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职能部门建立“服务公司”，它们向任何一项能够想到的服务都征收手续费：谁想就某项法则做一些了解，或者获得某项行政管理条例，就得给这个政府职能部门的有关服务公司付费。尤其是地方管理部门出于多种目的在许多方面征收费用。其中有些费用是合理的，但是有些纯粹是为了让一些当官的发财致富，为了保障他们丰盛的宴席，为了让他们去购买豪华小轿车，营造豪华别墅，提高补助津贴等等。中央政府的一项调查发现，地方管理部门所增加收费名目中，有90%是未经批准或者完全违法的。其中至少有3000余不同名目的收费条例是违法的。在农村和乡镇，这些非法的收费经常引起农民的强烈抗议。也正是因此而使一些私人企业迫于地方干部强加的额外税收而关门、破产。而国有企业也不免遇到这些地方性额外的税收，但是他们能痛快的支付，因为国家银行会把他们的损失补上的。

这种贪污受贿危及到他改革的中心目标：它蚕食经济增长；它危及政治稳定和共产党的领导。在他的文章中，裴敏欣就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政府情况发出警告：在1966到1998年的32年中，印度尼西亚实现了一种在这个世界上令人羡慕的经济增长。但是在1997～1998年的亚洲经济萎缩和国内民众的富裕生活收缩时，其国内的腐败政权也随之就垮台了。人们尽管不得不提防这种令人可悲的状况，但是也要看到，中国不是印度尼西亚。在印度尼西亚，总统不顾民意，把国家的财产转给他的妻、子。苏哈托的六个儿子控制着数千家企业。如此明目张胆的、令人唾弃的贪污受贿在中国的高层还没有。

从党的领导干部到普通的农民，邓在全国范围发动起一场全力投身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民运动。他把数亿人从他们传统的思想方法中解脱出来，并把他们带入到现代社会生活中，同时引发起他们的企业精神、意识。农村私人企业的50%、城市私人企业的20%都出自于农民资金。对人的这种精神唤起为中国经济创造了超过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巨大发展气氛，并使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这是邓给予他的后来者所留下来的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宝贵遗产。

没有任何一位经济学家相信，一个像中国这样大的农业国家能够在20多年的时间里每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几乎达到10%，直到中国发展的事实让大家领教了。在90年代中期，西方许多的观察家们从这种发展的速度中形成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到2010年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国家。这也像那种50年代末期时对苏联的预言、80年代末期对日本的预言那样。也正像苏联以及日本在经过20年后所遇到的情况一样，邓富有成就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到了这样的时刻，作为最大经济国家的预言也落入这样的循环，即它到了发展的最大限度。现在的问题是：下一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