怜的女人最大的奢求了。郁达夫的笔却还停在空中，落不到纸上去。心里的事太多了，是无法进入写作状态的。他之所以坚持坐在桌前，或许是对写作的一种回味，抑或一种祭奠罢？他喟然长叹，依依不舍地放下笔，仰靠在椅背上。

夜渐渐地深了，他若有所思地从皮包里拿出郭沫若的来信。创造社已成立了出版部，郭沫若已到广州中山大学应聘担任文科院长，想要他去任文科教授，同时兼顾出版部广州分部的工作。而此时，广州也已成为革命的发源地，讨伐军阀政府的革命力量正汇集于此，北伐战争一触即发，他很想前去参与其中，有一番作为。可他与家人离多聚少，才回家不久，他有点难以开口。

孙荃是敏感的，瞟瞟他手中的信，又觑觑他的神色，就明白了八九分：“你又要走了？”

他讶然：“你怎么知道？”

孙荃垂下眼帘，幽幽地：“这两天，我眼皮总跳……一家人好不容易到一起”

“上次离开上海后，创造社逐渐衰落，我就一直心里有愧。我的兴趣，你是知道的，除此之外，我也一无所长……我们写文章、办杂志，无非是想在这弱者处处被摧残的社会里，保持我们弱者的人格，发出我们微弱的呼声，或许可以为天下的无能力者、被压迫者吐一口气。”他说，看着地上妻子的影子。

“你去吧，我和龙儿你不用担心，还有大哥大嫂，可以互相照应。”孙荃说。

他不由感激地说：“谢谢你……”

“自家人客套什么……我帮你收拾东西去。”孙荃说着站起来背过身去，悄悄地擦去夺眶而出的泪花。郁达夫走到床边，轻轻地亲了亲龙儿的脸蛋，他想不到，这是与龙儿最后的亲昵。

郁达夫抵达广州是在1926年3月底，但只过了两个多月，6月初，就接到孙荃龙儿病重的来信。他随即离开广州，乘轮船经上海北归。到达上海后又接连收到几份龙儿病危的电报，便立即转船北上。他坐在轮船上，心急如焚，眺望着遥远的北国，眼里一片浑沌。

6月19日傍晚，他终于回到北京什刹海的家门前。他举手敲门，焦急地喊着：“荃！荃君！我回来了！”可是敲了半天，也无人来开门。院内悄无声息。他好像被这个世界抛弃了。后来他一抬头，见门上有一白色纸条，上面写着：“宅主因故搬走，有信件请送往巡捕厅胡同二十八号。”他惊呆了。他明白这纸条的含义。他眼前一阵发黑，身子晃了几晃，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他赶到大哥家，见到了妻子孙荃，才知道五岁的龙儿因患脑膜炎不治，已经埋葬四天了。夜里，夫妻俩一言不发，只是抱头痛哭。

第二天，孙荃带着郁达夫去看龙儿的坟墓。他们在南纸铺里买了好些冥钱，烧在龙儿的坟前。他们不声不响地在坟墓旁坐着，听着乌鸦在树上呀呀地叫唤，看着暮色如同一匹巨大的灰布从天上覆盖下来，笼罩了大树、小草、坟墓还有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呼吸。从那新鲜的黄土里，郁达夫嗅到了儿子细嫩皮肤的香气，他深深地吮吸着，感到儿子随着那气息进入了他的身体。他头大如头，心疼如裂，想起打儿子的那一巴掌，更是胸中锐痛不已！他实在不该，实在不该为了自己的事抛弃了家人，一个人在外面流荡，而致使龙儿那个可怜的小小灵魂，就这么无助的去了！

可是，他又怎能不去外面闯荡呢？三个月后，神情凄楚的妻子又一次将他送上了远行的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