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原吉最初的症状是吞咽困难，持续两个月之后，才去医院检查，结果是胃癌，不久就去世了。夏冲没有感到多么悲痛。多年朝夕相处，他对爷爷的印象却很淡。

如果这世界上的确存在着什么血统的话，那么夏家的血统中一定含有某种令人容易满足的物质。夏原吉年轻时跟岳父做布匹生意，颇为春风得意，穿裘皮大衣，戴裘皮帽子，岳父死后他抽大烟又戒大烟，世道也坏，就破了产，日据时期只好做了轧钢工人，到了一九五零年代，他又因祸得福，作为难得的娴熟工人拿到相对丰厚的薪资，日子可比那些资本家好过多了。可是刚过五十岁，他就从青岛退休回家，当起了老太爷，享受余生。在那些冬天的清晨，他高大的身躯半躺在小火炕最暖和的位置上，后背靠着拍松的枕头，看着窗外大雪纷飞，简直是神仙一般的日子。

他烹调清蒸鱼，养红茶菌，养鸽子，逗弄鹩哥，每天从四点钟的晨曲开始收听广播，一直听到晚上八点钟睡觉，其间还跟随“广播体操时间”活动活动身体，活得无忧无虑。他最懂得照顾自己。早上，他喝一碗加了糖精的开水冲鸡蛋，晚上，喝两盅红茶菌的酸汤，日日如此，至死没有间断。不管老伴儿多么处心积虑地节省着每一小块肉皮和油渣，他也要吃红烧肉。他发起怒来声如狮吼，真可谓雷霆震怒，可是偶尔又对小孩子颇为慈爱。有兴致的时候他给夏冲讲故事，年轻时如何历险，吃过什么，见过什么，等等，把夏冲迷得魂不守舍。夏原吉实现了东北男人的全部梦想，温饱、舒适、懒散、自在，繁衍和领导了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就是他的深蓝色宇宙，他是其中唯一的主宰，挥挥手，便可以令星辰各列其座。

到了七十岁，他老了，威严不再，夏明强开始拒绝付赡养金给他：你本该有退休金，还跟我要钱？

尽管大家一再劝阻，夏原吉还是高昂着他的花白的、庄重的头，在他的被大家赞美说像刘少奇一样挺直的鼻子上架上老花镜，乘火车去了青岛，讨要自己的退休金。他当然空手而归—当年的退休其实是离休，离规定年龄还远着呢，青岛的工厂告诉他，事实上是他而不是国家没有尽到义务。回到家里时，他风尘仆仆，像个更老的老人那样喘着气，晒黑了，脸颊消瘦，神色憔悴，言语也变得迟缓，好像魂灵里的某个地方承受了一次重击。他随身带回一只竹篾箱子，里面是四十斤苹果。青岛苹果好啊，他说。儿女们愕然，什么苹果？退休金呢？夏原吉愣了一会儿，慢慢向后仰，靠在拍松的枕头上，闭上了眼睛。乔雅洗了那些苹果，端上来，水淋淋的，瘀伤累累。

弥留之际，夏原吉示意家里的每个人都到他的病床前，依次握手作别。爷爷拉着夏冲的手，脸上洋溢着无力却温暖的微笑，点了点头。他开始剧烈吐血，二十分钟后，眼球像鸽蛋一样变灰了，不动了。

就在这一年，黄春兰也死了。那个嫉恨地闯进于蓝家的黄奶奶。一

颗死去的悲剧的谷粒。

一九八七年的六月，中考了，我的过山车般起伏不定的学习成绩正逢一个次高点，并不困难地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严竺也考上这所高中，而陈垚考去了机电职高。我和陈垚都无所谓满意不满意，而严竺颇为失落，当时她已经放弃了去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想法，却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没有考上赫赫有名的四中。用硅酸盐厂子弟中学的老师们的说法，这就是早恋的后果—严竺已经从她对哥哥的女朋友的嫉妒中摆脱出来，交了一个男朋友，是另外一间学校的一个中苏混血儿。这对初恋情人颇为引人注目，很多人都见过他在学校门口等她。其实哪有关系？我想。同样是谈恋爱，为什么她那个男朋友就能考上四中？另外，倘若不是那么严格地说，我也早恋过了，就没受什么影响—早恋前没有考取四中的实力，早恋后也没考上。

如今我只记得那个女孩叫程蕤，是我的同桌。我们都是班里比较幼稚的孩子，班级里恋爱成风，我们也就跟跟风。大概就是这么回事。我们“恋爱”了大约一个半月，接过三到五次吻。我对她讲了《双城记》中卡尔顿的故事。故事本身要讲很久，我怀着被理解的期待讲了自己能记住的每个细节。

我讲完之后，这女孩问：“你会像卡尔顿一样为情敌去死吗？”

这激怒了我。我马上认为，她只是在问我愿意不愿意为那个也喜欢

她的男孩去死。我感到再也没有比她更愚蠢、更虚荣的女孩了。同时，我也感到，就西德尼·卡尔顿的崇高精神而言，再也没有比这更庸俗的理解了。我找了一些别的借口，指责她的种种不是，告诉她我要跟她分手。不久之后，我果然看见她坐在那个男孩的自行车后座上，神色不安地瞟着我。我却根本就不看她。我蔑视地盯着那个男孩，他也仇恨地盯着我，我们的理由是相同的：他的女朋友是我玩过的。我们本该打一架，只是很快就毕业了，才没打成。当年我们的把戏就是这样。

如此一来，我也许就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因为《双城记》而失恋的家伙。我想我应该有点儿失恋的样子，因此尽力地心情黯然了几天。可是很快就无以为继。这件事对我并无影响。我从不觉得初恋这种事仅仅因为是初次经验便有多么重要。不管怎么说，只是几个星期的好奇而已。

就在暑假里，陈垚出事了。如今想来，这是迟早之事，可我当时完全没有预想到。

以那种方式获知此事，尤其加重了我的震惊之感。那天是星期三，我去了姥姥家，正坐在马扎上玩着几只塑料兵—偶尔像小时候一样玩玩塑料兵，也是乔雅喜欢宣扬的我的幼稚趣事之一，不过那天我却只是无事可做罢了—忽然有一群人鱼贯而入，原来是爸爸妈妈大姑小姑叔叔婶婶舅舅二姨等人，拼拎訇隆，阵仗惊人。乔雅手里还拿着那把小提琴。我还没缓过神来，夏明远已经抓住我给了我一记耳光。我呆若木鸡，半晌才听清楚，他咆哮着问我跟陈垚的事有没有关系。我定下神来，忽然大怒，吼叫说，陈垚的什么事？乔雅扯住夏明远，不让他发作，自己站在前面说，陈垚偷东西被派出所抓起来了，你说实话，你跟他的事有没有关系？

她的神色吓住了我。有一会儿，我头脑中一片空白，没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想：派出所，派出所是什么东西来着？紧接着，迷怔一团中浮现出了灾难的预感。意识世界中好似有一股雷声，由远至近，滚滚而来，终于在一瞬间碾到耳边，轰然炸响了。

在这天晚上，整桩事情，包括这个消息的冲击力和置身于一群黑着脸的长辈之中的压迫感，合成了一个噩梦。我很快就崩溃了。我非常疲惫，强迫症般地一再抬头看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确认灯光亮着，因为我时时感到眼前发黑。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非常不真实。在他们的轮番审问之下，我交代了跟陈垚之间的每件事，包括我们平时都在玩些什么，小提琴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那天下馆子喝了什么酒，吃了什么菜，等等。除了我曾跟陈垚计划过一起偷钱以及跟他学过爬楼之外，我全招了。我吓坏了，保证说，我从没偷过钱，跟陈垚的事也没有任何关系。他们说，我必须实话实说，这样他们才能想办法帮我，否则等公安来找我的时候就麻烦了。我觉得他们说得有理，更大的麻烦恐怕还在后面，可是吐露全部实情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我脑仁儿涨痛，肢体麻痹。有那么几分钟，他们不再问我什么，彼此议论起来，像陪审团一般要裁定我的话是真是假。我歪在椅子上，头枕着椅子的靠背，觉得整个世界都变了样子。

后来我才知道，是乔年舅舅在厂保卫科里听说小南门派出所抓了陈垚，想到我平时总跟陈垚一起玩，怕有什么牵连，来给妹妹报信，一时没找到乔雅，寻访间，听到风声的亲戚们聚拢了过来。

这场审问持续了三个小时。长辈们也都累了，板着面孔，沉默不语。姥姥坐在一只小板凳上，手指不安地敲打着膝盖。日光灯的整流器嗡嗡地叫着。我终于清醒了一点儿，感到又困又冷，这才发现他们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把屋子弄得像个烟囱，只好开着窗子。夜凉如水，窗外四无人声，风在树间。弥漫在屋子里是另一种寂静，凝滞沉闷。飞蛾扑打着灯管叮叮作响。

夏明远说：“要不，给他转学吧。”他说的是，我可以转学去远处一个县的高中，那里有他的旧同事，可以照顾我。大致上说，这是避祸的办法。乔雅表示反对，她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用这种办法。去那种小地方的学校还有什么前途？她还是相信我没有做什么犯罪的事情。

她的话音一落，又一次长达十分钟的沉默开始了。我闭着眼睛，听到又有人开始抽烟，划火柴，失败的嗤的一响，又嗤的一响，换了一根，暴烈的一声，点着了。烟丝发出轻微的毕剥声，疼痛似的猛烈蜷曲在一起，就此化为灰烬。日光灯整流器冥顽不化地在团团迷雾中嗡鸣着。

“今天先这样吧，”夏明远开口说，“我看他跟陈垚的事是真没关系，我放心了，大伙儿也都放心吧。我早就觉得，这孩子不管怎么样，还不至于偷钱偷东西，他是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他的口气越来越像在工厂里开会讲话，可是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好笑，“这么多年来，我跟乔雅一直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学习上生活上，对两个孩子，乔雅是勤督促，常检查，严格要求，从不放松，我心里有数。当然，我们今天多往坏处想，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是对的。结果是好的，也算给他打了预防针，防患于未然。大伙儿都累了，回去吧。夏冲，这么多长辈深更半夜为你操心，图什么？你反省反省！别以为完了，我告诉你，没完。先谢谢各位长辈！”

我就站起来，行礼致谢。大家就陆续起身离开屋子，姑姑一类的女性长辈都安慰我几句，勉励我以后要如何如何云云，我也木然听着。爸爸不耐烦地催我，还杵那儿干什么呢？木头人啊？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