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进入了男女之间相互驯服的阶段。尽量榨取对方的爱之类的事情，难免要发生。这种事，恋爱过的男女都有体会。被驯服甚至意味着甜美。但是对我而言，更多的欲望还是要驯服对方，要她对我忠心不二，恨不得用一个吻在对方的嘴唇上盖下封印，从此确认领属关系，千秋万代，以迨永远。自然，戚敏既愿意被驯服，又不愿，欲擒故纵，屡屡在被驯服的边缘逃掉。比如当我问她是否爱我时，她会说“我爱你”，可是倘若不长时间内问了三次，她便会嬉笑着摇头否认，因为她知道只有第三次才会令我满足。这一切与两万年前某个春天里的两只鹳鸟的做法并无不同。作为率先谋求驯服的一方，我使出各种手段，软硬兼施。戚敏也会反过来试图驯服我，找点儿小事吵架，诱使我道歉，等等。我们甚至期望对方用容忍和泪水来证明钟情。这是一个悖论：真挚的爱恰恰是最残忍、最充满心机的爱。也正是在互相驯服的过程中，我们敞开彼此，心心相印。说起来，所谓人性，并非深不可测，甚至相当幼稚，所谓人性的复杂，其实只是含混罢了。当然，并非所有的恋爱故事都是如此这般，单就我而言，与d县高中的那个女孩交往起来就平淡得多，可以说和和气气。但我与戚敏就是如此。

有时我也会玩世不恭一下。“接吻技术真糟，你那个男朋友也没教好你呀。”有一次，我说。

戚敏立刻推开了我，嘴巴抿成了一线，眼睛里喷着怒火。我笑起来，挨近她，她在我胳膊上打了一下。我抓住她，她扭动着，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一言不发，胳膊上的肌肉硬邦邦的。

她的“技术”其实很好。有时，在她的宿舍楼下的夜色中，说的话越多，我就越是意识到她有一种奇异的吸引力。她的有点儿沙哑的嗓音也让我感到陌生而又似曾相识。“你长高了。”她笑着说。在我们亲吻的时候，她脚尖踮起来，让我几乎不需要低头。她的身体自然地倾向一侧。就像五年多以前那样，我再次暗暗惊叹她别有妩媚的风姿，头与脖颈的衔接是多么优美。

她越来越信赖我，无论我说什么，她都会点头赞许。我讲讲我们大学里的各种怪事，随口说说笑话，都逗得她开怀大笑。有时候，公共汽车里寒气逼人，玻璃上结了厚厚的窗花，外部世界一片朦胧，我们不得不依偎在一起取暖。她挽着我的胳膊，不时打一个激灵，在我耳边摩擦牙齿，嘴里说，“吱吱吱！”好像她是一缕寒风，就要钻进我的衣领。她的脸冻得粉白，鼓着嘴巴，作势威胁着我。我要亲她，乘客纷纷侧目，她抗拒着，低声地笑起来，“你怎么这样呀？”然后，她假作冷得发抖，在那个吻中嗒嗒地交错着牙齿，像割草机一般试图剪掉我的舌头。可怕的技术。

另外一些时候，她则显得成熟得多。她正在好年纪，给我风韵淡远的印象。在我们能找到的无人房间里—比如嘉措出差之前偶尔会像狐狸般怪笑着，把他的房间钥匙丢给我—我们亲热之时，她也反应敏锐。爸爸妈妈在寒假前去了天津，家里空无一人，又是在我的那张小床上，我们得到机会共度了两天，有了各自的第一次性经验。只能说，那是一个恰好如此的时间。性观念的松弛，正是在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四年之间发生的。对于我们来说，这则是水到渠成之事。我对女孩的身体固然迷恋，身体的某个器官也充满紧张感，不***便不能放松，脑子里也充满了自然赋予的占有欲，可是我所寻求者，不仅是身体的温存和性的美味，更怀着一种“合二为一”的强烈愿望。那种感觉，好似我们两个人的身体都像亨利·摩尔的雕塑一般，存在着某种残缺与空洞，需要把对方拿来填补自己，才成为完整的、安宁的人。简直像稻草人需要稻田、金铜仙人需要汉宫、月光需要夜晚一般，几乎是一种形而上的需要。

那次爸爸妈妈去天津，是为了购进一批箱包。对家里来说，是相当大宗的生意，为此爸爸几乎拿出了全部本钱，换房子的计划也为之延后，因此妈妈才要跟他去，认为两个人的眼光总比一个人强。孰料那正是爸爸的生意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自然，当时我们每个人都对此一无所知。

寒假期间，气温一度低至零下二十六度，在室外待的时间稍长几乎是一种恐怖经历。我常躺在床上看书，偶尔站起看看窗外，公共汽车正小心翼翼地行驶着，旋即淹没在烟气一般的风雪之中。正值春节前后，娱乐场所乃至饭店有很多关了门。即便我去找戚敏，也无处可去。至于两个未婚者去开房，那时完全不存在成功的可能性。我们只好在父母睡了之后偷偷打打电话。我们约定开学前两天到她的宿舍相会，那时她们宿舍已经开放，而外地女生们尚未回来。

戚敏宿舍门房里的老阿姨圆脸尖鼻子，甚是机警，猫头鹰一般伏在窗口前，一个白天眨眼不超过三次，要想在她面前混进女生宿舍，难于混进克格勃总部。我索性在楼体上攀援上下，戚敏甚是担心，我则保证绝对无碍。果然甚是容易。女生宿舍里空荡荡的，四楼只有走廊另一端的一个房间里躲藏着一对情侣。我们与他们偶尔相遇，心照不宣。整个白天都无人打扰，只是每天十点钟熄灯之前老阿姨会上来巡查一番，绝不放过任何一间宿舍，如果针也分男女的话，那么一根男针都别想留下。我便在九点半左右爬下楼去，一个小时后按照戚敏在窗口给出的信号再爬上去。陈垚大概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当初他传授的诀窍竟然在此时派上了用场。

第一天一切都好。第二天晚上，我忽略了窗台雪下的薄冰，摔到了楼下。当时是夜里十点一刻左右，我心情颇为愉快，便突发奇想，想提高攀爬的速度。我本该用脚尖小心试探，判断是否有薄冰，当时却草草踢开积雪用力蹬下去。那一定是非常薄而不均匀的一层冰，因为我的左脚尖只是向左侧滑动了大约半厘米，可是立刻甩飞了重心。我从二楼那么高的地方摔了下去，幸好，勉强可以做到单脚着地，摔倒在侧后方的雪地里。所有的内脏都搅在一起，心脏大声鼓动，我尽力恢复呼吸的节奏，同时想着怎么办。四处仍旧黑暗而安静，唯有风声不紧不慢地呼啸着。两分钟之后，我感到轻松多了，站起身来，离开这个危险地带，慢慢走到旁边的小树林里，如果有巡逻人员询问，我想，就说在校园里散步好了。虽说一个外校学生在如此寒夜之中在这里散步，无论如何也是讲不通的，而且他们会把任何可疑之人先逮住再说，我却别无他法。在树林里待了一会儿，渐渐觉得血液顺畅地涌流起来，内脏的震动感也消失了。

我再次攀援而上。宿舍里关着灯，戚敏的身体沐浴着冬夜月色，柔光熠熠，令人不胜怜爱。缠绵之间我突然觉得右脚脚底某处疼痛难忍，但并未停下，因为戚敏正在叫着我的名字。她第一次像煮蛤蜊一般完全打开。宿舍虽不暖和，我的后背也沁出滴滴汗珠，旋即被穿透窗缝的凉风吹散。

须臾之后，我脚上的疼痛益发剧烈起来，整个右脚高高肿起。戚敏担忧，我反过来劝她没事，自不必提。第二天早上，我们别无选择，唯有戚敏扶着我，硬着头皮从老阿姨眼皮底下出去。老阿姨震惊而且狐疑地问，他什么时候进来的？戚敏匆匆地说，他刚进来的你没看见。

我们去了骨科医院，拍了x光片，医生拿着片子反复看了几眼，说，骨折。我一时反应不过来，说，不可能。医生说，什么不可能，你是大夫还是我是大夫？这在骨折里算很轻的了。

医生冲日光灯举起x光片，用铅笔指指点点对我解释，这是第一跖骨骨折。说罢，让我去处置室打了小腿石膏。回来，这医生嘱咐我至少固定四周，又拿起圆珠笔，问，住不住院？你住也行，不住也行。听来便知，根本无须住院。我想了想说，住。戚敏说，干嘛住院？这儿条件总没有家里好。我低声说，这样你看我就不用跑那么远了呀。医生笔走龙蛇地开了住院单。

病房在住院部二楼，一共六个病人，都像火柴人似的折断了什么地方。以前只在电影上见过伤员打石膏，都呈雪白、坚硬、清洁之状。其实石膏外面还要缠上一层纱布，护士懒得打理，我的纱布几天之后就是灰的了。每天我吃罢了难吃的病号餐，喝过了热水，便裹着灰色的纱布，躺在病床上读读闲书，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或者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之类，前者大约是我在那一年里读的唯一一本能跟法学扯上些许关系的书。戚敏想来探望我的话甚是方便，出了校门，坐上两站电车就到。有一次，她搬了一个板凳坐在我床边，脱下右脚的鞋子，再脱下袜子，脚趾灵活地甩动起来，问我：“你能不能？”我自然不能，否则她就不会这么做了—我的右脚还裹着石膏呢。即便没裹石膏，这种本事我也望尘莫及。她的五个脚趾像五颗豆子，简直可以向任意方向任意高速运动。我看得入迷，她就低声窃笑。一位一直在看《参考消息》、跟每个人打官腔却不知为何没住高干病房的大叔问戚敏：“姑娘，你这是特意练的？”戚敏指着我说：“是啊，跟他学的，他就是练得太勤奋了才骨折的。”大叔耿直地感叹说：“真是这样？看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事，要成功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医院租给了我一副医用的木头拐杖，用起来极不舒服。使用过那种老式拐杖的人一定知道，这东西用来打架是好兵器，做劈材也物尽其用，用来辅助走路却实在不妥。太重太硬不说，高低不能调节，还受潮变形，拄上之后简直走不成直线。每天下午，由戚敏陪着，我拄着这副怪家伙，船夫一般左摇右荡地在走廊里活动筋骨。我们喁喁私语，其实说的都是闲话，倒像两个老人家。我的印象是，再也没有比热恋中的男女的谈话更像开会的了—絮叨而全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