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翻译尼采的话说“凡文字中，余最爱以血书者”，捧读胡河清的文章是绝对的享受，敏感，生动，独到。有位国学家说胡河清的评论文章实在是一篇，能把评论写得像那样正是胡河清追求的。在他的评论中灌注的是自己的人生体味与感喟，他虽寄身于学院，但他的文字不是学院式条理周正的无生命的文字，有人把他归作原型批评之类，也是皮相之议。

胡河清是一介书生，弥漫氤氲的是书卷气，是竖版书和青萤孤灯打造的读书种子。从他的遗照上看，他的眼睛有点沉郁庄严，面部罩着一种沉重思索的法相，人们说他为了修正自己的文弱气质，常喜欢穿牛仔衣，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文人，却选择了在滂沱大雨之中，闪电雷鸣之夜，从公寓的六层楼上将躯体掷向大地，不以苟活而存世，像传说中的共工不怒则已，怒则头触不周之山，使天地为之撼动。

胡河清之文，有一种灵魂晶莹的跃动，这一点是解读他为人为文之道的锁钥。从字里行间可以抵达作者的心灵，胡河清的文章一直针砭中国文化中的“阴气”、处世的虚伪、艺术的苍白及生命的萎顿。说穿了，他是被世间遍布的阴柔之气绞杀了。当他在一个将近除夕的纷纷扬扬的大雪天气中读完李鼎祚《周易集解》，借着酒温登上公寓的顶部，于霰雪无垠中望着雪中旋转的乾坤，天地消泯，那一片苍茫之下的玄机一下子像是被他感悟了，他真正触摸到《周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伟大教谕，接通了“生生不息之为易”的民族劲健的生命力。

然而，胡河清像王国维先生一样，注定是以一个文化守灵人的身份出现，正如他那篇精致的《洪峰论》结尾所言：“大抵读毕一部，使人有一种人生如幻梦的慨叹，这便必定是伟大的。”接着他引了洪峰《极地之侧》中一段极富诗性又令人毛骨悚然、寒意深渗其间的文字，胡河清极欣赏这一段。我曾把这段和他十分钟爱的唐代诗人许浑的《谢亭送别》“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相比照，这里透出的是宿命的空漠，像是看破了高处不胜寒？还是伤心与寒心并作？天寒地迥，不如人心五内之冷，我窃以为这是一段谶语，无论对胡河清本人还是他那绝色的文字，登到极巅处，离天近是近了，但拍遍栏杆后的孤独的影子也会把自己吊死，《极地之侧》中的那段文字说：

后来人们都走了。只有我和小晶依旧站在坟前。

西边的天空鲜血一样弥漫。

小晶碰了我一下，说：“我们也该走了。”

我说：“该走了。”

说完我们又站了一会，然后肩并肩朝岗下走。这时候天已经很昏暗，出现了我前面提到的那种青紫颜色。四周很安静，天大极了人小极了。

胡河清曾说：“当中国人文文化传统越来越悲壮地衰落，我在大江南北的许多朋友也相继离开了文学。但我却愿意像我的一个老同学说的，做一个中国文学的寂寞的守灵人。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等到那血色黄昏的时刻，兴许连我也不得不离开这片寂寥的方寸灵地。”

学问之道是一种寂寞之道，有时形而下的心理或物质的需要会把形而上的学理斫伤，而有的则是用贩卖的形而上的浅薄的符号换作形而下的生存哲学，这都是胡河清所鄙薄的。非不能也，不愿为也，胡河清终也走了，以他34岁的英年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的一声绝响。然而他的死却释放出一种人们看不见的能量，激活了多少苟活于当世的魂灵。

王国维死时，陈寅恪一言不发步入灵堂，向王国维行三跪九叩之大礼，正是王国维自沉所释放的那种巨大的挚爱，照亮了陈寅恪的生命，使他承接了民族诗学的一线法脉，成了一个壁立千仞的文化守灵人。

胡河清的文章有一种底气，他采补的是最深厚的文化传统的底气。他在《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传统》一文中说苏童一类作家仗着美少年水灵灵的“胎气”，表现青春时代生命潜能的涌动，未始没有永恒的审美意义，然而“先天之气”很快就会用完，真正的作家是一种智慧的沉潜，既保持着现代作家的理性批判意识，又力求对独特的民族文化之精要产生深邃感悟。胡河清以鲁迅为例，他说“鲁迅就是一种尺度。他对中国文化传统有极深的体认，自不必说他立雪章门苦修国学的功夫，既论‘五四’前夕鲁迅终日临古碑，不也是在默默采补中国文化之气吗？因此他作品表现的对于传统文化的反省，就不是一种拜伦式的天才对社会的决战，而具有全民族整体反思的意义。鲁迅的反思包括自谴，这因为他本身就是民族魂。此种雄浑肃穆博大的气象，远非拜伦之辈可及。”

胡河清如鲁迅一样，是具有浑厚文化底气的英雄。他的文章特异，又一出手即有蹊径，他是从中国文化道山的深处踱来，挥洒自如。

他涉足《庄子》，对“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如冰雪，绰约如处子”感情生命意味的哲学采纳尤深；他从《黄帝内经》里看到了隐含在人类精神隧道中的某种秘景，在佛典中领受甘露一样的滋润。荒山野寺大雄宝殿中正襟危坐的固然是佛，而佛又无处不在。他可能在书房的书案之上，也可能在低矮简陋的竹篱茅舍之中，甚至行进在现代化的通衢大道之上，胡河清常咏诵的《布施度》上有“众生扰扰，其苦无量。为饥作浆，为旱作润，为冥作光，寒衣热凉。于彼浊世颠倒之时，我当于中作佛”。这是一种佛性的大慈悲，也是胡河清的心愿。作为文化守灵人，胡河清以一种使命感存立在这片土地上，他既有读书生冷板凳的硬功，又有静观默察体悟的内证。对西学，胡河清也非常熟谙，钱钟书先生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正是胡河清想臻的境界。

胡河清作为一个文化共工的形相，虽为书生，但不逃避，他对一味风雅、逃避苦乐兼作的世界是颇不以为然的。在《钱钟书论》中他说，他原先极欣赏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中的《典雅》一品：“玉壶买春，赏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胡河清对传统体认极深，但他警惕文人吟风弄月的地方，他用学术树立一个世俗世界的精神标杆，学术不是他寄食的职业，也非他的避难之所，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但悲天悯人的情怀不允许他如此作为，学术是他回应现实和心理的需要，学术是他的命脉、血液，是他扣击命运之钟的钟锤。

故胡河清在对传统文化深悟体察以后，有一种鲁迅式的峻急（文化上），他在佛释道之外，汲取西方耶和华精神（狂言诟天的生命激情），又采补墨家之气，在胡河清早期一篇评价鲁迅《铸剑》的文中可隐约透出这方面的音讯。胡河清认为《铸剑》中的宴之敖者可以说是鲁迅的自画像，鲁迅的叛逆性格有民族文化传统的功底，那就是宴之敖者身上的那股悲壮惨烈的侠气，墨学之余流为侠，鲁迅性格中有先秦墨家质直严峻的殉道气概，又汲取了西方文化中的摩罗诗力，宴之敖或者说鲁迅便是这两种文化精华的结晶。一想暮年的鲁迅，那在暗夜中抖动的像汉隶的一字胡须和根根直竖的寸发，使人如于暮色苍茫中，见到衣冠皆古的老斗士从历史邃深处走出，数千年修炼成精的宝剑气冲斗牛。

联想胡河清不怒则已，一怒便如李尔王在旷野的呼告，他从高处坠落这一富于意味的壮举，使人觉得这是眉间尺20世纪90年代的现代版。又让人想起谭嗣同“禅心剑气相思骨，化作樊难一寸灰”，从书斋走向菜市口的慷慨与悲壮。

胡河清是向命运挑战的孤独的歌者，他渴求爱而不愿承受“爱的阴霾”（世俗意义上的）。温情有时是创造力的甜蜜窒息，对一些人来说他没有时间去结婚生子。我们会想到葛丽泰·嘉宝常对记者说的“我不会去恋爱，也永远不结婚；但我绝不会停止拍片，拍片是我的生命”。这也正如“现代舞之母”邓肯的那一句话：“谁献身艺术，就等于皈依了宗教。”一如天籁。

胡河清绝少参加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学术会议，他就像面对着庸众无法沟通，而他对中国文坛的少有的灵光却是无比关爱，我们从他评价“蛇精格非”、“灵龟苏童”、“神猴余华”的那些灵动的语言中，看到的是一派欣悦，我们试读一段他对格非的评价：

格非者，灵气所钟之异才也，不仅处事有机心，且秉赋颇高，能闻天籁。

格非的常在我深心掠过一种幻影：日暮黄昏，在江南乡间的老屋深处，突然一双绿幽幽的蛇眼探出，为如血的残阳迷惑，咝咝一笑……格非之为“蛇精”，一方面是因着遗传的因子，另一方面他的“蛇胆”之中又有一种反叛的成分。鲁迅曾谓“执着如怨鬼，纠缠如毒蛇，二六时中，无有已时”，此“蛇精”之第二义也。

胡河清对传统文化的体悟使他超出了当下一些评论家削足适履的无知与浅陋，名词术语的堆砌是他所不为的，而借话语权对他者的俯视与欺诈也是他所警惕的，他对李泽厚学术方法的质疑与对钱钟书和金庸的通体把握，使我们看到胡河清所赞赏的“文章是天下的公器，不得为任何人所得而私”的公允与客观。

也正因此，钱钟书在读了胡河清的论文后，曾给他写了一封亲切有加的信函，上称胡河清的文章“大有追寇入其巢穴之致”。他在博士论文《真精神与旧途径》中对钱钟书从“天命批判、智慧风貌、钱与中国传统艺术境界、钱与现代西学、文章家法、学术渊源、创作”诸端进行了通括，他指出钱氏“生命力宏肆”，绝非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气，钱钟书对于天人之际有相当高的智慧洞察，他在本质上不畏天命表现了人之为人的崇高尊严。

我们不否认钱氏出入诸子百家，梵典释义，而胡河清指出钱钟书身上的希伯来精神，这是一种对儒教传统的反驳。罗曼·罗兰曾说“《旧约·约伯记》如一阵萧杀万物的秋风，能令人振起刚烈威武之气概。”钱钟书对反抗命运之力推崇备至。美国麦尔维尔的《白鲸》中主人公哈阿船长，为战杀一条不可能杀死的大白鲸而穷其一生，最后孤注一掷，乃至葬身鱼腹。白鲸者，天命不可移之象征也，哈阿以区区凡人，敢向上帝挑战如斯，折戟沉沙系必然之下场，胡河清指出钱钟书在禀性上与哈阿船长有相通之处，这是对钱钟书性格深切的领会。

胡河清以出世之态专注学术，避开嚣扰，他又有着关怀尘世的怜悯之心。他在论述金庸《射雕英雄传》时，特别欣赏黄蓉的拿手好戏“打狗棒法”。这“打狗棒法”的兵器顶顶轻便，不过是一根晶莹碧绿的竹棒，却纵横无不可，精妙泣鬼神。一个“缠”字诀，“四两拨千斤”，便可制住一只无恶不作的“大狗”，岂不是起到了李鼎铭老先生早已阐发的“精兵简政”之功效？至于“封”字诀，是守门户的精义。

俗话“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都已浓缩在其中了。“封”是守，“斜打狗背”是攻。到了“獒口夺权”，就要从敌人手中夺兵器了。真是步步紧逼，招法严谨。顶厉害的一招是“第三十六路棒法‘天下无狗’的第六变”。洪七公说：“这一招使将出，四面八方都是棒，劲力所至，便有几十条恶犬也一齐死，所谓‘天下无狗’便是此义，棒法之精妙，已臻武学中的绝诣。”这是打狗棒法最后一变的绝招，即使《孙子兵法》上也没有讲过。金庸先生于中国武学的发明伊始之功莫过于此了。

惑乱天下最甚的，莫过于一班无才德的小人。倘使天下英才皆知打狗棒法的精要，则“天下无狗”，河清海晏的历史图景就为期不远了。

胡河清对狗的痛恨，和鲁迅一脉相续，狗即使可怜到落水的地步，也应超度。胡河清以“天下无狗”透出了对现世的爱，爱和恨不是对立的，爱是一种信守，即使世界鹰犬遍地，但我们内心依然有爱，爱是内在的需要，然而才命两相妨，天道渺渺，个人的存在一如风中之烛，胡河清还是离去了。

末了，我想到诗人洛夫的一句诗“我只是历史中流浪了许久的那滴泪，老找不到一副脸来安置！”面对着外界的黑暗与下流，悲怆这个主题还要演绎下去。不能用“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未来开太平”来说胡河清，但胡河清的担当，他独异的文字灵幻确是独一无二的绝版了。

述人寄意，不胜感怀，但愿胡河清在天之灵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