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此刻大乱，战火连绵；百姓终日生活在始料不及的侵袭、蹂躏和死亡威胁之中。如何才能使社会重新恢复秩序与安定？中国哲学围绕着这些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不同于其他所有思辨性自然哲学的是，中国哲学是以伦理道德哲学的形式开始的，如同苏格拉底一样，它论述的对象就是人。面对着如何重建和平与和谐这样的问题，在争鸣的“百家”中有三家对于这种思想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法家、道家，尤其是儒家。这三家确定了中国文化。

法家的绝对国家观

法家学派源于公元前4世纪，其学说在韩非（公元前280～前233）的著述中得以阐述。法家的出发点是：一个新时代之所以能取而代之，那是因为周朝的价值和统治方式已经失却了其存在的合理性。韩非写道：“古人寡，故粮有余……而今人多，故粮缺。是故人之有争。”5按照法家的观点，在一个这样的新世界里尝试着用旧的礼仪去治国，那是一件愚蠢的事情。和平和秩序只能通过某种全新的王权系统去重新建立。这种王权系统不是靠呼唤那种神圣的道德法则就能建立起来的，相反，只能凭借王者那严厉、有规可循的法去强制实现。新的“王者”要实施严刑和重赏规则。

法家进而指出，名同虚设的周朝最终只能被一个为绝对王权统治下的中央集权式的国家所取代。这位王者依靠官吏来治理国家，而官吏当是王者根据他们的才能所选拔出来的。由此，在昔日周朝的贵族席位上，出现了平民官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贵族与平民官吏没有区别，对他们所要求的，不是道德上的认可，而是绝对的服从。面对出现的社会危机，法家们给出了类似于两千年后英国内战时托马斯?霍布斯所给予的解决办法：创立由绝对权威者所统治的极权主义国家和强大的国家机器，从而通过威慑和镇压手段强制人们走向和平和秩序。

道家的回归自然

道家学派可追溯到“老子”，他属于公元前600年时昔日儒家的同代人。他著有一部有关“道的力量”的书，即《道德经》，是世界文化宝库中诗歌式、富于哲理的名著之一。在道家的眼里，文明是所有灾难的起因，因为它使人背离了与自己和平共处的自然。故此，他们提出回归自然，而两千年后的卢梭1所提出的观点近似于此。那就是：人应该平静、无为地顺从于自然的秩序，也就是顺从“道”：

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

道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哲学，它主张个人要维护自己的人生，以便把自己从那陌生的环境中解脱出来，实现自身原有的清静、纯洁。道家的观念是：以“隐世”取代为名声而拼搏，在无声、无息中去发展自己的本质。

道教形成了一个广阔的精神和宗教潮流，至今仍然保持着巨大的力量。它不仅激起了对自然的沉思，而且也给予宋代的田园画家以及中国园艺家创造的灵感。通过它对常生不老药物的尝试，使它变成了早期化学的鼻祖和中国自然研究的驱动力。以保护和强化生命之能量（气）的气功在此基础上产生，中国医学也产生于此。

在汉代那混乱的百年期间以及随后的王朝分裂时期（公元221～589年），它变成了一种起源于道教哲学并传遍全中国的、有经书、礼仪、主持人和庙宇的宗教。它是于公元142年由神奇的张道林在四川的一座山上借助于敬老子为道教先师而创立的。老子在此成了“天师”。道教从而成为中国最大的宗教之一，与它齐名的还有作为国家礼仪的儒教、外来的佛教。

作为关注个人的哲学和宗教，道教不同于儒教的是，它可以把人性中的一些自然属性的东西作为社会的另外一个部分使人得以发展。也正因此使得道教有可能成为威胁国家的因素，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都是在道教与佛教的神秘社会组织的号召和组织下爆发的。其中，那种由佛教中所接受的基于对未来的公正和平等要求的世界末日期待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孔子理性建立的道德秩序

那最终上升为国家宗教的学派就是儒家。

孔子（孔夫子，公元前561至公元前479年）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他的政治生涯是在一位侯爵那里作政治幕僚。像柏拉图一样，他在政治方面没有什么成就。孔子对自己的评价是：就对教育方面的热情、付出而言，我足以与他人相比，但是我却没有获得一种贵族的生活（言外之意，他作为一个侯爵的幕僚，只是把自己的道德思想付之于现实）。因此他作为私人教师去教书。在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贵族世家付给侯爵家庭工作人员的工资越来越少，愿求知、实践者更少，孔子只能周游列国，四处讲学，以召募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