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雷弗对现实生活毫无时间观念。他几乎每天都要忙到子夜，工作结束后还得消磨个把时辰，直到凌晨三五点钟才上床睡觉。如果不用赶车早起，这一睡就能睡到午时三刻。然后，到餐厅要份鸡蛋卷加橙汁当早餐，而他身边的那些食客正好不紧不慢地用完午餐；演唱会前他会吃上一顿丰盛的晚饭，收场后填补些点心外带一两杯啤酒。他对时差毫无概念，从不知道两个不同的时区之间到底相差多少，也从不考虑对方那里是白天还是黑夜。我就知道他只图自己方便，只要一有时间，随手拿起话筒就开始拨打电话。

从诺克斯维尔作别特雷弗，一晃三周过去了。某个晚上，厨房里铃声大作，我半梦半醒地爬起来，磕磕绊绊地摸到厨房去接电话。火炉上方的夜光钟面显示三点二十分。因为怕灯光刺眼我没有开灯，只是条件反射地说了一声：“哪位？”

“嗨，乖乖。我的宝贝你好吗？”很快我也会知道，特雷弗永远想不到问问他的来电是否把我给吵醒了。

“特雷弗！”我顺着墙壁往下出溜，倏地坐在了地板上，双手抓着听筒使劲贴紧耳朵。我没想到他会来电话，只知道巡回演出结束了，他应该会给我写封信。突如其来的电话让我一下子有些发懵，兴奋得不知说什么好。“你在哪儿呀？”按常理应该先问这一句吧，于是我也张口就来。

“巴哈马。他们给我和查尔斯一个月沙滩长假，算是奖励。我已经在这儿待了一个星期了。”

“有这好事啊！耶！”我转而忸怩地说，“给我寄张明信片吧。”我想拿到公司炫耀一下，把它钉在桌子旁边的墙壁上，让同事好好看看。

“不赶趟，也没那必要。下周你也要来。”

他说已为我预订了机票，奥尔瑟雅——就是那个戴着眼镜、好脾气的秘书都替我安排好了。我只需要带上泳衣和几身便服赶到机场就行。他告诉我，我可以在那儿歇上两个礼拜，就是过去松快松快，并不是什么奢华旅行。

我高兴得尖叫起来，睡意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从地板上一跃而起，跳着脚换了下站姿，然后把听筒拿到耳边，只听电话那头传来特雷弗开怀的笑声。

“再过一周我真的就能见到你吗？”我气喘吁吁地说。“我还以为要等到明年呢！真不敢相信！”

一想到能与特雷弗重聚，其他的事早就被我丢到九霄云外了。不过此时，它们又被扔了回来。“你的意思是我要去巴哈马？真的吗？我从没去过那儿。”我除了跟着乐队巡游，哪儿都没去过。“噢我的天哪……”

“我得把小狗交给外婆照料。噢糟了，我没有出门穿的衣服，怎么办呢？”我自言自语。

“不用特别讲究，我们只是在沙滩上晒太阳。牛仔裤和泳衣就行，你就当是来陪陪我，放松放松心情。”

从那天开始接下来的整整一周，我每隔几小时就给航空公司打电话，只想一次次听到机票预订的确认信息。

我不知道我的上司会有什么反应，反正我已经打定主意，要是不准假，我就辞职。如果可以飞到巴哈马，与他共度海滨之旅，即便丢掉工作也在所不惜。

我知道我不会真的辞职，可我就是喜欢这样想着玩玩。它让整件事充满了刺激，让人更加亢奋激动。

休假的事很快办妥了，我本来就还有公休没有用完，再加上法定休息日，所以接下来的两个礼拜也并非都没薪水可拿。和拓克乐队一起巡游时，我本可以把公休用完和特雷弗多呆上几天，但我还是留了些余地，就像我总是省吃俭用攒钱一样，带薪休假我也是能省则省。我工作加倍努力，把桌子擦得光可鉴人，一来好让主管准我的假，二来也不想给他留下把柄，以免他日后随便找个借口就能把我给炒了。

接到电话的那天早上，我逮谁就告诉她这个消息。可同事们却没一个人为我高兴的，她们一个个都是一副爱理不理的表情。除非是工作上的事情，实在避不开了，丹妮丝才会跟我搭两句。我曾经跟着摇滚乐队到处巡演，她们没有那个福气只有干听的份儿，这已经够让她们窝火了。现在我又要像名流一样飞来飞去，也难怪她们这样不待见我。

直到中午我都没再提这话茬。午饭和休息的时候只有安琪坐我身边。其他人都借故避得远远的。我偶然听到一个女孩语带轻蔑地提到“追星族”这个词，一看到我离她不远，立刻闭紧了嘴巴，可随即又把面孔一板，摆出一副自以为是的愤愤之态。那神情仿佛在说，我不过是一个没几斤几两重的追星族，听到了又能怎么着。然后她调开目光，背过身去。

我按照特雷弗的嘱咐，把两条蓝色牛仔裤和两条短裤，连同高中时买的一条比基尼一一装好。还有一条在折扣店买的长裙，也被放进了手提箱以备不时之需。除此之外，箱子里还装了恤、内衣、化妆品和几件瞧着还顺眼的上衣。

我去银行取出一半存款。然后又破例地叫了辆车赶往奥黑尔机场，这下算是把手上那点工资全花干净了。可当我来到机场售票处时，才得知原来我的机票根本就没有付清全款。我还欠他们七十五块钱，而我身上差不多也就剩这么多了。于是，我掏出钱包，用辛苦积攒的那一半存款换了张登机牌。

从诺克斯维尔机场飞回家，是我生平第一次坐飞机。而现在不过几周之后，我又要上天了。前一次是喷气式直升飞机，这一次从迈阿密起飞，乘坐的是那种机身很小、飞行高度很低的螺旋桨式飞机，飞行时，能看清底下起伏的海浪。飞机在岛上绕了几圈，然后着陆。

我跟随其他乘客走下飞机，来到航站楼，从传输带上取下我的手提箱，然后去了等候区，接受海关人员的例行盘问：住哪儿？和谁？电话有吗？

特雷弗和我在安排行程的时候都没考虑到突发状况。我没有他的电话号码，电话里我忘了问，他也没想到要告诉我。我只知道特雷弗的名字，他没有向我提及还有谁和他在一起。黄页上也查不到他，因为他只是来度假的游客。所以，我既不知具体的地址，也不知要去的地方，甚至他们在哪座岛屿我也搞不清楚。

海关人员问我带了多少钱，听到这话我像是被人掴了一记耳光一样惊得直后往退。我从背包里拿出手袋，慢慢打开，整个人像是遭人痛扁一样不由自主地缩作一团。怎么也没想到他们会有此一问，我知道我大约是过不了关了。

我哆哆嗦嗦地从手袋里抽出钱夹，一言不发数出三块两毛一，紧张不安地抬头望了工作人员一眼，然后，我垂着眼把钱放在柜台上，紧紧地抱着包贴住胸口。他不耐烦地把钱推了回来，一脸的愤怒和反感。我立刻把钱兜起来，放回钱包的零钱袋。

我试着向他解释，我原本带了七十五美元，那是我辛辛苦苦攒下的一半存款，但是航空公司坚持说机票没有全部付清，我只有缴清那剩下的七十五美元才可以登机。他能听明白吗？那不是我的错！

可他对我的解释毫无兴趣，嘴角一撇，一言不发地看着我，接着又低头扫了一眼我脚边的硬纸板手提箱，这个过时的白色圆箱子里装着我的衣服，十五年前我就是拎着它去的外婆家。和特雷弗一起巡回演出时，我也提着它。它像是一道分界线，隔开了我和身边那些晒得一身金棕、珠光宝气的度假客，让我在偌大的候机楼里显得格格不入，身份可疑。我囊中羞涩，说不出电话号码、对方名字、地址和旅馆，甚至连去哪座岛都弄不清楚。

“我是来找一个摇滚乐队的，”我说。“叫拓克乐队。”巴哈马岛上的人知道拓克吗？眼前这位工作人员会不会早已过了听摇滚乐的年纪？“我是他们请来的客人。”

我希望他能把我送上飞机，让我掉头回家。要不然还能怎样？我不禁眼泪婆娑。我朝前方的候机大楼极力张望，希望突然瞥见正在等候的特雷弗，也许我能招手把他给叫过来，他会把一切解释清楚，替我解围。但是哪里都不见特雷弗的踪影。

或许在我之前，机场里也出现过拎着破旧箱子、身无分文的女孩，之后却被光芒四射的摇滚明星匆匆带走。或许，因为我有回程机票，工作人员只好假定我没有什么不良企图。或许是我衣着整洁、妆容得体，他由此断定我虽然手头拮据，可还不至于是个无家可归的人。又或者是夺眶而出的眼泪起了作用。他叹口气，粗鲁地挥挥手，竟然让我过关了。

真希望一出海关就能看到特雷弗，可是没有他的影子。我无助地站在机场里，置身于滚滚人流中，汗涔涔的双手抓着小圆箱子的提带，睁大着眼睛，不停地四处张望。是出了什么事了？若万一有事，他找不到我，我也不知道可以打给谁。

就在这时，他出现了！短裤凉鞋，夏威夷衬衫，特雷弗展开双臂朝我飞奔而来。我泪如泉涌，飞身投入他的怀抱。整整一个星期，我像是被上紧的发条，手忙脚乱地准备这趟旅行，临到机场又被海关人员好一顿惊吓，乍见特雷弗，真是惊喜欲狂，我抽抽搭搭哭得气都喘不顺了。

七年来这是我第二次流泪。

特雷弗笑嘻嘻地伸手给我抹泪。

“我听见有飞机从空中飞过，就赶着开车来接你，”他解释着。“我竖着耳朵听了整整一上午，都快等死我了。”他一手抓着手提箱一手揽着我的腰，带着我朝出口走去。

扑面而来的热浪，晒得浑身古铜色的返程客，当地人浓重的口音，还有带着太阳镜，穿着短裤凉鞋的特雷弗，就在走向小车的这一小段时间里，我已经充分感受到了异域文化带来的冲击力。数小时之前我还身处隆冬时节，几个小时后已经置身于炎炎夏日，这里阳光明媚，身边的棕榈树郁郁葱葱。而且从来不会下雪！

我半张着嘴，睁大着眼，看什么都觉得稀奇，看了一会儿，我转向特雷弗，紧紧箍着他的腰。

我想起海关遇到的麻烦，就把这事说与他听。

“差一点我就要原路返回了。”我最后说。

“他们以为你到了这里也只能去海边打地铺。真要这样可就麻烦了。”阳光下他斜睨着我。“你身边该多带点钱。”我从他的语气里听出了责备。

说到那七十五块钱，对我而言可是笔庞大的数目，那是我月复一月好不容易从嘴边一点一点抠下来的。我没有直接告诉他那是笔巨款，因为明摆着就是这样。我也没说这钱攒的有多不容易，因为这话听着像是在抱怨。我只是对他说，我的机票没有付清，并没有说是他的错，我不得不用所有的钱来换来机票，这才在奥黑尔坐上了飞机。

“但是，你应该多带些钱以备急用，对不？”他又加了一句，声音轻得像是在自言自语：“这儿的东西贵得吓人……”他的神色突然有些焦虑，可我没太在意。我在意的是他丝毫不关心我的感受。他听上去就像是凡事由他说了算的老爸。我惊愕不已，干脆一言不发地坐在一旁生闷气。

“如果海关真的不许你留下怎么办？我花钱给你买了机票，眼巴巴地等了这么长时间，而你连机场都没出就打道回府了，你叫我怎么办？”他一边斥责，一边带着我穿过人群。“好在有惊无险，谢天谢地。”

他是想说我来这里的一切开销都由他负担，所以要为他的荷包考虑。我从他脸上看出了苛责与轻蔑。我搞不明白，我之前的话都白说了吗？胸口的抵触与戒备不断膨胀，肾上腺激素一路飙升，心中警铃大作，也许下一秒，愤怒就会轰然塌方。每次怒火爆发前，我就会陷入这种危险状态。苦苦地隐忍几乎让我窒息。

这儿不该是我发火的地方，特雷弗更不该是我发火的对象。他是我的真命天子，是我这辈子幸福的指望。

“我的确带足了钱，以备万一。”我强压着心头的火气，尽量不让他听出早已蒸腾翻滚的急躁。“我确实那样做了。可是还没等我到这儿，‘万一’就来了，所以现在没钱了。这就是为啥我差点被送回了家。”

我希望他能道歉。我盼着他会掏出钱包，抽出七十五元大钞，执意要我收下，而我呢，又推搪着坚决不要。事实上，我希望他能明白自己的安排一团糟，不仅害我花了那么多冤枉钱，还让我担惊受怕了好一阵子；我希望他能在明白这些后感到不安，这样我就可以顺势哄哄他。我已经准备要告诉他，这一切都不算什么，这点麻烦我毫不介意。只要和他在一起上哪儿都是天堂，能与他在巴哈马厮守相伴，简直是做梦都梦不到的奢望。无论身处何地，只要有他在，我都愿意倾尽所有。

我知道，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退路可选。混乱的思绪正一寸一寸地把我推向发狂的边缘。月底房租就要到期。但是一张机票，就花光了我几乎全部的应急资金，我知道这次回去将身无分文。而且这两周只有部分是带薪假期，所以到家后还得取出存款余额以贴补家用。我没有了可以应急的钱，只好从头开始五块、十块地努力积蓄。要攒够在这儿花掉的钱，起码要等上一两年，那还得要一切都顺顺利利，没有意外的钱窟窿突然冒出来才行。

更可气的是，我现在就像是在受人施舍，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一切花销都要依赖特雷弗。一旦我有什么需要，就必须求着他，看他乐不乐意替我埋单。带我来这儿，他已经花了不少钱，我肯定开不了口再问他要这要那。兜里除了三块两毛一再无分文，尽管心中万般不愿，可之后十几天我不得不对眼前这个男人俯首听命。眼下我就是个负累，是个没了主意的可怜虫，除了事事听他摆布，别无选择。此刻的我肯定已经让他心生厌烦。

“车到山前必有路。”特雷弗说。他说这话是想打消我的顾虑，好让我宽心。可听到我耳朵里却成了指责与挖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