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章 邓的增长模式的结束(3)

作者:康拉德·赛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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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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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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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4002字

这种状况显然不能再继续了。1997年2月17日,邓去世前两天,《中国日报》发出了警报:“大量的重复对经济发出挑战”。许多省份,这家报纸这样评述说,都拥有同样的工业结构,到处都是“重复”建厂,以同样的工厂生产同样的产品。有限的资源消失在创造多余的不经济的生产能力上。经济由于这种不理智的投资而完全失控。


确实如此!邓小平时代经济的特征就是繁荣与破产之间的大幅度螺旋式回旋:在繁荣时期,投资的40%和不少的社会产值都流到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里去了;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导致了极度增加的通货膨胀。中央银行此刻只能紧缩贷款;随着经济的高度增长之后势必是一个衰退,而中国基于劳动力的疾速增加原本就应显示出4%的增长率,而这在工业国家同时也就形成了一种经济衰退。一个这样的经济增长断裂构成了1989年天安门危机的背后原因之一,而这种极度的通货膨胀在此之前已经有所预感。邓却宽容地把这种摇摆看作经济飞速增长难免的代价。


贪污受贿在蔓延


伴随着邓的局部市场经济的第二个难题就是:贪污受贿在蔓延。


在毛的计划经济中,那是一个大家都贫穷的时代,贪污受贿的机会极其有限。如果处在一个这样的状况下,那就是那些手中握有政治权力,而同时又控制着经济大权的人,难免不先从突突喷出的金矿井里,给自己捞上一把。故此,这种现象蔓延极快,以致于它在邓的晚期已经变成了中国社会体系的一个构成毒瘤。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的程度,不妨以90年代末期贪污受贿状况为例,下面是几段摘要:


政府在1999年8月份公开了国家财政部的一份调查,该调查发现,上半年有2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4亿美元)被官员贪污,并转到私人账号上去了。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在1998年上半年发表了一条消息,国家财政拨款中有1200亿元被挪用,这笔数目相当于中央政府税收的1/5。


1998年,一个由朱镕基委派的检查组发现,在1992到1997年间,巨额粮食收购款的40%被吞没或者被挪用。粮食收购部门的亏损一年比一年高,这也就丝毫不令人奇怪了。农民把粮食卖给国家后,得不到全额现金,手中拿着白条,以致于引起农村的不安定。


私吞和挪用的不仅仅是粮食收购款,而且还有日常的公款。铁道部、邮电部离退休金部门的负责人员仅仅在1999年上半年就盗用了人民币10亿元,而煤炭工业系统挪用的离退休金高达60亿元。甚至扶贫款的被挪用问题也不容忽视。在2000年7月,《羊城晚报》披露,财政拨出扶贫款专款488亿人民币,而其中有43亿,也就是10%,并没有用之于扶贫;这些钱却被以假发票转走了。


福建有一个走私团伙,数百名党、政干部同流合污,他们在过去的几年中未经海关而偷运进中国的货物价值达150亿美金。为了把2200辆汽车从俄罗斯和韩国偷运到中国,北海舰队动用了战舰。海关估计,由于偷运使海关每年至少损失1000亿元(相当于120亿美元)。独立观察家估计,国家每年的开支也就是300亿美金,这才是1997年登记进口额的1/5。


1998年,重庆的一座大桥断裂,不少人掉下深谷。大桥的建筑公司与建设部门的官员勾结,使用廉价的建筑材料,而把规定的高质量建材的资金装入自己的腰包。建筑工业和建筑部门官员的贪污受贿问题尤为严重。据估计,由于使用不合格的建材以及粗制滥造的建筑工程,使得每年经济损失达1000亿元人民币。


如同清朝末期一样,卖官的事情重新出现。一个县级党组织负责人事的领导,在两年内出售了不少于200个政府官员职务。在另外一个县,县委书记公然出售反贪局局长的职务,要价26万元人民币。而这个大价也说明,这个位置的油水有多么大。


我们在国有企业的财产流失中已经看到,这些总经理通过种种方式把国有企业收入的部分甚至全部挪为己用。据官方估计,到1997年底,已经有12%的国企资产被他们的老总变成了私人财产。在国企和集体企业拍卖中,买主支付“佣金”是司空见惯的,而且佣金甚至达到合同总额的10%。


裴敏欣(音译)在一篇题为《中国要变成印度尼西亚第二吗?》82的文章中估计,每年由于贪污受贿给国家所造成的损失已经达到国民总产值的5%。贪污受贿所导致的实际损失恐怕远比这个数目还要大,因为贪污受贿助长了经济的非有效经营性发展,尤其是由于它使得政府订单到了那些不具备生产水平、能力的企业,从而假冒伪劣的产品得以出现。


贪污受贿的一个主要源泉就是纳税或者合理的不纳税。邓时国家不设税收确认和征税管理机构。国家获得的税收很低。地方公共事业开支的60%,而农村的则是80%,要靠纳税和手续费来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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