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怪，看到布兰达·利奥尼迪斯写给劳伦斯·布朗的那些信以后，我对她的同情和怜悯就烟消云散了。难道我的虚荣心在她爱着劳伦斯·布朗的事实面前就站不住脚了吗？还是说我对她的花言巧语愤愤不平？我不是个心理学家，不知道自己的立场为什么会转变得这么快。我宁愿相信这种转变是因为看到约瑟芬尼被人冷酷无情地袭击而造成的。

“要我说，大理石狮子肯定是布朗放的，”塔弗纳说，“这也帮我在一直得不到解释的问题上找到了答案。”

“你有什么没想通的？”

“唉，这么做真的很笨。听我跟你分析，在知道小孩拿到这些信——这些要人命的信以后，你先该做的是什么呢？你该做的自然是把信取回来——这样的话，即便孩子说到这些信，但因为没有了证物，也会被认为是信口胡诌——但是你却因为不知道它们藏在哪儿而不能把它们取回来。接下来就只能把孩子永久除掉了。既然已经杀了一次人，再杀一次时应该会毫不手软。你知道她会在废弃的洗衣房摇门玩，最理想的方法就是躲在门后面，用铁棒、火钳或一节硬水管在她过来的时候给她一下。这些都是随手能拿到的器物。何必要费麻烦把大理石制门器放在门上，冒着不能置孩子于死地的风险这么干（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呢？我倒要问问你——罪犯到底是出于何种心理？”

“你有答案了吗？”我问他。

“我开始以为这是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在约瑟芬尼被大理石狮子击倒的时候，某人可以推说自己不在场。但这么说根本说不通，第一，在约瑟芬尼的事情上似乎没人能有不在场证明。其次，总会有人在午饭时间找那个孩子，那时他们会发现大理石制门器和案犯所设的局，这样一来，他的手段就显而易见了。当然，如果案犯及时把大理石制门器拿掉的话，我们也许会迷惑上一阵子。现在这种情况到底算怎么回事？”

他对我摊开了双手。

“你怎么看？”我问他。

“这是个人因素造成的。这完全符合劳伦斯·布朗的特质。他不喜欢使用暴力——无法亲手伤人。劳伦斯·布朗绝不会站在门后面，用棍棒去敲孩子的头。他情愿设个局，躲到一边，不去看事情发生的那一幕。”

“说的是，我明白了，”我缓缓说道，“伊色林的使用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

“正是如此。”

“你觉得布兰达一点儿都不知情吗？”

“这恰好能解释她为什么没把胰岛素药瓶给扔掉。没错，他们也许事先商量好了——下毒的计谋甚至可能是她最先想出来的——让年老的丈夫乐呵呵地去死，再没有比这更容易的死法了。但我敢打赌大理石制门器的事应该和她没有关系——女人对这种机械方面的事最不在行了。他们的计划的确很合理。我觉得伊色林毒杀应该是她的主意，掉包应该是她的情夫干的。她是那种不会做不确定后果的事情的人。这样的分工才能让他们彼此都能心安理得。”

塔弗纳总督察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

“有了这些信以后，检察官应该能立案调查了。看来他们得费上好一番口舌！如果孩子能脱离危险，那一切就圆满了。”说着他瞥了我一眼，“娶一个百万英镑的继承人是什么感觉？”

我的脸皮不自觉地抖动了一下。过去几个小时我一直在兴奋和忙碌中不能自拔，已经把遗嘱的最新进展给忘了。

“索菲娅还什么都不知道呢，”我对他说，“需要我告诉她吗？”

“我想盖茨基尔会在明天的调查庭审以后宣布这个好坏参半的消息。”塔弗纳停顿了一下，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真不知道他们听了遗嘱之后会有怎样的反应。”他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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