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意识到也好，没意识到也罢，人生就像一条长长的锁链，环环相连，一环扣一环。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一个人的每时每刻和每天的事事处处，来去聚散，都是人生锁链上不断延续的一个又一个相同或不相同的链环。

我5岁时，全家由市政府宿舍搬到了吴家窑大街四号楼大院。这个大院由两座四层楼组成，所住的大都是局长和副局长。一号楼大院是市委领导，二号楼大院是市政府领导，三号楼大院是各区政府领导，四号楼大院是市各局领导。每个大院级别不一样，环境就不一样。四号楼大院的院子大，楼房质量远远不如一号和二号。可能这些干部从农村来的缘故，楼中间的院子里种满了庄稼。我爸爸种了一片玉米，高高的，棒子硕大，黄昏时在夕阳中显得格外挺拔。也有种高粱的，穗子红红的，风一吹动，像是小时候戴的红领巾，一飘一飘的。那时院子里的人与人关系特别融洽，大院的氛围跟乡下村子差不多。邻居们见面都打招呼，孩子之间也如同亲兄妹。伙伴们一起上学，晚上若是还没有回家，父母也不用惦念，一准是在哪家留下吃饭了。

我家三楼上是大诗人艾青的前妻，我称呼她阿姨，喊起来挺浪漫。

阿姨在文化局任个闲职，享受副局级的待遇。她两个孩子圭圭和梅梅，中午没人照看，就在我家吃，然后每月一结账。阿姨出手很大方，我娘哪回都不好意思去接钱。我娘是从农村出来的，摆上桌的也仅是窝头熬白菜什么的，炒菜时，放的油就是手心那么一点儿。最后是棒子面粥，那时能吃上白面馒头就相当不错了。在我印象里，我们就像一家人，我们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吃着照样也挺香。我嘴馋，阿姨带我去了一趟小白楼起士林，吃了顿西餐。当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富丽堂皇的餐厅，吃着炸猪排和罐焖鸡时就觉得上了天堂，到现在都能回味起嘴角的余香。吃完西餐，我发誓长大要带我娘去吃，她太苦了，这辈子没吃过什么好的。

我从北京部队复员回来后的第二天，就带我娘去了趟起士林，要了一桌子菜。我娘使不惯刀子叉子，就向服务员要筷子，服务员还真的找到了一双。我娘玩儿命地咀嚼着半生不熟的牛肉，气呼呼地对服务员说：“你就不兴把牛肉炖熟了？”看着我娘这样子，我心里很难受。吃完算账时，结了四十多块钱。我娘心疼了，跺着脚吼道：“我屁也没吃上，咋要我儿子那么多钱啊？这不跟拦路抢劫一样吗？”

我看楼下刘阿姨家总吃馒头，就爱上那儿去蹭。刘阿姨的丈夫是正局长，就一个闺女，生活比较富裕。她的闺女叫小青，比我小好几岁，长得也很俊，就是黑了些。我曾经天真地对我娘说：“我跟刘阿姨的闺女小青成家吧，多好啊！天天吃得饱。”有一回我吃完以后，对刘阿姨谦恭地说：“真好吃，你要了我，给你当女婿吧。”刘阿姨听了咯咯地乐，对她丈夫说：“老四这孩子实在，就留下吧。”我回家不敢对娘说到刘阿姨家吃馒头去了，就硬去啃窝头，吃撑了就在四号楼大院里疯跑。我娘哪回看到我在院子里疯跑，就晓得我吃了刘阿姨的馒头，她就悄悄在阳台上抹泪，然后喊着我的名字：“老四，回来吧！”尖声而凄厉，喊声在残阳的风中时隐时现，整个四号楼大院都听得到。我就躲在茂盛的高粱地里，在叶子的缝隙中看我娘那枯枝般的身影，听那无怨无悔的呼喊。

“文化大革命”时，四号楼大院贴满了大字报，几乎每个人都没能逃脱那场厄运。有两个副局长跳楼自杀了，一个正局长从楼顶跳下来没死，摔断了双腿，被人五花大绑地抬走了，这个正局长就是刘阿姨的丈夫。我娘去看望刘阿姨，拿出三十块钱，说：“你家正缺钱，这也是老四吃你们家馒头的钱。”刘阿姨紧张地看着周围，嘴唇青紫着，颤抖着问：“你怎么还敢上我家来，别人躲都躲不及呢！”我娘大声说：“我是贫农，谁敢把我怎么样！谁欺负我，是男人就没***，是女人就没***。”刘阿姨受过洋文化的熏陶，激动时就抱住我娘。我娘推开她说：“只有我爷们儿才能抱我呢。”刘阿姨陪着她丈夫挨斗，我娘就把小青接到家里和我一起玩儿。

后来，我从部队复员回来，曾经去找刘阿姨，其实是想看看她的闺女长大了没有。终于看到了那个小女孩小青，已经从师范大学毕业了，没有变白，但依旧那么漂亮、那么开朗，说起话来总是甜甜地微笑着。

刘阿姨高兴地对我说：“我女儿交了一个朋友，很帅，是个电子工程师。”我听完后很失望，走的时候小青主动送我出来，我看着她黝黑的头发，很想上前抚摸一下，我说：“你怎么不等我呢？”她莫名其妙地看着我，说：“等你什么？你以前跟我说过什么吗？”我开玩笑地问她：“知道我为什么那么白吗？我是吃着你们家馒头长大的，我吃你们家馒头的时候就想和你好了。”小青咯咯地笑着，那丰满的胸脯一起一伏，她说：“我吃馒头比你多，怎么也不像你那么白呢？”我劝小青说，结婚可不是那么简单，男人漂亮不等于是两个人有了爱情。小青依旧笑着说：“你像个牧师，总是想布道。”

看着别人家遭殃，起初我爹没事，我娘还觉得幸运。但是很快，有关我爹的大字报就多起来，说他是汉奸，因为他被日本人捉进去五次，都被释放出来，后来我爹就被革职了。批斗他时，我曾经和三哥挤在下面偷偷地看。

人家问他：“你怎么能活着出来？”我爹梗着脖子回答：“我怎么就不能活着出来！”台上台下一片打倒的口号，人家又问：“你应该像渣滓洞的烈士一样英勇牺牲。”我爹理直气壮地说：“渣滓洞也有人活着出来。”我看见有人在我爹身后踹了他一脚，他晃悠了一下，但还是挺立着。

我爹回家后天天不说话，见我们也不搭理。有一次，我娘从他的枕头底下搜出了一根绳子。我娘给了他一个嘴巴，说：“你是不是想吊死，要死现在就死去。”我爹恼火地回敬了我娘一个嘴巴：“你他妈敢打我，是人不是人的都敢打我，反了！”我娘咬牙切齿地说：“日本鬼子那么折磨你，把你小子身上揍的哪哪都是烂肉，你都挺过来了。现在让人贴了两张破报纸，你就寻死觅活的。”我爹红着眼睛说：“我不怕日本鬼子折磨我，我就怕自己人折腾自己人。我不是汉奸，我他妈的冤枉！”我娘把我爹强拽到阳台上，指着满大院雪花般的大字报喊：“谁不冤枉，就你一个吗？”我爹瞅着大院，捂着脑袋呜呜地哭起来，说：“我混上局长多不容易，怎么说给我抹下来就抹下来。”我娘两手叉着腰，说：“我当初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窝囊废……”

在我家四楼上住着大作家鲍昌，那时他也正落难。我和他的小儿子鲍光满很要好，没功课上就常到他家。鲍昌家的书柜一排排的，桌子上也都摆满了书。我崇拜地问光满：“你爸爸是干什么的？”他说：“作家。”我说：“什么是作家？”他神秘地讲：“就是瞎编。”

我去他家时就爱翻书，有的不懂，有的刚能看出模样。我也模仿鲍昌写作的神态，写些幼稚的文章拿给鲍光满看，央求转给他爸爸指点。光满严肃地对我说：“我爸爸瞎编倒霉，你别再跟着陷进去。”

鲍昌爱拉个京胡，哼一段京剧，聊以自慰。我也凑热闹听，趁鲍昌不在，斗胆从墙上取下京胡学着拉上一段。可能受我爹弹三弦的遗传，没想到我三下五除二就学会了拉京胡，后来去了部队文工团，我竟然也坐在伴奏席上，抖着京胡弓子在那潇洒。可光满怎么学也不行，拉着就跟锯锯一样刺耳儿，为这个总遭受鲍昌的奚落。鲍昌倒霉时，见谁都低着头，我娘看见他总叨叨：“你是好人，你肯定会没事的。”翻来覆去就这么一句话，鲍昌每回都跟鸡啄米似的点头，有时候眼里会闪出泪花。我娘最见不得别人哭，谁哭就陪谁抹眼泪。

后来鲍昌调到北京，当了中国作协的书记。我去看他，他马上提起我娘，说你母亲反复那几句就是激励他活着，给他一个希望，说将来有机会好好写写老人家。鲍昌送我好多书，兴奋地说：“老人家评价我是好人，让我知道我这个人的分量。”

鲍昌在最得意时患癌症去世了，谁都说他死得早。他死后，他儿子鲍光满突然倒成了作家，到处发表，好像他父亲把所有的才气全当遗产留给了他小子。有时，我到北京找他他竟然也有了好几排的书柜，也坐在鲍昌坐过的椅子上，深沉地望着窗外。墙上也挂着一把京胡，像鲍昌再世似的。我说：“你小子就别装了，你那京胡趁早取下来，你这辈子也赶不上我。”

在我家斜对过的四楼，住着莎莎，他父亲是老革命，母亲是前苏联人。莎莎比我大一岁，很聪明。我们总是一起去水上公园玩，偷铁丝网里的果子吃，也常被人家逮住。人家一看他蓝眼珠大鼻子的样子，就严加审问。这时，我们总把莎莎供出来，说他母亲是苏联人，对方阶级斗争的弦儿就立马绷紧，这样我们容易逃脱处罚，只是莎莎要受比我们更多的折磨。如果说我娘有什么错的话，那就是对莎莎太刁难。她说：“老四，你别跟这苏联特务玩儿，洋毛子不是什么好鸟。”莎莎一找我，我娘就赶人家走。莎莎不走，我娘就把派出所的人喊来，将莎莎像揪坏蛋似的拎走。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对别人都那么善良，对莎莎却那么狠毒。

几年前，我听说莎莎因犯事判刑，出狱后生活拮据，娶了个农村老婆，人长相一般，还算贤惠。他开了个简陋的租书亭。后来，我找到他，见他苍老了许多，置身在屁股大的小亭子里，身前身后都是书籍。他说挣的钱勉强够一家人生活了，他要去俄罗斯找亲戚，做买卖。我们聊天聊到我娘，莎莎说：“你母亲后来是居委会主任，我这个租书亭还是她专门批的呢。你母亲说，‘给莎莎一口饭吧，他爸爸妈妈都死了，杀人不过头点地。苏联人也是人，闹不好还成朋友呢。’”莎莎说着，眼眶湿润了。我问莎莎：“你不恨我娘？”莎莎望着我，深沉地说：“你母亲没文化，她就是简单地认为中国人可以宽恕，而苏联人一定是特务。她该爱的一定爱，该恨的也一定会恨。”

去年，我又听说，莎莎去俄罗斯做买卖大亏了一笔，债主找上了门，莎莎无奈偷偷地跑了，连公安局也在通缉他。有人说他给家里写过一封信，说还活着，请放心云云。那位农村老婆见信后就是哭，带着一个半洋不洋的孩子幽灵般地闲逛。没多久，我听说那个农村老婆被出租汽车撞死了，那个半洋不洋的孩子由居委会大娘们看着，时常说一串流畅的俄语，吓得大娘们手脚发颤，说：“这别碰见鬼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