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常委们一样，绝大部分政治局委员都大学毕业，而且基本上是工程技术人员出身。22名政治局正式委员中至少有5名毕业于清华大学；清华是今天中国最重要的“干部摇篮”，也像哈佛毕业生在美国和东京大学毕业生在日本一样，清华毕业生在全国形成了一个领导网络。值得一提的是，政治局的一名委员罗干当年曾经在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著名的露天矿学院学习过。

“文革”时，除当年才25岁的胡锦涛外，其余所有的政治局常委都被诋毁为“专家”，而且被强制去参加体力劳动。受罪最大的是朱镕基，他早在1957年就被划为“右派”，并且在“文革”时再一次被发配到农村达5年之久。他在那里养猪、打扫猪圈。

江泽民作为领导集体的核心

江泽民在80年代中期进入了党的领导高层，当时他的情况是：1985年出任上海市市长，两年后出任市委书记并成为政治局委员。在天安门事件中，他非常明智、和平地解决了上海的学生游行。同时，以1989年4月在上海查封自由化领头羊的《世界经济导报》，他也证明了自己在思想意识上的坚定性。此举也使他在邓小平的眼中成了难得的人选，尤其是在赵紫阳问题之后。邓把江选定为党的新任总书记和第三代领导人。1998年11月，邓交出了军委主席的职务，并把它给了江。1993年，邓又把江确定为国家主席。

以此，江泽民形式上集三权于一身，这是邓自己也从来没有做到的。唯一的是华国锋，他曾在形式上把更多的权力集于一身，因为他还兼任国务院总理的职务（但是当时的国家主席职务早已经被取消）。可实际上，形式上的权力说明不了什么问题：邓可以辞去职务，但是并非实际权力。他的权力建立在他在作为长征要员及其个人在党内和军内的影响，而这些都是他在多年的工作中所形成、建立起来的。这个影响使他在1989年11月份，尽管辞去了他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最后一个职务，也就是军委主席，但仍然能以个人的身份从幕后对中国施予影响。

而江泽民在众常委中却是身居首席，按中国的说法就是：“领导集体的核心”。拥有绝对权威的毛泽东时代，以及不能完全令行禁止、权力不那么绝对的邓小平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共产党在其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领导集体来执政，而这也正是列宁主义的党章所要求的。这也是革命元老统治的结束，也就是以邓为首的顾问委员会从幕后遥控政治的结束。从现在起，真正决定政策的是党的这个正式确立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江泽民通常可以获得半数以上的票，但是遇到有争议的问题时，他就得做一些重点的游说，以便使他的建议得到通过。中国的这个领导班子在规范化，也在现代化。

中国以及西方的观察家们认为江泽民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是华国锋第二，一个真正的领导人会在过渡时期中逐渐浮出水面的。可是他们都失算了。江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与他交往的人，尤其是外国人士所看见的：一个平易近人、慈祥的国家主席。他表扬、鼓励一下翻译；在愉快的气氛中抄起吉它唱一首歌。在1996年马尼拉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首脑论坛上，善于交往的江泽民与菲律宾总统费德尔?拉莫斯联合演唱了著名歌手埃利维?普劳理的英文歌《给我以真诚的爱》，在当天成了轰动性新闻。

这位慈祥而善于待人的江是真实的，他并不是在演戏。但是，这只是其本质的一个方面。他的另一个方面则是纯粹的政治权力。自从出任总书记以来，通过在党、政、军内所营建的个人权力网络，他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清楚。现在，在政治局、党的机关、宣传机构、军队、各部委以及各省政府中，关键位置上的人都与江关系密切。

不同于邓小平的是，江泽民属于美国风格的现代政治家，他借助于所有媒体来维护自己的公众舆论形象。在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里，每天的第一条新闻无不是江的身影：要么在会见外国客人；要么在与边防哨所的战士谈天；要么在抚摸着贫穷农民孩子的头，并给他们分发礼物……

如同其他政治局委员一样，江相信，中国只有通过建立市场经济才能实现它的目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像邓一样，江要继续施行一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在前两位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被撤职后，当江被任命为总书记时，他讲了一句话，可算是画龙点睛。他说：他们之所以被免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而他将不再重犯这个错误。

按照中国目前流行的等级划分法，江属于“新保守派”。这个派别赞成市场经济改革，但是坚持党的绝对权力，并要求实行强大的中央集权。在文化领域，不同于邓小平的是，江积极地与外国“污染”以及西方的“糖衣”进行斗争，防止通过一场“自由革命”使中国西化，从而把他逼到多党派民主的路上，这一点也与他所处的环境以及所代表的利益似乎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