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及其零部件工业也使台湾人在90年代引发了半导体工业。在此，他们也发现了一个“小空间”，而今它却发展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即：“芯片铸造业”。台湾的半导体生产商并不自己设计转换电路，而是接受台湾人以及日本人和西方企业的委托加工，半导体转换电路按照委托方的设计进行加工生产。现在世界上颇有影响的芯片铸造商是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smc），也就是位于新竹园的台湾半导体元器件公司。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芯片生产厂家之一。因为台北的新竹园已经没有地方了，当局因此在台南建立了第二个高科技园。台湾已经变成了一个信息技术岛，变成一个巨大的硅谷。在此方面作出了实质性贡献的当属那些从美国回来的海归派：美国精英大学的台湾毕业生和那些多年在美国高技术企业从事研、发的富有经验的台湾人。

经济大中国正在实现中

如果没有香港和台湾的投资、出口以及管理知识，大陆经济在80和90年代腾飞的现象是不可想像的。

香港投资者

1979年，当邓小平通过在广东、福建建立四个经济开发区对境外直接投资敞开大门时，他所想的首先是吸引港台的投资者。事实上，香港企业从一开始就蜂拥而来。中国大陆给它们所发出的邀请恰到好处。在香港，由于土地和人工的价格猛涨，那么相对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这些进入世界市场前列的东南亚几只老虎来说，老的工业已经失却了自己的竞争力。此刻，正好出现了邓的开放。

香港企业把劳动密集型生产线迁往中国大陆那些人力和土地比较便宜的地区。它们先是迁到紧邻香港的经济特区深圳，随着大陆开放的不断发展，这些投资者逐渐发展到整个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随后发展到整个大陆。今天，几乎香港的整个制造业都迁到了大陆，仅有很小的一部分迁往东南亚。仅仅在大陆的南部，就有40万家香港企业，工人达到500万人。珠江三角洲的村、镇都成了香港生产厂家的集中地。而留在香港的，也就只是研究开发、设计、包装以及推向世界的销售部。整个生产都在中国大陆。以香港最大的玩具生产企业港陆实业公司为例：1992年，该企业在广东有7家工厂、1万中国工人，而在香港的总公司相反只有400名员工。

对于大陆的农村企业发展来说，香港企业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与农村企业建立合资企业，或者合作关系，以便为出口加工、生产。就农村工业的出口奇迹以及中国出口的奇迹来说，香港是有功的。

香港企业向中国大陆所开放的，就是廉价但接受过较好教育的、技术相对熟练的工人，而且这些工人没有受到自由工会的保护。在大陆的香港出口加工厂，也包括台湾以及韩国的厂家中，笼罩着一种这样的气氛，一种让人回想起早期英国原始资本主义的情景。90年代初期，当一家香港的布娃娃生产厂家使80余名年轻女工被烧伤后，世界新闻媒体注意到了这些现象。工厂的大门被锁着，理由是防止这些女工偷拿布娃娃。一连串的此类丑闻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干预。从此，这些工厂里的情况得到了一些改善，但是按西方的标准来看，仍然是相当糟糕的。在生气的时候也不能忽略的是，这些工厂里工人的生活，远比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处在生存边缘的中国人要好多了。工厂外面还站着许多失业者，他们等待着这家企业下一个空位子尽快出现。

80年代末期，香港的大型资本家也出现在大陆：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像长江实业、新世界发展集团、恒隆地产、恒基兆地产、合和实业等。由于劳动密集型工业某个生产厂所需要的资金相对比较小，故此流入大陆的资本也就几十个亿。而香港房地产界修建收费高速公路和桥梁，并且在以写字楼、高级宾馆、商业大楼、别墅区使中国显示出大城市的形象。香港的宾馆饭店集团、商业集团以及其他的高级连锁网络也随着它们进入了中国大陆。香港改变了中国的城市面貌。

在80年代时，中国3/4的境外直接投资都来自于香港，那时它还是英国领地。90年代时，尽管各国的直接投资大量进入中国，但是在投资数目上，香港仍然遥遥领先，尽管香港的投资额在2001年时下降到整个境外年投资总额的36％。从1979年到2001年，香港投向大陆的总资金达1920亿美金，相当于整个境外在华投资总额的半数。并非所有这1920个亿都是香港资本，其中的一部分是出自于外国企业在香港的分公司，它们由香港向大陆投资的。另外的一股，而且不可忽视的资本来自于大陆自身，也就是中国企业，其中有些是高干子女，搞一个“曲线救国”，他们先把钱弄到香港，然后转投到深圳和其他城市，以便获得减免税以及其他吸引外资的优惠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