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异乡人(4)

作者:刘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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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生活·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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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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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5830字

回首灯火明灭处


——记十九年前“红鼻子”首演


六月初,在纽约接到姚一苇教授,由台北辗转寄来的信,告以“红鼻子”将再度搬上国内舞台的好消息,一时真是百感交集。既感于睽违十几年的姚教授能不忘旧人,嘱我写一篇回忆当年演出的文字;更兴奋于红鼻子这句难演的大戏,能在国家剧院的支持下,再呈现于国内观众的面前。尤其值得高兴的,是我们可以见到戏剧界、舞蹈界、音乐界,乃至艺术界的人士,能经由这个融合了歌、舞、剧与特技杂耍的“红鼻于”,再度结合,而产生新的火花——如同十九年前首次演出时一样。


民国五十九年,当国内舞台剧大部分还受艺工队的领导,并维持着“音容劫”形态的时候,红鼻子的推出,确实是一剂清流,我们甚至可以用这部戏,做为国内舞台剧发展的一个里程牌,因为它是文艺界人士追求突破的大结合。


记得那次的演出,是由中国话剧欣赏演出委员会。教育部文化局和救国团联合主办。编剧姚一苇教授已是知名的剧作家,导演赵琦彬、音乐作曲许常惠、舞蹈设计刘凤学、舞台设计聂光炎。、乐设计夏祖辉、也都是学有专精,而且观念较新的名家。至于演员,则由国内各大专院校推荐的学生中选拔。


我当时代表师范大学前往,负责口试的除了姚一苇教授、赵琦彬导演,并有对推动国内舞台剧极具贡献的李曼瑰女士和刘硕夫先生。


每个人被要求演出剧中的几段,并唱一首歌,起初我不太了解既是演话剧,为什么还要唱,接过剧本之后,才知道“红鼻子”居然不仅有歌唱、舞蹈,甚至还有杂耍。至于剧中人,表面看是写实,却又带有象征的意味,既见一般对话,又有诗的语言。尤其是主角,那个终日戴着面具小丑,则是个介于真实与虚幻之间的谜样人物。


所以从一起初,我就觉得红鼻子是难演的,他没有多少过去的生活背景可以让饰演的人去追朔、揣摩,在又唱、又跳、又演独角戏的过程中,演出的人,既需要移情以演活这样一个抛弃妻子、事业,而甘愿做个卖艺小丑的红鼻子,又得时时疏离出来,以反省这个角色。在文学写作上,有所谓“热笔”与“冷笔”,演红鼻子正兼此二者。


我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参加选拔的,只晓得最后由姚一苇先生点头,获得主演红鼻子的机会,其间曾有人对我嫌清脆的音色,表示意见,怀疑适不适合表现跑江湖的小丑。在他想,或许小丑应该有着略带沙哑,甚或滑稽的调子,但是都被姚一苇教授否定了,因为红鼻子不是一个真正的小丑,他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不告而别地离家之后,教过书,也当过记者,所以红鼻子实际是个知识分子,他有比别人更清明的头脑,与悲天悯人的情怀,当别人看他戴着面具逗笑时,他何尝不是从那面具的后面,冷眼看人生?


排演在罗斯福路的话剧欣赏演出委员会中进行,由于每天下午要排戏,使我不得不常溜课,而且总是熬到深夜。一群大孩子,在导演的严格要求下排练,没轮到的躺在旁边椅子上打盹,晚饭则常挤在附近的“寿尔康”小吃店辣豆瓣鲤鱼,并且在寂静的深夜散去,那种剧中的肆情与剧外的无羁,给我留下深刻的回忆。尤其是当戏中整个杂耍班子表演时,舞娘穿梭、乐师伴奏、大力士耍棍、小猴儿翻筋斗、萧老板作揖叫场子、红鼻子唱歌,竟觉得像是看到童年的走马幻,转着、转着,仿佛进入梦境。


红鼻子这幕戏,实际就像一场梦,它透过一群因风雨阻于旅店的人,包括音乐家、生意人,带着自闭症孩子的父母和杂耍班子,以合于西洋戏剧“三一律”的方式,在十几个小时之内,表现了人类的贪婪、迷信、自大、自私、懦弱与犹疑。它四幕的主题,分别是降祸、消灾、谢神与献祭。降祸的一幕中,先有台风的大灾,再有飞机失事,商场失利和孩子生病的祸;在消灾一幕中,红鼻子补妙地为众人解决了问题;第三幕由杂耍班演出“谢神”;第四幕则是红鼻子救人牺牲的“献祭”。所以表面是写实剧,内里却有着象征的意义。


除了对红鼻子的角色的诠释有许多困难之外,歌舞杂耍的表演也是一项对演员的考验。记得那时演员常到邓昌国先生在仁受路的家里,听许常惠先生分析他的曲子,并在一位何小姐的钢琴伴奏下练唱。我虽擅唱,但读谱的能力不足,只好用录音机将整个伴奏录下,再回家练习。


尤其令我痛苦的,是必须戴着红鼻子的面具跳现代舞,那个面具盖住了脸的上半部,平时从“眼睛洞”看前方固然没有问题,跳起舞来由于面具抖动,加上看不清脚下,舞台又有好几层,可就随时有失足之虑。所幸刘凤学女士的精心调教,将步子算得非常准确,七天的演出,才能安然度过。


至于杂耍和群舞部分,师大的麦秀英本来就有舞蹈的专长;政大的郭冠英擅长弹吉他;中兴大学的修建华由于个头大,正好扮演大力士;能翻筋斗的“小猴儿”,在大学生里找不到,只好去大鹏剧校物色。加上饰演杂耍团老板的工专侯树基,一付沙瓤大嗓门,表演起来倒还真是热闹!


那次演出,是配合庆祝五十九年青年节,在台北市新生南路的大专社团服务中心礼堂,从三月二十八号演至四月三日。演出介绍以中英文印制、赞助单位包括了文复会、中山文化基金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省党部、市党部、总政战部、教育司、教育厅及台北市教育局,加上一演就是七天八场,红鼻子又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凡此都是国内话剧界少有的事。可惜当时颇忌“红”字,所以“红鼻子”的剧名被改为”快乐的人。”


“快乐的人”当时所吸引的观众,虽然主要是大专院校的学生,井未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回响,但是它真正的意义,应该是打破过去舞台剧的模式,完全由学术艺术界的人士参与,表现出他们共同的理想。最起码,由音乐家和舞蹈家专门为一句戏作曲编舞,在当时就是创举,而且有深远的影响。许常惠先生为红鼻子写的“是花儿的归花儿,是鸟儿的归鸟儿”等歌曲,据说后来由中广儿童合唱团灌成了唱片。而那一次刘凤学女士与姚一苇教授合作的经验,也极可能是现在担任两厅院主任的刘女士,能提出由国家剧院制作此次演出的原因之一。


红鼻子虽然为我赢得一座最佳男演员金鼎奖,但是每想起当时以二十一岁的年纪,扮演这么一个深入的角色,便有几分汗颜,觉得自己不曾表现红鼻子于万一。而这十九年间的变化,也真是太大了,可敬爱的李曼瑰、刘硕夫老师先后辞世,国内的剧运在上一辈的耕耘与新一代的努力之下,又有了长足的进步。


七月归国,姚一苇教授带我参观了国家剧院中的小剧场,道具服装制作和布景工场,更欣赏了红鼻子的排演,过去只能梦想的设备,而今都成了真,过去东拼西凑的服装,现在有留美归国的靳萍萍小姐专门设计;以前十几公尺的舞台,现在成为二十公尺的宽的国家剧场;过去用手一个个开的的灯光,则改为了电脑控制。加上姚一苇教授与在纽约学戏剧的陈玲玲小姐联合导演;相信必能如姚教授所说:虽然中国大陆和,都曾盛大地推出此剧,但是红鼻子的真正精神,将在我们国家剧院这次的公演中表现出来!


而我最关心的则是,这种由国家支持,让艺术家们将天马行空的创意,午后清淡的灵思,诉诸实际行动,并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的机会,是否能经常出现?


有些人一过年就往国外跑,说得好,是度假。说得露骨些,是避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