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白天过后就是黑夜。可是黄昏去了哪里？”

我们原本打算趁天色未暗去外面吃饭，不料走到露台才发现已是夜色如水，点点星光缀满夜幕。

安格斯仍在不住地呻吟。有时像个小姑娘似的嚎啕大哭，有时又像个演技拙劣的女演员那样拼命乱叫。我们加快脚步，赶紧走开，耳根儿终得清净。

“可能和纬度有关，”特雷弗说。“离赤道越近，黄昏就越短。”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旅人驿站吃饭，这个日后会经常光顾的餐馆离我们住的地方大概有一、两英里远。餐馆里的气氛轻松随意，装饰得颇有航海风格，渔网错落地悬挂在墙上，桌面的有机玻璃里镶嵌着贝壳和海星。

“我只要啤酒，不过想来点外国口味的。”我对特雷弗说。这儿啤酒最便宜。我替特雷弗精打细算，尽量少让他在我身上花钱，虽然我知道我已经为旅行支付了七十五美元，但我不想受人恩惠，成为别人的负担。我依旧分不清自己心里究竟是感激多一些还是不满多一些。我想应该还是感激占上风的。

“澳大利亚算不算外国？”

我点头，同意来杯澳大利亚啤酒，尽管贝丝就是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就这样毫无先兆地成了我感情雷达上的一个小点。我心里一动，有点怀疑特雷弗刚才的建议会不会和贝丝有关。

他给每个人都叫了福士啤酒，我吓了一跳，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装酒罐。我叹为观止地瞪着这些大得出奇的罐子，就像不久前惊见海洋之大，以及靠左行驶的交通规则一样。本来我还打算买些纪念品带回家，现在看来没有必要了，带些空酒罐就可以了，不过此刻还不能下手。其实一路上我一直都留意出现在身边的每一样东西，翻遍垃圾桶看看有什么玩意可以当作不要钱的纪念品带回家。我还暗暗盘算着能不能偷本菜单回去？

酒保找给特雷弗的零钱也让我觉得稀奇；硬币的形状五花八门。我挑了一枚三角形的，问：“这种硬币能塞进自动贩卖机吗？”特雷弗和查尔斯不置可否地耸耸肩。

“什么是海累？”我在菜单里发现了一个不认识的词。

“来，跟我说，‘海螺’，”特雷弗纠正我的发音。“这些壳里都有小动物，螺壳和那些粉红色的大贝壳一样，可以吹出声响。外边这层就叫海螺壳，你可以吃里面的螺肉。”

“好吃吗？”

“超级棒。想不想尝尝？”

汉堡更便宜些，我摇摇头，点了汉堡。

饭后我们回到小别墅打发时光。没人想傻坐在门廊，听着不远处安格斯的呻吟。我们开了一瓶酒，懒懒地躺在客厅里，查尔斯摆出明星的款儿，弹着三个音的和弦，而我和特雷弗敲着咖啡桌，边打拍子边跟着音乐唱。

特雷弗，查尔斯还有我计划一起分摊家务活儿。查尔斯和我都不会煮饭，不过答应轮流下厨。没轮到烧饭的人就负责饭后刷碗。我们每人轮着做饭，到这儿的第二天晚上由我打头阵。

特雷弗看着我盛米、洗西兰花。他给我看蔬菜蒸笼，告诉我西蓝花的根部要切掉多少，煮米饭时锅里要放多少水。我把猪排摆放在烤盘里，抬头看看特雷弗对此是否满意，然后把它们轻推进烤炉。

接着特雷弗告诉我什么时候该把猪排取出来。他把时间掐得刚刚好，所有的饭菜几乎同时端上了桌。别说，味道还真不赖！饭后他们对我的厨艺交口称赞，那天轮到特雷弗洗碗，他站起来开始收拾碗碟。

查尔斯取出别墅女主人比琳达的三个酒杯，依次给我们倒酒，当特雷弗在厨房卖力地擦拭案板时，他招手把我叫到屋外的门廊。我们站在那儿听着安格斯长吁短叹，之后又归于寂静，然后便在露台找地方坐下来。查尔斯抿了口酒，四仰八叉地靠在躺椅上。我在他身边的摇椅里坐下，屋内透出的灯光影影绰绰地打在棕榈树上，我的目光穿过树叶，望向幽邃的远方，那里波浪起伏，错落有致地拍打着海岸。哎，此情此景让我满足得直叹气。

特雷弗将收音机放在大开的窗台边，走到屋外加入我们。收音机里正在播放范·莫里森的《褐眸女郎》。特雷弗从我身后走上来，吻了吻我的头发，然后俯下身握住我的手。

“和我跳一曲。”他温柔地命令，哼唱着歌词把我拉起来，像跳吉特巴舞那样带着我不停地旋转。一曲唱毕，他紧搂着我缓缓地摇晃了一会儿。

“这首歌是范·莫里森写给珍妮特·普莱德的。”我说。

“嗯。”

“凯伦说他们初次相遇时，那种感觉好像天雷地火一般。”

“是吗？”他懒洋洋地问，一边吻我的耳朵。“这么说，它也是我们的恋歌，我的褐眸女郎。”他喃喃地说，把我的手拉到唇际亲吻。

我从来不曾拥有过恋歌。

查尔斯静静地站了会儿，跟我们打了个招呼就进屋去了。

安格斯的呻吟呜咽从对面的屋子不停传来，不过声音里更多的是愤怒、挫败而不再是无度与惊怖。我没有听到干呕声，比起前一天的歇斯底里，现在已经强过百倍了。远处的黑暗中，海浪拍打着沙滩，空气里弥漫着海水的味道。棕榈树在怡人的晚风中沙沙作响，我紧靠着特雷弗，慢慢地摇晃着，我们抬起头，仰望悬于天际的星辰。

几天过去了。我们三人漫步海滩，四处观光，有时逛逛露天集市，或者坐在旅人驿站的吧台边喝福士啤酒。晚上，我们坐在门廊里，品酒聊天。在那些慵懒惬意的日子里，我们潜泳、冲浪，在棕榈树下悠闲度日——直到一颗椰子落下来砸中了查尔斯的脑袋，我们才搬回门廊，远远看着棕榈树。

下午茶时间，我们把沏好的茶优雅地用托盘端上露台，坐在摇椅上慢慢享用品味，其实在我看来，品茶就是无论何时都心有品茶之境。我给自己的茶里放了些牛奶和糖，一举一动都模仿他们用银质茶具的路数，刻意想让自己融入英国文化，以求更贴近特雷弗。

在这儿，我们所有的休闲娱乐几乎都不需要花钱，或者花得很少。我们四处乱逛，但从不去俱乐部或豪华饭店，也不买纪念品。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宅在小别墅。大家轮流做饭，洗碗，一起去杂货店购物、一起唱歌，当查尔斯弹吉他的时候，我和特雷弗拍打咖啡桌助兴。

有时候，查尔斯独自出门去，小别墅就是我和特雷弗的二人世界了。其实我不介意查尔斯当电灯泡。我爱特雷弗，但也非常喜欢查尔斯。四天里，我没再多想机场那七十五美元的烦恼。对特雷弗我也没再掀恨意，出于某种原因，查尔斯不像大部分人会轻易激起我的不满。我这样长久和别人近距离相处，既不失控也不抓狂实在是破天荒头一遭。我很讶异我怎么会这么喜欢他们，和他们相处得如此愉快融洽，感觉他们其实和我是同一类人，似乎在他们身上我终于找到了归属感。

我们进进出出，几乎不与安格斯搭界，而他也开始在自己的别墅里招待贵客，显然晒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我们站在门廊上——这个位置正好便于我们远远观察他那些客人，等他们坐的豪华座驾或是由私人司机驾驶的汽车由远及近、款款而至时，每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生活理念也就不言自明了。这些人的穿着过分考究，几乎到了令人厌恶的地步，他们热情地与摇滚明星称兄道弟，一幅非常乐意同甘共苦的猩猩假态。不过我很清楚，一旦安格斯的衣着不再时髦光鲜，或者时运不济、穷困潦倒了，他们对他的兴趣顷刻之间就会烟消云散。不过只要他在排行榜上一直稳居前列，他们还是会为他鼓掌喝彩，在他说完俏皮话后很给面子地哈哈大笑，就像他们会对着江湖杂耍、宫廷小丑或是一只上蹿下跳的猴子拍手叫好一样。

安格斯非常享受成为这群豪客的关注焦点，他似乎很愉快，甚至要比我们三人想象的还要愉快。只要那些人出现，安格斯就像只被突然点亮的灯盏，立刻容光焕发地扑出去迎接他的贵客，我们在房间里都能清楚地听到他的欢声笑语里泼洒的得意。他为他们播放拓克的最新专辑，乐声横冲直撞，冲出院子，奔上海岸，在海浪声中回旋。低音贝司的轰鸣震得我们脑壳发痛，一遍又一遍，一天又一天。安格斯一边忙不迭地播放新专辑，一边为自己竟然能把巴哈马的社会名流召集到家中而洋洋得意。我们经常这样无休无止地被迫欣赏着嘈杂的音乐与人声。

“安格斯到底怎么会认识这些大款的？”旅人驿站里一杯富士啤酒下肚后我问道。我们刚避开一群在院子里嗡嗡乱转的社会精英，慢慢地喝着酒，希望回去的时候已经曲终人散。

“天分，”特雷弗先开口。“成为摇滚明星的天分。只要有这样的天分，那些富人就会自己找上门来。不可思议，所有一切都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可卡因，”查尔斯补充，他隔着特雷弗俯过身来对我说。“他们都迷它。也迷毒贩。”

“安格斯吸毒？”我一直以为他只是贪杯而已。

“不，是佩德罗，”查尔斯说。“她离不开毒品。她每次说她要出门、见朋友，其实都是去吸毒。”

这段经历像是肥皂剧而非真实的生活。它让我受益匪浅，短短的几天里我明白了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些人可以无所事事地躺在豪宅里，吸着可卡因、向摇滚明星或女朋友大献殷勤；而有些人，却不得不举着鞋子和黑旗杀虫剂追着蟑螂满场乱跑，蝼蚁般地为了生存苦苦挣扎，或者日复一日你推我搡地挤进斯科基飞车，为了生计四处奔波。我突然睁开眼看到了生活中异常残酷的不平等，看清了自己卑微的出身。这是一次冒险之旅，也是一次受教之行，只是这一次，美貌没有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