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公布的《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权益状况比较研究报告》显示，中国高中生最少和父母沟通聊天。我想，中国的父母们对此会普遍认同。但该中心副主任孙云晓认为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讲含蓄，不鼓励个人表达意见，无论父母还是孩子，都不习惯相互公开表达内心感受和想法，因此给亲子沟通造成障碍。我认为此论只说对了一半，因为他忽略了“独生子女”这样一个重要的家庭背景。

关于独生子女的话题，我后面将要论及。10年前的2000年6月2日，武汉晚报刊发了我的一篇题为《我们家的“抢救运动”》的文章，现摘录其中一段：

一家只生一个孩子，抚养大约是不成问题了，难在教育上。儿子今年刚满9岁，我和儿子他妈对付他像对付一场重大战役。儿子出生后刚满100天，就被我们送到郑州他姥姥家，回家时已经4岁半了。感情障碍倒不大，最令我们吃惊的是他强烈的“唯我”意识，任性、暴躁、自私，还有对周围人的冷漠，一点我和他妈热情开朗的遗传也没有。糟糕，儿子让老人惯坏了。常言道“1岁看大，7岁看老”，儿子4岁半，留给我们两年半的抢救时间。“抢救运动”持续了又一个4年半，真是如火如荼啊。在“抢救”的具体方法上，我和儿子他妈之间硝烟弥漫。有一天，她被儿子折磨得痛不欲生后终于流着泪说：“我真后悔呀，当初图轻松把他送走，现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虽然现在情况有所改观，但后遗症依然严重。假如生活可以重来，再苦再难孩子我们也要自己带。

我们一开始就错了，错得我有时认为儿子后来一切让我们操心劳神的习性都是对我们原始错误的报应，都是我们必须承受的惩罚，以至后来将他送到被称为“魔鬼训练营”的地方时他所承受的巨大的身心痛苦，我都认为他是在代父母受过。

山东有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说：以我当了60多年幼师以及园长的经验和观察，孩子在1岁左右就形成了一生不变的性格习惯，甚至连口味轻重，爱吃甜吃咸，都已基本定性。心理学家胡邓博士作客武汉“名家论坛”时说：你是否发现自己有时莫名的焦虑不安或对自己的一些行为感到困惑？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很可能和你幼儿时期的心理成长环境有关。胡邓认为，0至1岁是一个人安全感的形成期，完全取决于孩子和妈妈的关系。2至4岁是人基本行为价值观的形成期，则需要父亲用规矩矫正孩子。“3岁看小，7岁看老”，是被心理学证实了的。

这些知识、道理，我们当初无知如白痴。所有最重要的时期都错过了。儿子后来令我们忧心的任性固执、自私冷漠，都能从我们的“原罪”中找到根源。

将儿子送到“训练营”后，我曾找出这篇文章看，这时才觉出文章标题的好笑，应该被“抢救”的恰恰是作为父母的我们自己！

儿子出生时，我在武汉晚报当记者，晏紫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我们虽忙，并没忙到完全没有时间和能力抚养一个孩子的程度，我们却在儿子需要呵护需要抚摸需要儿歌需要故事需要对话交流需要父恩母爱时，将他一送千里，形同抛弃！在长达4年半“隔代抚养”的错误时期里，他只能每天和两个老人呆在一起。他后来啃指头啃到16岁从没用过指甲剪，医生说这是内心恐惧、缺乏安全感的表现，与从小缺少父母的抚爱有关。除了晏紫声泪俱下的“悔”，还有我们后来对儿子深深的愧。我们对不起儿子。刚回到武汉时，他曾打过三个人的耳光，一个是报社的总编辑，一个是人民医院的王阿姨，一个是我的老师的外孙，全是哭闹时的突然袭击，这同样源于内心恐惧。

现在重新审视当初的原始错误，我有了一个新发现，这一发现否定了晏紫“图轻松”送走儿子的说法，而真实的动因连我也感到吃惊：儿子成了女儿孝顺父母让老人高兴的“供品”，最终，“供品”变成了“祭品”。这一发现令我相当的震撼，但它只是晏紫的一种潜意识，她至今难以接受这一不被她认同的“发现”，也在情理之中。晏紫无论是当女儿还是做媳妇，她的孝顺堪称典范，我妈多次对我和我的兄弟姐妹这样说过：晏紫这样的媳妇世上难寻。最近整理资料，我发现了23年前的1986年7月15日，晏紫留校任教后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信的后页左下角贴着一纸“汇款人简短附言”，晏紫在上面这样写道：“亲爱的爸爸妈妈，我怀着兴奋、激动的心情，把我第一个月的全部工资给您们寄去，我终于独立了，能减轻爸爸妈妈的负担了……”其孝之心、爱之情，可见一斑。然而，在有了自己的孩子时，她的孝顺却出现了差池。在后来的日子里，晏紫经常啧有烦言，说儿子被老人惯坏了。姥姥姥爷也不好想啊，千辛万苦帮你们带大了孩子倒落得抱怨，怎么吃力还不讨好呢。

年届八旬的王文中先生是硚口区养性斋身心疾病诊疗所的老中医，也是我的忘年交，对此，他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我既是爷爷也是外公，“隔代亲”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人类感情，这种亲情最大的特点是可以没有负担地爱。爱其实又是一种责任，老人毋须像父母对儿女的爱那样承担责任，无形中，隔代的爱客观上就变成了一种可以不负责任的爱。老人爱孙儿，其实并非孙儿需要他们的爱，而是老人自己的心理需要，他们需要满足，使自己快乐。比如老人抱孙儿外孙时，孩子可能无动于衷甚至不太乐意，老人自己却欢喜得不得了。

还有一个被我审出的错误，就是上述摘录文章中那句“感情障碍倒不大”。

当时写作该文时我尚未对孩子教育和亲子关系像现在这样进入一种深入审视深刻反省的状态，甚至对被生生隔离4年多的儿子毫无亏欠之心。真实的情形是，当儿子两岁左右姥姥第一次带他回武汉时，儿子闹了整整一夜，非要回郑州。隔离4年多的儿子重回父母的怀抱后，孩子倒是较快适应了新环境，血缘亲情在儿子身上得到印证，新鲜兴奋和欢愉依恋之情溢于言表，感情障碍逐渐消除，而晏紫的母爱如阳光照耀下的春草，勃勃生发不可遏止，或许这里面潜藏着对儿子缺失多年的母爱的一种补偿心理，她的感情障碍便无从说起；可我不行，我对儿子的感情始终没有到达父爱的程度，特别看到儿子的一些不合我意的性格、习惯后，不满以至忧愤的情绪几乎抵消了我表达父爱的渴望。我达不到，哪怕自己十分地想。这情形很残酷。在中国乃至于人类，相对于母爱，父爱的表现形式总体上趋于含蓄，或完全以有别于母爱的方式表达，要命的是，连这些我都难以表达。缺乏和不能表达对孩子的父爱，以及自己感受不到给予孩子父爱后给自己带来的快乐，这样的父亲是不幸的，是人生难以弥补的情感空白，是大缺憾。我曾经在心里莫名其妙地羡慕晏紫拥有施与母爱的幸福，并由此推及世上所有的母亲。我想，尽管她们经历了十月怀胎和分娩的苦痛，尽管她们有过抚育孩子无尽的艰辛，可她们毕竟可以对孩子施与母爱，施与爱的母亲比那些父亲们额外地多出了一份幸福，使她们的人生变得比父亲们富足，这正是上帝的公平。

记得儿子刚回武汉时，有一次我无奈儿子的刁蛮，高举的巴掌落在了他的屁股上，下手不轻。姥姥这时心疼地跑过来大喊：“你还真打呀！”她以为我高举巴掌只是要吓吓他。我得承认，一泡屎一泡尿地把大，一口汤一勺饭地喂大，日日夜夜地亲大抱大，有无这样经历的父亲，对孩子下手的力度终究是不一样的。

我想在这里说出一件事情。这件事曾经长期被我忽略以至忘却。说出它，除了对儿子表达我的愧悔，还因为它太隐秘，太匪夷所思，不说出我不得安宁。我还想让儿子知道，知道之后，知道自己将来怎样做父亲。

说出它，真的需要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