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任谁都能完成的一个悲剧，这也不是任何一个肩头都能担当得下的沉重，悲剧之深，误解之深，血泪之多，坎凛之多，让人想到身受磔刑，寸肉被百姓啖吃的督师袁崇焕。这是大悲剧时代众人酿制的酒，被他独斟独酌，也许这酒太烈，稍一沾唇，就使人肝胆惧裂，你找不到应该谴责谁，应该追问谁。

也许凶手是有的，只一句日本人，那就太轻巧也太机巧，淡化悲凉之雾成云霓。也许是他的品性使然，旧的道德在他身上烙印之深，不惜以身许国与日人周旋。在“七七事变”后，他留在故都时，流泪说：

“恐怕你们成民族英雄，而我成了汉奸了。”这句话的沉痛，怕只有用血才能抵偿，这也就是为何一个上将军，只有在血与火的呐喊里一死才心安的内在缘由吧。但死是容易的，赴死前他的身上有着怎样的隐忍与血泪，别人是无法筹算的。

竹简，是青的，也是易朽的，血是红的，也是易褪色的，但由血书写的竹简却坚比金石，那上面的文字也就有了金声玉振之效了。

一

关于道德杀人，人们似乎早已司空见惯，并在骨子里承认了它的悲哉上将军合法性，或者索性跳进这个染缸里，以“群”之大来攒击那些特立独行之士。

那是几年前，为了写作赵登禹将军在采访29军老兵的时候，我提到了29军的主要主政者，从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吕秀文到师长赵登禹、张自忠都是山东人，在日本人面前都是有种的汉子，铁骨铜声。那个老兵说：“张自忠是汉奸，后来变成了烈士。”说毕，摇摇头。

我当时吃了一惊。将军殉国多年，而汉奸一说还在某些人心里发酵，不由使我心颤。我不是为汉奸辩诬，对汉奸这个词，我私下里是心怀警惕的，记得鲁迅先生当年也曾被爱国贼称之为汉奸，背负着堕落文人的恶名。

汉奸，顾名思义即背汉之奸人。汉，不单指族群，而是一个政权或者是一个坐在这政权上头的一个人。中国几千年传统的灌输和理念，都是要求平头百姓和文臣武将们做家奴，无条件地向皇帝和皇权效忠，而且不可以有自己的思想、有疑问、有反抗、有抛弃的权力。君臣名分已定，背叛者谓之“汉奸”、谓之“奸贼”。只要战死，就能冠以忠臣良将之名名垂历史。

其实这是需要辨别的，汉奸是指通敌或叛国的中国人。诚如顾炎武所说，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因此，所谓汉奸，首先是应该与民族相连的概念，而并非与国家有必然关联。虽然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统一，但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汉奸之界定，根本要看他之行为是否背叛、或者葬送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之根本利益，而不是看其是否效忠于某一家一姓的利益。

我想到了汉朝的李陵，李陵就是因为没有死，后来被俘，就成了汉奸了。司马迁曾为之辩诬，却落得了宫刑的下场，含垢忍辱。汉奸这个词是带电的，人一触碰，必留骂名。

记得也是二战时期，日军攻陷东南亚，麦克阿瑟乘坐小船逃走，而一位负责掩护的将军不幸做了俘虏，在战俘营受尽折磨。日本战败后，这位将军被释放，麦帅伸出双臂拥抱他，日本帝国在密苏里战舰上签署协议投降，麦帅当着全场所有将军元帅的面把签字笔送给了这位被俘的将军，这样的举止对我们来说不可思议，但这是事实。

这些被俘的军人回国后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因为他们为国家受了很多苦，人民感谢他们。而中国呢？投降就是贪生怕死，是民族败类，当年援朝的志愿军战俘回国后面对的却是战俘甄别营：“为什么投降，为什么不自杀？”他们在敌营里，身体受尽折磨，好不容易回到自己国家，却又遭受自己同胞的歧视。

也许从此处理解张自忠将军，我们得以窥视他悲凉的心绪。

张自忠是1936年6月任天津市长的。当时日本人为了控制宋哲元，在1937年3月底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以天皇生日为由，邀请宋哲元组团访日，费用由日人支付。宋哲元不愿意去，他说：“我作为一把手要是去的话，日军就会谈修铁路、要长芦盐场、煤矿什么的，各种权益如航空权益，就是掠夺华北资源。”宋哲元就派张自忠代表自己到了日本。

在日本期间，日方曾提出“中日联合经营华北铁路，联合开采矿山”的要求，要求张自忠在中日经济提携条约上签字，张自忠拒绝，并决定提前回国。但在人们的心中，张自忠离“汉奸”只有一步之遥了。

“七七事变”后，随着佟麟阁、赵登禹殉国，宋哲元7月28日决定率29军撤退到保定，并决定留下张自忠与日本人周旋，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北平市长都由张自忠代理。当晚九时，宋哲元、秦德纯等人出北平西直门，转赴保定。临别时，张自忠对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这是一种担当，张自忠将军“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气概，使我心中悲慨地回旋李陵的句子：

子归受荣，我留受辱。

为了免于生灵的涂炭，这种委屈是那样的悲凉锥心。古都北平的红墙灰瓦，在炎热的炙烤下，透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冷凝。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明知是油锅，自己跳下掀起的巨浪会把自己浇死，依然义无反顾。在民族危亡的时候，爱国的路途非是一条，但无疑张自忠选择的是最泥泞难行的。当大家拍着膀子飞洒爱国的唾沫，能选择沉默担当，不计较毁誉和身家性命，这也许是大英雄的别样情怀。

四周都是日本人和亲近日本的人，我们怎样还原张自忠将军当时的心态？

远托异国，昔人所悲。

望风怀想，能不依依。

身之穷困，独坐愁苦。

终日无睹，但见异类。

韦韛毳幕，以御风雨。

膻肉酪浆，以充饥渴。

举目言笑，谁与为欢！

胡地玄冰，边土惨裂。

凉秋九月，塞外草衰。

夜不能寐，侧耳远听。

胡笳互动，牧马悲鸣。

吟啸成群，边声四起。

晨坐听之，不觉泪下。

……

在写作张自忠将军的文字时候，相传是李陵所写的四言诗如低回的长调，呜咽在我的纸上笔端。命运，一个人的命运在国家危亡之际，真是飘转如秋风里的飘蓬。为李陵将军难过，还是为张自忠将军悲哀？尽管张自忠将军曾指出自己留在日据的北平不是要当汉奸，而是“希望能够打开一个局面，维持一个较长的时间，而使国家有更充实的准备”，并表示为此不计毁誉，但是“汉奸”帽子和四处涌来的鄙夷唾弃，令他压抑怆怀。

在代理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后，张自忠立即改组了冀察政务委员会，把张允荣、张璧、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陈中孚、杨兆庚等人增加到委员行列，并任命潘毓桂为北平市警察局长负责对日交涉。而这些人，大多是亲日派，张自忠的汉奸名声越来越臭，并且又有传闻，张自忠赶走宋哲元，在沦陷区北平与日本人合作。

全国各大报刊发表文章，痛斥张自忠的“卖国变节”行为，其中有十分醒目的大字标题，如《自以为忠》、《张邦昌之后》、《张自忠接见松井后，北平城门大开》等。张自忠被认为是“华北特号汉奸”，报纸上一律称他“张逆自忠”。

多年后，着名史学家唐德刚帮助李宗仁写的《李宗仁回忆录》里这样写到张自忠：“外界不明真相，均误以张氏为卖国求荣的汉奸。”其实，这种谣传从张自忠率考察团从日本返回时就开始了，有人说张在日时与日方订有“密约”，日方赠其巨款，并送了一个日本女人给他。

对于这一历史，张自忠将军的老上级冯玉祥在《痛悼张自忠将军》

文中予以澄清。冯说：“民国二十五、六年的时候，华北造成一个特殊的局面，他在这局面下苦撑，虽然遭到许多人对他误会，甚至许多人对他辱骂，他都心里有底子，本着忍辱负重的精神，以待将来事实的洗白……在北平苦撑之际，有人以为他真要混水摸鱼。当时我就说，他从小和我共事，我知道他疾恶如仇，绝不会投降敌人，后来果不出我所料。”

我无法判断张自忠将军被人指斥作为汉奸时脸上的颜色，那一定是隐忍到怒发冲冠和暗夜里的低沉咆哮，我想着张自忠将军的行迹，既激动，又悲抑，我们能指责那些无辜的民众吗？那抗战时鼓噪的热情，是应该维护且高歌的，但我们岂能随着那些民众指责张将军？我无法用孱弱的文字表述自己混合而成、不是酸咸而在苦楚之外的感受。

爱国的情怀非是一种，张自忠选择了荆棘。他的行为，已经完全是别样层次上对民族的一种苦爱，是一种含泪的凄异壮烈之美。

二

在西北军里，张自忠向以带兵严格，部下勇敢善战而着称，西北军里流行的顺口溜：“石友三的鞭子，韩复榘的绳，梁冠英的扁担赛如龙，张自忠扒皮真无情！”

张自忠字“荩忱”，“荩”是“荩草”，本为一种植物，看似柔弱，《诗经》里面有一句“王之荩臣，无念尔祖”，“荩臣”引申出去便是“忠臣”的意思。中国人的字和名字是可以互相解释的，字号刚好解释了本名。而唯独“张扒皮”这个绰号显得那么刺眼，那么冷酷。其实说穿了就是对犯错士兵打军棍、关禁闭，对临阵逃脱的人毫不留情抬手就地枪决的冷酷。然而这种冷酷背后，是否让人感到他疾恶如仇的不苟和果决？

张自忠将军在北平和日本人周旋一周后脱险，然而，汉奸的帽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记得李敖在《大人格与小人格》中说，“小人格”

标准是“匹夫匹妇的层面”，是随波逐流的、依附权势的、“庸德之行，庸言之谨”的，这种标准的泛滥下，胸怀“大人格”标准的英雄豪杰，都会长期遭到舆论、谣言、群众、世俗的打击。所以，“父子责善”的贤人匡章，全国说他不孝；“弟死不葬”的志士张良，社会说他不仁；周公旦被诬不利孺子；直不疑（人名）被诬与嫂通奸；马援被诬贪污；袁崇焕被诬反叛；张自忠被骂汉奸，蒙羞六七载；岳飞不得昭雪，沉冤二十年……多少大丈夫，在“小人格”标准下，都变成了“人格有问题”的下三滥。

写到此处，我的心一阵抽搐，当袁崇焕被千刀万剐，那些薄薄的带血的人肉被皇城根下的民众吃掉的时候，公道在谁的心里呢？我想到了在旷野呼告的约伯，在《圣经》的记载里，约伯一个好人，可为什么会受到惩罚？《圣经》中说是为了苦难，忍受苦难。

《约伯记》里面的结尾是上帝将约伯的一切又还给了他。然而约伯忍受的苦难到底应不应该？

我们说，如果张自忠在台儿庄大战前就死掉了，在乾隆朝修明史的时候没有为袁崇焕正名，大概他们两个今天都还被当作大汉奸而被人所唾弃吧？

张自忠留平的消息传出后，舆论大哗，皆曰可杀。北平街头也纷纷传闻：“出了汉奸了，仗不打了。”29军官兵得知此信，也纷纷把张自忠的照片撕得粉碎（当时29军各部都挂有旅以上将领照片）。

张自忠在北平市长任上只短短8天，就宣布辞去一切职务。两天后，他化装离开了北平南下，舆论界对他的攻击指责还是有增无减。

上海《大公报》一篇题为《勉北方军人》的文章说，“在北方军人的老辈中便有坚贞不移的典型。段祺瑞先生当日不受日阀的劫持，轻车南下……那是北方军人的光辉。最近北平沦陷之后，江朝宗游说吴佩孚先生，谓愿拥戴他做北方的领袖，经吴先生予以断然拒绝。这种凛然的节操，才不愧是北方军人的典型。愿北方军人都仰慕段、吴两先生的风范，给国家保持浩然正气，万不要学那寡廉鲜耻的殷汝耕和自作聪明的张自忠！”《国闻周报》的另一篇文章则挖苦说，“使当局和战不决的主力是张自忠，当他演了一套得意的‘二进宫’以后，委员长的瘾却拘束地仅仅度得八天，就被敌人一脚踢开了。”

一位朋友写给张自忠一个字条：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

若是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在张自忠转赴南京的列车上，列车行至徐州站，突有30多名青年学生拥到头等车厢的门前，要求上车搜查“汉奸”张自忠。但学生代表未见张的踪影，只好下车而去。

就在张自忠南下赴宁的路上，南京国民政府下达命令，以张自忠“放弃责任，迭失守地”，将其撤职查办。

张自忠失望了。我不是为英雄讳，在人们咒骂张自忠汉奸的时候，他确有点迷茫了，他“开始沾染嗜好，抽起了鸦片烟”。从他抽起鸦片看，我们能体悟他的内心已经被折磨到了何等地步！

当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张自忠却被赋闲，他形单影只地困处南京，整天无事可做，度日如年。有人说，落魄与失意者是最易与鸦片结伴的。张自忠本是一名英勇无畏、意志坚毅的军人，他身经百战，历尽艰辛，不知闯过多少难关，然而此时此刻却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力，实在令人感慨不已。由此可见，一个人，无论他怎样坚强，也总有其脆弱的一面。

张克侠来到南京看望张自忠。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往见荩忱师长，其貌憔悴，心绪不佳，闻已染嗜好，诚为可叹，宴安鸩毒真不虚也。余勉以自重自珍，来日方长，是非可明，彼有惜别之意。良将难求，余当助之。”

我们不难设想，张自忠将军后来以死报国，以示清白的决心，怕也是下于这极端苦闷的时候。张自忠毕竟不是会在鸦片的烟雾中消磨意志的失败者。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即在沉默中灭亡，当他重返部队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历经磨砺的猛虎，已经度过了荒寒，开始生风呐喊。

我们叙述一个在台儿庄大战前的轶事，有人把它写成了。我曾问过29军的老兵，“？笑话，这是真的。当时叫做59军”。

1937年12月7日，张自忠回到河南道口李源屯59军军部。

与大家见面时，张自忠只说了一句话：“今日回军，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大家听到这句话，都哭了。

有记者采访张自忠，让他对即将展开的作战发表感想，张自忠沉痛地说：“现在的军人，很简单讲句话，就是怎样找个机会去死。因为中国所以闹到这个地步，可以说是军人的罪恶。十几年来，要是军人认清国家的危机，团结御侮，敌寇绝不敢来侵犯。我们军人今天要想洗刷他的罪恶，完成对于国家的义务，也只有一条路——去死，早点死，早点光荣地死！”

然而就在接敌的时候，那些行军的队伍却听到了传令兵疾驰到队伍前，宣布军长的命令：“暂停前进！原地待命！”接着是凄厉的军号，大家感到一种威压和不祥。

骑着高头大马的魁梧的张自忠将军，在卫队的簇拥下，来到军前。

只见张将军满脸怒气，眼中射出令人不寒而栗的冷光，人们一下子想到了扒皮的来由。接着张自忠将军下令“给我把那两个败类带上来”，军法处长手一挥，两个五花大绑的士兵带了上来。

张自忠将军双脚站立在马镫上，右手按住佩剑，悲愤地吼道：“弟兄们，就是这两个败类，昨天夜宿市镇时，拿了人家小老板的伞，不仅不给钱还动手打了人，我们的弟兄还没有上前线打鬼子，现在我却要先杀了他们，这都怨我，怨我没有教好他们。”将军把手一挥，声音有些哽咽。五花大绑的两个兵士被带到了野地里，接着是两声清脆的枪声低低地划过天空。

然而就在大战开始之前的夜里，还发生了一起强奸民女的恶劣事件，最后查出竟是敢死队队长孙二胡，孙二胡被打进死囚，等待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