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这种基于理性基础、根植于人心的道德秩序设想，也就是让人出于心灵之需要而去行善行的思想，属于人类最高尚的思想形式之一。孔子以此成为了中国乃至东亚人民的圣贤大师，成为中国和东亚文化的最伟大的缔造者。犹如即使基督本人已不复存在，但欧洲人的基本道德观念仍然深深地打上基督教文化的烙印一样，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新加坡人、越南人以及东南亚的中国裔少数民族的道德观念至今依然只能从儒家文化中获得解释。

儒家思想发展成为国家宗教

孔子生活在一个从周朝诸侯持续200年的混乱走向终结的过渡时期，随之一个新的时期，也就是“战国”时期开始了（公元前481～公元前221年）。诸侯割据演变成毁灭性的厮杀，那些余留下来的大国凭借着用战车装备起来的数十万大军点燃了战争的滚滚硝烟，那也许是他们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残杀。那时中国历史的目标就是：一个在绝对集权统治下的统一国家。

此刻对于孔子人性学说的需求显然时机未到。“无人愿意接受我的思想”，韩国的儒家弟子刘祥（公元前77～公元前6年）一针见血。诸侯们需要另外的国策，他们在法家那里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从中也看到了王者的任务。此任务不在于考虑民众的疾苦和幸福，而在于扩大国家的霸权。为此，也得要求并激励国民去强化国家经济、壮大国家武装力量。实现的方法就是，推行严酷刑法，实施重奖制度，按级悬赏敌人首级。法家的国家是一种在王者极权统治下的国家，王者就是执法者。国家是依法治理的中央集权制，并有严格的管理体系。封建贵族的所有残余都被弃之不用，旧时的掌权者为国王新任命的官员所取代。按照法家的思路，法制国家的长处在于，它能形成一个有效的政府，即便是在王者软弱、官员一般的情况下。

事实上，在“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的国家中，法家这种强硬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思想使得最先接受并持续运用它的国家，即西部的秦国最终脱颖而出。在短短不足10年的时间里，也就是在公元前230到公元前221年间，秦王一个接一个地吞并了其他诸侯国。他为自己发明了一个新的名称：皇帝，并作为“秦始皇帝”统治着这个统一、完整的中国文化区域内的王国。他实行了一个由上而下严密组织管理的国家体系。国家由32个郡组成，每郡设一名文官和武官，他们分别由一名皇帝的钦差所监督。在整个新王朝中只许有一种意识和一部法律：法家学说。所有其他哲学学派都被禁止，他们的著述全部被烧毁，许多历史典籍也因此而失传。据后来的史书记载，460名儒家弟子被秦始皇帝活埋；强制国民服劳役修筑国家建筑工程。由此，这位皇帝在连接旧有的防御工事的基础上，第一次修筑了长达两千公里的“长城”。在其首都咸阳（位于今西安附近）驱使10万余犯人为他修建一个巨大的皇宫，其中包括所有被他吞并了的诸侯的宫殿。驱使70万劳役为他修造陵墓。时至今日已经挖掘出7500个与活人大小相近、姿态各异的兵俑，它们作为警卫，守护在这位始皇帝陵墓的入口处。

在后来儒家历史书中，这位始皇帝的名声不好是显而易见的。他被称之为残忍的暴君。中国是唯一的一个不把其奠基人称之为英雄，而看作为暴君的国家。道德历史学家也许最应该重新评价这位始皇帝。

秦王朝持续的时间很短。繁重的劳役、苛捐杂税以及酷刑使人们怨声载道，因而随着秦始皇帝的驾崩公元前221年终于爆发了起义。经过5年的战争，出身于农家的小官吏刘邦最终成了赢家。而由他所建立的汉朝持续了400余年，即从公元前206到公元221年，这是一个与辉煌的罗马帝国并行的朝代。

儒家的时代到来了。秦王朝的短命，绝非单纯为秦始皇帝的暴政所致，其最根本的缺陷就在于缺乏一个共同认可的价值体系，一个能使国家与社会得以协调起来的基础。汉代的第一个皇帝尽管接受了秦朝的中央集权和官吏制度，但是却借助于道德的秩序使其合法化，并且回归到儒家学说上来，从而产生了儒家学说与合法的国家机器相结合的“国家化儒教”。

汉朝的第一位皇帝开始从儒家学派中为自己召募官吏。而法家则由于秦王朝的残暴而声名狼藉，因此汉朝的皇帝们也只是从道家中聘请法师，让他们提出一些有关神秘力量的建议。同时，汉朝初期，皇帝还得先与某些新产生的权贵们分割权力，即使刘邦的皇帝尊严也只是在部分诸侯那里得到认可，而且还不得不借助重奖安抚他的主要竞争者。

一直到了武帝（公元前140到公元前86年）这位世界历史上伟大的君主之一，才真正地重建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儒家学说国家化的第一次辉煌时期便由此开始了。为了管理那日益扩大的王朝并保持统一，武帝需要两样东西：远离京都的官员以及那些外省侯爵们的忠诚；官吏治理下的民众尤其是农民站在拥戴皇帝的一边。这二者唯有借助于儒家学说中那严肃的道德责任观才可加以保障，也正是因此，汉武帝于公元前136年把儒家学说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并于公元前124年在其首都长安建立了专门用于培养高级官吏的国立儒学院。其意义对于中国人来说，那是一目了然的，它所具有的影响类似于法国的高级管理学院，国家经济和管理的精英们在这里受到统一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