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只能说明你读书太少了，”郁达夫说，“你难道就只见到肉欲，没见到肉欲之上的灵魂？没见到灵与肉的冲突？”

戴眼镜的同学调侃道：“对不起，我视力有限，真的没见到，告辞了！”

郁达夫笑了笑，并不介意，把稿子放到桌上。两位同学出了门，门外立即传来他们的议论声：

“哼，什么东西，有这么写的吗？中国哪有这样一种体裁？将来是断不能印行的。”

“依我看，简直有诲淫之嫌！郁达夫还自鸣得意呢！”

郁达夫顿时面色发白，脑子发蒙，直愣愣地瞪着门外。孙大可安慰道：“见仁见智，常有的事，达夫，你要对自已有信心。”

“我并不太在意，只是……”

只是什么呢？他说不出来。他只知忽然有满心的不快。他的胃痉挛起来，疼痛令他五官皱成了一堆。他痛苦地捂着心口，深深地勾下了腰……

在杏云医院住了半个多月后，郁达夫的胃病渐渐好转了。这天下午，他坐在病床上，聚精会神地读着书。雪白的墙壁，雪白的床单，将他带了病容的脸衬得分外憔悴。半开的门被人轻敲了几下，他抬头一看：郭沫若笑眯眯地站在门口。

他怔住，一时竟说不出话。

郭沫若扶了扶眼镜腿，笑道：“怎么，不认识我了？”

他欣喜地将书往被子上一拍：“烧成灰都认识！只是一时竟以为是在梦中呢！沫若兄，快进来！”郭沫若大步走到病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

两人眼睛潮湿，一时竟凝噎无语。一晃几年不见，他们发现对方竟清瘦多了，而且在眼角额头，已隐约出现了皱纹的痕迹。郁达夫掀开被子欲起床，郭沫若连忙将他按住：“你是病人，安静地躺着吧。”郭沫若在床边坐下，告诉郁达夫他这次从上海一回到东京，就到他的住处找他，听孙大可说他住院了，才跑到这里来。郭沫若关切地问：“得的是什么病？”

“胃病，”郁达夫说，“也是老毛病了，饮食不正常，又时常熬夜，胃先生就造我的反了！那天腹中忽然一阵阵剧痛，捱不过去了，这才进了医院。初进来的几天，体热竟增到了四十一度！都住了快一个月了。”

“是吗？”郭沫若疑虑地审视郁达夫的脸，“脸色倒不是特别坏，确诊没有？不会是别的病吧？”

郁达夫笑了：“怎么，你这个医科学生，是不是想在我身上做实习呀？”

郭沫若摆摆手：“惭愧惭愧，想当初，我们都还抱了悬壶济世、治病救民的志向，现在却都弃医不顾，独钟文学了。想来，还是性不习医的缘故吧？”

郁达夫：“是啊，学医与从文，本无高下之分，做好了一样有意义，但做自已喜欢的事，岂不更为惬意？沫若，这一次回国，应当有所斩获吧？”

郭沫若眉头微蹙，说起了回国的情况。收获嘛，当然还是有的，可是，毕竟不太如意。四月间，郭沫若和成仿吾应上海泰东书局之邀回国去，想从事文学工作。抵达上海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书局允诺给成仿吾的编辑部文学主任的位置，倏忽间被别人占去，书局已另组了编辑班子。书局经理赵南公，是个唯利是图的家伙，见郭沫若和成仿吾还有利用的价值，好言将他们留下做事，却迟迟不发聘书，也不定职位和薪水。过了十几天，见事情仍无转机，成仿吾愤而离去，为解决生计，回长沙找了一份工作。空手而归，郭沫若实在心有不甘，多次找赵南公交涉，他总算同意，替他们出版一份纯文学杂志。

“好啊，总算不虚此行！”郁达夫叫道。

“不过，杂志叫什么名字、何时出版、定期或不定期、稿源哪来等诸多问题，都一时难以定夺，所以赶回日本来，想和朋友们好好商议一番！”郭沫若说。

“太好了！”郁达夫兴奋不已。

护士送了一份饭菜进来，放在桌上，嘱咐郁达夫趁热吃。郁达夫叫郭沫若也在这儿吃饭，饭后他们好聊个尽兴，晚上也可以睡在这儿，里间有铺，是专供护士和家属休息的。郭沫若欣然颔首：“行！只要你身体吃得消，我们可作彻夜长谈！”

郁达夫便对护士说：“美丽的姑娘，请你给我这位朋友再送一份饭菜来，好吗？”

护士莞尔一笑：“你嘴这么甜，我当然会送呀！”

郭沫若兴致很高，玩笑道：“不知护士小姐的嘴甜不甜？”

“是不是想尝尝？别做梦了！”护士娇媚地一笑，转身走了。

“沫若，有时真羡慕你的性格，比我开朗多了。你还记得，你去上海时我给你的信吗？”郁达夫笑道。

“怎不记得？你要我回上海之后，不要为十里洋场的流俗所染，更不要忘记了留在日本的安娜。真是语重心长，用心良苦啊！只是，依你之言，似乎沫若不是回国探索文学之路，而是去招蜂惹蝶似的！”

“达夫心直口快，冒昧了，得罪了！”

郭沫若大度地：“哪敢言得罪？是忠言才逆耳，不是朋友，谁给你说忠言？何况，我并不觉得它有多逆耳……噢，你先吃饭吧，要不凉了！”

郁达夫等护士又送了一份饭来，才和郭沫若一起吃。饭后，两人便在医院的小花园里缓缓散步，侃侃而谈。不知不觉中，夜色降临，淡淡的星光洒在他们的身上。

“沫若兄，上海新闻杂志界的情况怎样？”郁达夫问。

郭沫若摇摇头：“莫提起，提起心里就有气！上海的文氓字痞，懂什么文学！那些什么小报，《礼拜六》、《游戏世界》等等又大抬头起来，闹得挺欢，可都是些陈词滥调，而且无不流溢出麻雀牌和鸦片的气息！其他一些谈新文学的人，把文学团体来作工具，好和政治权势相接近。文坛的生存竞争非常险恶，他们那党同伐异、倾轧嫉妒的卑劣心理，比从前的政客们还要厉害。还有些讲哲学的人也是妙不可言，德文字母也不认识的，竟在那里大声疾呼什么kan（康德）、niezshe（尼采）。法文的‘巴黎’两字也写不出来的先生，在那里批评什么柏格森的哲学。你想，原著都没有读过的人，居然也能在那里大言不惭地批评！”

“这种情形，也难怪沫若兄义愤填膺！但是我国的鉴赏力，和这些文学的流氓和政治家，恐怕如鲍郎郭郎，正好相配。我们将来的杂志，若立论太高，只怕是阳春白雪，和者甚寡，孤立无援呢。”

“读者的鉴赏力当然要有所照顾，但也有赖我们去提高。再说，先驱者哪一个不是孤独之人？且尽我们的力量去做好了！”

“目下中国，青黄不接，新旧文艺闹作了一团，鬼怪横行，无奇不有。在这混沌苦闷的时代，若有一个批评大家出来叱咤风云，那些恶鬼，怕都要抱头鼠窜呢！”郁达夫情绪受到感染，激动地说。

“哈哈！那岂不快哉？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郭沫若开怀大笑，随即吟出自已新写的诗，“趁着我们的血浪还在潮/趁着我们的心火还在烧/快把那陈腐了的旧皮囊/全盘洗掉/新中华的改造/正赖吾曹！”

“沫若，你的新诗真的不错，说不定，能开创中国诗歌的新纪元呢！”

“有时候，觉得自已好生奇怪，每每有灵感袭来，就像生了热病一样，作寒作冷，使我提起笔来就战栗，几至写不成字！我的诗，不是做出来的，是写出来的，不，简直是它自已流出来的！”郭沫若说。

郁达夫点头：“达夫也有同感！对于文学，我志虽不大，却也足以冲破牛斗，目空一切。我既遇了故国的奇波险浪，又受了社会的许多明枪暗箭，觉得自已所走的道路，只有这一条了，不得已，也只好听天由命，认了这一种为千古伤心人咒诅的文字生涯。出院之后，达夫当竭力创作……噢，我带你看点东西。”

郁达夫迫不及待地将郭沫若带回病房，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叠手稿递给郭沫若。这是他完成不久的三篇，《沉沦》、《银灰色的死》和《南迁》。

“好啊！我们的杂志正好需要稿子，尤其是好的稿。你的再加上我新写的《女神》，我们刊物的作品将蔚为大观呢！”郭沫若翻着稿子，兴奋地说。

“我们的杂志不办则已，要办就要办好，在文学界闹出些影响，让世人刮目相看！”郁达夫说。

聊着聊着夜就深了，他们还没有睡意。护士进来干涉，逼郭沫若进了里屋，并且熄灭了电灯。他们只好躺下了，但仍没睡，一里一外地说着话。郁达夫望着窗外的月光，大声说：“沫若，安娜还好吧？”

郭沫若在里间回道：“还好，就是孩子生得多了点，经济上有些拮据……哎，你家那位还好吧？”

“还不就那样。”

“还记得我们和许绍棣那一场关于饮水的讨论么？‘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你到底还是饮了家里替你取的那一瓢，心里不感到遗憾？”

“唉，有什么办法？”

“隆子呢，现在怎么样了？”

郁达夫沉默片刻，才说：“不知道。”

“不知道？”郭沫若十分诧异。

“前不久我去名古屋找过她，她的家毁于一场火灾，后藤先生不幸遇难，隆子无依无靠，也不知她流落到何方了……”

“是这样呵……”

他们不再言语，似乎都被浓重的忧伤之情所覆盖了。

不过，郭沫若的到来毕竟令郁达夫十分兴奋，因为他所憧憬的文学事业要由此开头了。第二天送郭沫若走时，他建议杂志的名称，用“创造”二字，月刊、季刊都不论，每期他都可以提供一两万字的文章。他打算过两天就出院，郭沫若这一来，他不光病好了八九分，他的心再也按捺不住了。郁达夫请郭沫若联络一下田汉、张资平、孙大可等人，挑个日子到他寓所聚集。

“我们先坐而论道，再起而行之！”郁达夫充满激情地挥一下手，瘦白的脸上浮出了一层红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