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3年的大秋，我爹又遇到了大灾。天擦黑儿，暮霭轻柔地飘浮着，雨揉进了炊烟里，落在人身上舒服透了。我爹的腿在我娘的伺候下居然奇迹般地好了，他在院子里盯着天空发愣。安平县游击大队让我爹临时带一下区小队，我爹没答应。他心里没忘掉瞎老广的教诲，要远走高飞，才能“乘大轿、做大官”。我娘正烧火做饭，大哥往灶里填着柴火。这阵儿，鬼子总龟缩在岗楼里不敢出来。区小队就住在我家的房后，咳嗽一声那头都能听见。忽然有人敲门，连声喊着“小麦哥”。我爹听出是苏村的柱子，柱子曾跟着瞎老广学过艺，没几天就让瞎老广辞了，理由是这孩子长得不周正，眉眼间有颗黑痣。我娘要过去开门，我爹离门近，紧几步打开门。门刚敞开，我爹先挨了两巴掌，瞬间四个鬼子扑上来。一个往我爹嘴里塞棉团，剩下几个抱腰拽脚，接着掏出绳子就捆。我娘号叫着扑了过去，叫柱子抬脚着着实实地踹了一下，瘫在地上不省人事。算起来，我娘这辈子尽挨踹了，可能最厉害的就数柱子这一脚。这一脚，把我没出世的二哥踹成了一摊血流了出来。我娘怀我的时候，跟人家聊天，光盯着人家脚，就怕人家脚抬起来。她这辈子是叫人踹怕了。我娘是叫大哥晃悠醒的，我娘睁开眼，见大哥满身是血，那是他在我娘身上抹的。我娘再寻我爹，鬼影儿都没了。她抬着小脚跑到后院儿，领着区小队追到村外。除了几声狗叫，唯有一大洼空荡荡冷清清的月亮地儿。我娘疯了，非让区小队攻打岗楼，要活剥柱子的人皮，救出我爹。区小队的人望了望远处坚不可摧的岗楼，摇了摇头回村了。转天，区小队转移到十几里以外的村子。

我爹被抓进炮楼，日本特务课长先对我爹客气，炫耀已掌握的情况。我爹有了底，一口咬定他是安分的说书人，七里八乡都能证明。他把那几条证据一一驳回，说柱子跟他有仇，栽赃陷害他。我娘不顾区小队长的阻拦，拖着虚弱的身体，带着我大哥去闯炮楼。我娘喊着：“小麦，你屈呀，你让柱子这驴操的给害了，柱子你不得好死，早晚得让一颗子弹给崩喽。”

我娘从早吆喝到太阳缩回到西山，她反反复复的就那几句老话。转天日头刚擦亮，我娘又来了，依然抱着小三弦，领着我大哥，依然是那几句话。一连三天，岗楼四周的村上都知道这事了。结果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远远近近的人都传这个女人。胆子大的、好热闹的远远地站着看，踩倒一片片的庄稼。我娘嗓子喊哑了，干张着嘴出不了声，她就用手指天，用脚跺地。我娘弹小三弦，弦被弹断了，她就系个扣子接上再弹。每逢琴响，岗楼里都有人一声声地惨叫，叫得人发根倒竖，听那声音像是柱子的。

偶尔，岗楼上也打几枪吓唬吓唬，打一枪这女人笑一声，笑得犹如鬼泣，吓得岗楼上顿时没了动静，不敢妄动。特务课长要柱子与我爹对质，我爹说柱子才是八路军，是他说师傅被日本人害死，劝他参加八路打日本。柱子暴跳起来，但他怎么也说不过我爹，气急败坏地强扒开我爹的嘴，要用红烙铁烫我爹的舌头。日本特务课长也有些疑惑，制止了他。我爹假装眩晕，瞬间醒来，把眼一瞪，犹如盲人，说出的全是师傅瞎老广的声音，柱子吓得魂飞魄散。日本特务课长不肯放过我爹，软的方法用尽，换上硬的。他让柱子站一边看着，亲自动手对我爹动酷刑。

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吊起来用鞭子打，我爹被打得遍体鳞伤，几次昏死过去。我爹仍一口咬定，自己就是说书的。柱子在旁边看得心惊肉跳，不住地哆嗦。

我娘坚持不懈地领着大哥，抱着三弦，疯了一般围着岗楼转，边转边弹边高声骂。叫骂声传到炮楼里，柱子突然中风，口吐白沫。我娘弹一下弦，就高骂一句，柱子就像挨了鞭子似的惨叫一声。岗楼里伪军吓得不敢出声。特务课长一会儿看看炮楼外边，一会儿看看柱子，不解那女人的弦声与柱子的抽搐有什么关系。手下小鬼子伸出枪去想打死我娘，被特务课长制止。昏迷中的我爹醒来，冷笑不已，吐一口鲜血，断断续续地说着血雨腥风的段子，周围伪军无不惊骇，鬼子也感到恐惧。我娘仍在外边围着炮楼转，边弹边骂。

四里乡邻都出来看，远远围看这个不怕死的女人向炮楼上的枪口挑战。炮楼上所有的枪口都瞄着下面的女人，女人毫无畏惧。围观群众黑压压的，越聚越多。炮楼上的枪口一个个缩了回去。柱子像条疯狗一样号叫着冲出炮楼，隔着壕沟拽出手枪，他要打死壕沟对面的我娘。混在人群中的区小队的人也在掏枪，要打死柱子。炮楼顶上架起机枪，课长虎视眈眈地望着下面的人们。队长制止了手下。柱子连连朝我娘开枪，所有子弹都打在他跟前的硬土地上，没有一枪打过护城河。柱子纳闷，吓得自己把枪丢到护城河里。

夜里，炮楼中静悄悄的。我娘那凄凉的叫骂声仍一声声传来。炮楼里闹了鬼，有人从楼上滚到楼下，凄惨地大叫。“砰”的一枪，里边的鬼子走了火，把一个伪军打死了。随后炮楼里鸦雀无声。区小队在庄稼地里研究解救我爹的方案，队长接到里边的情报，他们派线人买通伪军中队长，进展十分困难。

太阳出来了，我娘仍在外边唱骂，声音已经完全嘶哑了。炮楼大门突然打开，几名伪军抬出我爹的“尸首”，放在地上，立刻溜回。炮楼吊桥拉起，大门紧闭。我娘不顾一切地背着浑身是血的我爹，回到了牛具村。

我爹被我娘安置在炕上，我娘用毛巾擦净我爹的手和脸。牛具村的乡亲们都来看望。化装的区小队长请来郎中，给我爹号脉。郎中摇头，告诉我娘人已经没了，准备后事吧。化装成农民的区小队队员抬来一口棺材，放在院中，默默地站立后离开。李高粱带人过来，要装殓。我娘坐在炕上搂着我爹，不让人近前。我奶奶坐过来摸了儿子一遍，叫李高粱给她搬个凳子坐在门口，她护着儿媳妇，不让任何人进来。我大哥没人管，东一口西一口地糊弄，乡亲们同情、照顾他。我娘在炕上给我爹搓手搓头，嘴里不住地念叨小麦，用身体给他焐着身子，搂着他，一声声地呼喊。

天亮了，我爹还没有动静。我娘气急了，哭着给我爹唱了两句《井台会》，然后骂我爹，在我爹身上乱捶乱打，我爹这时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后来，河北省安平县志办公室把我娘这段故事有声有色地载入了史册，后面还特意标明，可能有演义的成分。据一个在岗楼里当过伪军小班长的人说，我娘一弹琴，柱子就好像挨了一鞭子，就会嚷一声。柱子周围的人怎么制止也不行，气得鬼子直扇柱子的嘴巴。当时鬼子要开枪打死我娘，被一个头目拦住了。头目发话，谁敢打死这个女人，就用战刀把谁劈死。

更为有趣的是几年后，我爹在北京东四八条的巷子里一枪结果了柱子。

我娘死咬住的念头，又一次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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