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老昌耀，在他用坠楼为自己的苦难作休止的时候，在遥远的异地，这黄壤的平原深处，是谁用哀歌余悲吟诵他的《高车》之序，“是什么在天地河汉之间鼓动如翼手？……是高车。是青海的高车。我看重它们。但我之难忘情于它们，更在于它们本是英雄。而英雄是不可被遗忘的。”

中国二十世纪诗坛有两位诗人，我最为敬重，一是艾青，一是老昌耀。苦难，高致，也许就像是谶语，艾青用啼血的喉咙歌赞过这土地，也为这土地所伤。“假如我是一支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这苦命的诗人，艾青是1996年一个春夜离去的，来自泥土，终归还于泥土；4年后，昌耀这被骨癌一寸一寸吞啮的骨肉和灵魂，也弃世了，亦是春日，春是拒绝接纳诗人而把他们关在生命之外么？当4年前一个春的黎明，朋友从电话中告诉我艾青去世时，我一下子像失去了温暖的扶持，在雨中我走向教室为中文系学生开课，铃声过后，我说一句“今天凌晨艾青去了”。我哽噎说出那样的语句：“艾青不会再陪伴我们他把抚在我们额上的手拿去那是一个春夜他扯了一下最后覆盖我们的诗的被子然后抚抚我们熟睡的额头走去夜色里，我们没能看到他的背影也没能看到他那布满沟壑的面部与睿智的眼睛……”

伤何痛哉，今天老昌耀又去。这个13岁抛别故乡和母亲的孩子，选择了劳奔和苦难，他最后一次见母亲，是在部队开拔前的一个临街店铺的小阁楼，母亲寻访多日才找到两个多月未见的昌耀，而昌耀却躺在床铺上装睡，母亲见他满头汗水窘迫的样子，心疼的下楼了，当昌耀奔到窗口寻找母亲，她已走到街上，只看到一个背影，母亲把她的一把蒲扇留在昌耀的床头，一年后40岁的母亲贫病去世……

昌耀有太多的伤痛，如果他在朝鲜重伤痊愈后，不是怀有“镰刀斧头的古典图式”而热诚投奔大西北，写诗而罹祸，也许世界就少了一个为苦难而生成的诗的器官，夜里他在看守所睡在一米高的马桶旁，他将同犯的鞋子收拢放在脑后充作枕头，而一次一次犯人便溺的汤汁，则是他每夜断断续续的诗课，庄子曰，道在尿溺，真是让人不知哭之笑之。

昌耀有篇《凶年逸稿》，记述的是在祈连山农场，“一个被称作绝少孕妇的年代”，饥馑遍野，“我们因饥馑而恍惚”。那时，诗人和难友在青稞熟了的时候，白日劳动把裤腿扎紧，偷着把麦穗捋到裤子里，晚上就找工具在隐秘的角落炒青稞，工具就是偷藏的脸盆。一天夜里，大家在窑洞里各自靠着自己的被子吃炒青稞，黑暗里，一个人溜进，悄悄坐在这群像耗子一样偷吃青稞的囚徒当中，他把手伸给昌耀，昌耀就给他一把，就是这样，满窑洞的喉咙响。

第二天出工时，昌耀却被从队伍拉出示众，原来夜里溜进窑洞里的人是一个管教干部，他让诗人把脖子像鹅颈一样扭来扭去，以供大家观赏，他说：“看啊，这个耗子，偷嘴吃，吃的多肥，肥的连脖子后面都有了肉褶了！”囚徒们大笑起来。

就是这摈弃了人的尊严，像耗子一样为了生存而攫取的一份食粮，使诗人没有成为祁连山麓的一把白骨。

那个时候，诗人艾青以衰暮之年也在边地流放，艾青说，那个年代死了，就像死了一条狗。

诗人活了下来，他在《慈航》中写道：“是的，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

我是在小城读师专的时候，读到昌耀诗歌的，那是一个名叫《文学家》的刊物，上边就有《高车》，但和后来的选本不同，没有小序，是五段十行，而后来通行的版本是小序加八行诗句，我一下子记住了那负荷沉重的青海的高车，那是我们民族英武威壮轧轧“从地平线渐次隆起”，“从北斗星宫之侧悄然轧过”，“从天地间旋动而去”（以后的版本，这句是“而从岁月间摇撼着远去着”。这是诗人的精雕细琢之处，从空间而涉笔到时间，就像陈子昂登幽州台，由时间而到空间，不是一维，昌耀原来着眼的只是空间，单向的，后来就有了历史的纵深感，他让时间登台）。我们知道，高车是青海农牧民的一种工具，一种最朴素的农业的象征，然而也是最落后的民族伤痛。

昌耀的诗洗去了我以前的纤弱与矫情，我知道肉身之外还有沉重的东西在，虽然人们避重就轻，只图肉身的安逸，而不想灵魂的拯救。

然而我知道，昌耀在困厄的日子，和土伯族的女人婚配，生下子女，取毛泽东和李白的诗意，曰：王木萧、王路漫、王俏也。但是他为此付出了轻松和安逸，他和土伯族的妻子离异后，作为一个诗人，他的精神空间无限，然而他的现实空间却是逼仄，离异后他把工资的大部分分给前妻和子女。他是离家出走的，然而未必是脱离责任出走，女儿待业，小儿子上初中……晚上，昌耀用一个二三百瓦的小电炉熬粥喝，然后是清汤牛肉面，然后是在脏乱的巷子，骑着一辆陈旧的自行车找羊肉泡馍，在满是膻臊的饭铺里，窘困的诗人吃得投入……

昌耀的诗给人的是一种灵魂的惊颤，他笔下的汉字让人感到陌生，而汉字透出的表达却是苍茫、郁挫，它是一，是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一。昌耀是大地和苦难分娩生成的，他的不可模拟，使他像白头的巴颜喀拉一样，他是“巨人般躺倒的河床”，他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把他放在惠特曼、聂鲁达、帕斯、埃利蒂斯这些用金属打制的不可剥蚀的名字里，也是当之无愧的。

然而这样的诗人，他的诗作有段时间被排斥在外，他曾在报刊上登载启事，声明自己“因书稿屡试不验”而决心“自费出版”。

这是一本叫作《命运之书》的书稿，偌大的中国连昌耀这样的大诗人也要自费出版，而一些诗人却像过江之鲫，可叹也夫。

昌耀死在2000年的3月23日，他虽然生在湖南常德，然记事时全家已是在桃源乡下居住，所以他一直以桃源为原籍，并以桃源人自居，二十世纪的中国焉有陶公的桃源？离家40年后的一个下午，昌耀回到桃源故乡，面对记忆废墟，他又能说出什么？这个曾乐道于“卡斯特罗气节”、“以色列公社”，几疑自己天生就是一个“左派分子”的诗人，却在1957年成为右派，做了近22年的大山的囚徒。桃源是中古时的乌托邦，而二十世纪的乌托邦的信徒，却成了这个神圣祭坛的牲灵牛马。

记得在《文学家》创刊号上，昌耀自己选取了一张摄于青年期的照片，他写下这样的话：“……一切都很遥远了，但我要说：那个‘我们的青年时代’也是值得骄傲的。”我深味出，他在碱水里煮三遍，苦水里泡三遍，血水里滚三遍，苦难已彻骨，诗情已彻骨，诗人已将苦难审美化。

昌耀说小时爱哭，经常嚎啕大哭，哭到没人理他，他说爱哭影响了他一生。我想这是一种感情的极度表达，铁云刘鹗在《老残游记》开篇自序就说：“婴儿堕地，其泣也呱呱；及其老死，家人环绕，其号也嚎啕……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

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记》，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

昌耀是以它的诗歌哭泣的，我有一本他的编年体诗选，是在他死前不久才辗转购得的，我想起鲁迅在自己编着的《中国史略》的开头黯然写下“大器晚成，瓦釜以久，虽延年命，亦悲荒凉”，抚摸昌耀的诗集，我甚至感觉出了他的体温依然存留在这铺排的诗行里。

着名书画家朱乃正先生在昌耀病中，录昌耀诗23首计2222字，裱成册页，于龙年初一让人送到诗人的病榻前，在报上，我见到两幅照片，一题记，一后跋，乃正先生的字，如磊石，一如昌耀的诗，洗去庸常。

题记曰：“昆仑摩崖，无韵之诗”；跋文则是：“昌耀兄于病中寄我新版诗集，拜读再三，顿觉心神震撼，远离尘俗。常疑当下真诗人实属凤毛麟角，今始信斯人是也。盖诗心、诗思、诗情、诗言已融铸一体，且若非西部骄子，实难达此境，如昆仑之巅，西海之深。有幸曾与昌耀兄同励难于高原，而今虽遥隔千里而犹能情近于咫尺。世纪之交，百感集于静夜，抚诗集而长叹，而无能酬答，谨借素笺笔录兄诗作奉报，或可小慰于榻前。”

昌耀患的是骨癌，生命后期形销骨立，腿上的皮就像纸一样，一捏就迭在一起，他无力承担巨额的医疗费用，当他疼痛时，就曲着腰，用两个膝盖顶着胸部，在床上嚎叫，也不愿上医院，实际想省些钱留给孩子，孩子一待业，一正上学。我想到昌耀笔下的母狼，“那头三条腿的母狼。她在长夏的每一次黄昏都要从我（河床）的阴影跛向天边的彤云”。

痛苦吞噬着老昌耀，在他绝命前，他写下最后一首诗《一十一朵红玫瑰》，里面有这样的句子：“一位滨海女子飞往北看望一位垂死的长者，临别将一束火红的玫瑰赠给这位不幸的朋友。姑娘啊，火红的一束玫瑰为何端只一十一支，姑娘说，这象征我对你敬重原是一心一意。”

2000年3月23日，龙年，岁在庚辰，序在春日，早7时，青藏高原，天才甫明，形销骨立的老昌耀，从病房的三楼跳下，8时血压下降，9时瞳孔放大，9时45分心脏停止，65岁。

后二日，我得到消息，悲戚难已，像听到艾青之死一样，我写下诗句“我们听他的话，我们读他的书，我们不敢相信他已经去了”，再二日，我写此文，为诗人嘤嘤招魂……

文字之轻与三道崴子之重最后的栖息地到了，三道崴子！

这里很好，对将军来说，这里是使汉奸蒙羞，令日本人震慑、致敬的地方。

杨靖宇将军殉国后，敌人用人力小爬犁把将军的遗体运到蒙江县城，尔后找来摄影师拍照。照完像，日军铡下了将军头颅。当晚，农历正月十六在县城医院对将军的腹部进行了解剖，想看看这血肉之躯有什么能量可以在零下42度寒冬里坚持这么多时日。结果，发现将军的肠胃中只有尚未消化的树皮、草根、棉絮，一粒粮食也没有，使得主刀医生手术刀惊落坠地……

这种惊恐不会随时间的过去而消逝，它是苦难记忆也是震撼，每当我捉笔尝试写下杨靖宇名字的时候，都因既混合着对将军崇敬和对解剖刀的厌恶而失败。当我们正视杨靖宇将军被解剖的胃袋里的树皮、草根、棉絮时，震撼和惊恐便无边无际地攫住我们。我们无法抑制它，因为我们无法消除它，它就在那里，一代一代地跟着我们。

其实，对杨靖宇最大的痛楚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中国人给他的刺痛。在三道崴子的小树林，正月十六的下午四点，围追的鬼子越来越近了，杨靖宇靠在一棵树上，看见了对手的脸和黑洞洞的枪口。突然有个穿黄大衣的鬼子大声对将军说话：“杨靖宇你还是降了吧。”熟悉的中国话突然从鬼子中间传来，杨靖宇将军在举枪应答的时候，说了句“这些天遇上的怎么都是这号中国人？”垂死的将军，又使关东军的讨伐队一死四伤。最后敌人的机枪响了，也许在将军倒下的瞬间我们还是惋惜感叹他的年轻，为着他带着遗恨殉国时，才仅仅35岁。

“怎么都是这号中国人？”遗言太沉重！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心理的痉挛不是将军的遗首被示众，而是这句话。

悲抑的三道崴子

将军饥饿难耐，寒冷的风雪天，他走出了密林，想寻找吃的，当时他孤身一人。前天晚上，正月十五的夜里，杨靖宇将军在一个雪地地窝子度过最后一个晚上。在正月十六的上午，杨靖宇在山里等到了四个砍柴的村民。他们是：伪牌长赵廷喜，村民孙长春，辛顺礼，迟德顺。

由于居民点的警察不让砍柴的村民带食物下山，杨靖宇只好恳求他们回去带点食物和棉鞋，并答应多给钱。伪牌长赵廷喜还劝他：“我看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对投降的人是不杀头的。”杨靖宇平静地说：

“我是中国人哪，不能作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咱们中国就完了。要对的起自己的良心。”赵廷喜答应回去给他弄点粮食，然后和杨靖宇分手。按日伪当局公布的《暂行保甲法》规定：居民以几十户为一牌，以一村或相当区域为之牌合为一甲，以一个警察管辖区内的甲合为一保。牌设牌长、甲设甲长。如某一牌出现扰乱治安等“犯罪人”，牌内各户均连坐有罪，课以“连坐金”，重者将被判刑和杀头，有“通匪者”，除将全家枭首示众外，还要株连邻里。

赵廷喜在回去的路上遇见了汉奸李正新。由于怕另外三人先报告了他们与杨靖宇的会面，导致全家被杀，因此向李正新说出了此事，李听后大喜，马上向伪蒙江县警察本部的日本警佐西谷报告。西谷闻讯立即让赵廷喜带领自己和大批日伪军警宪特去围捕杨靖宇。

赵廷喜只是一个引子，其实把杨靖宇将军推上绝路，把杨靖宇推上三道崴子的关键人是张秀峰。日本人森琦实所着的《东边道》记载了杨靖宇将军在警卫张秀峰叛变后的情况：

杨在这次追击中显然又拾了一条命。同月16日午前3时半顷，第1章文字之轻与三道崴子之重

在蒙江县大北山部落东方3公里的地点，被穷追急索，幸而逃走；但纵然他在这一交战中能够逃脱，却显然要穷于粮食，不定何时定要出现在村庄。因此讨伐队是在拱手等待杨的出现。于是得到这样一个情报：18日在蒙江县东方6公里的大东沟部落附近，出现了两个汉子，向部落民强行购入食粮便衣。两个汉子立即被分驻所员及特搜班给包围射杀。经检查尸体结果，持有杨靖宇的印签和手枪3支、表、口琴等。顿时探求起杨的所在，继续了严密的搜索。

杨的居处并未找到，粮道被断绝自不消说，交通被禁止，又令带着干粮的特务装成打柴人进入山中，究查奸细，以便诱他出来，但他究竟潜伏在何处，却一无所知。

23日午后3时顷，在蒙江县第一保安区村，4名装作到山中打柴的人，在村西南方6华里左右的地方正打柴时，有一个身长5尺半，长脸大眼、光头、军服、穿着朝鲜草鞋的汉子，强向他们买两袋白面和棉鞋。

“我饿的慌，钱给你多少都行，拿来一些吃的东西给我，还要衣服。

现在跟你们穿的衣服换也未尝不可，不过那样一来，你就要被讨伐队抓去，我不愿意这样做。给我拿去吧，我在这里等着。”

这几个打柴人遇上的这个汉子正是杨靖宇，他们也判断出来了。

于是，讨伐队很快便扑过来了。

这书是1940年出版的，按照日本人做事的认真，大体是可信的，但我们想说的，三道崴子的绝境不是日本人为杨靖宇将军设计的，也非杨靖宇将军自己设计，这里面还是那个话题——汉奸。但我们说在英雄之间，有角力，但更多的是惺惺相惜，是彼此的欣赏。而人格和智勇同将军不在一个档次上的屑小者，即使将军死去，他们也不敢把自己作为英雄的对手来宣扬，他们只是在英雄末路的时候，绊倒将军的小石块、小草棒而已。

将军死了，为什么对手哭了，汉奸缄口了？

2月23日下午4时，西谷的队伍在蒙江三道崴子附近，发现了杨靖宇。此时的杨靖宇饥寒交迫，伤病缠身，面对突然出现的敌人，心里想些什么，后人是不难想象的，将军知道最后的时刻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