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胡风集团”案，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从心灵到肉体，可谓彻骨彻肤，在此事件中表现的种种人格的崇高与鄙薄，坚守与投靠，挟私报复，封建帝王家长制的粗暴作风，对民主与法制的践踏，无疑都会给后来者提供无限丰富的话语空间。在这个事件中，鲁迅的学生，30年代着名的左翼文艺理论家胡风，以反革命罪成了共和国祭坛上的祭品，案件以个人的信件作为定罪的依据，以思想的异端而定罪，把知识分子的私人空间打杀殆尽。此后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把思想和肉体全部交出，任体制驱驰。

事情的起因是1955年舒芜交出胡风与他的通信。毛泽东看到以后亲自加了按语在1955年5月13日以《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发表。

用他最典型的毛语言，一连几个反问句式，用不容置辩的口吻为思想定罪，于是一场株连2100人的建国后第一桩重大的文字狱形成，其酷烈程度堪与清代文字狱相伯仲。秦始皇焚书坑儒，实行书同文，毛泽东在建国伊始，即着力进行意识形态的整肃，先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而后对俞平伯及《红楼梦》研究、冯雪峰和《文艺报》、胡适思想等进行批判，用行政手段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用杨绛的名字，就叫“洗澡”或者叫“洗脑”，更为经典的描述是“脱裤子”、“割尾巴”，其终极目的就是革除掉知识分子中的异端思想，除掉与统治者相悖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胡风冤案的形成就是这种逻辑的必然结果。胡风的文艺思想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的冲突发生在40年代，“主观精神”是胡风文艺思想的原点，胡风在给张中晓的信中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比成被人们当作神圣崇拜的“图腾”，他说：“被当作了‘图腾’的小册子，这是现在最困难的问题。问题不是它本身有这大关系，而是一些低能兼恶意者变本加厉的做法。例如罢，‘观察、体验、研究、分析’这说法，稍有人心者就应该抓住‘体验’

去提出问题，发展下去。而他们的做法却完全相反。这就做成功了一些乱七八糟的皂隶式的机械主义，耀武扬威，把现实主义底生机闷死了，……”在这里面胡风特意掂出“体验”，强调主观，在胡风的鼓励下，舒芜在1944年写了《论主观》，胡风刊发此文，并在编后记中指出这是“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并在同期刊物，胡风发表短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与舒芜呼应“打击创作上的客观主义”，后来引起中共意识形态对此一问题的批判。再就是胡风身上的五四启蒙主义和反封建的意识，重视个性解放和知识分子的价值的意识和解放区文学及左翼革命文学的冲突，五四对胡风精神的影响是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这都和解放以后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当毛泽东在1938年提出民族形式的问题时，提倡“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时，胡风却在《论民族形式》的书中高扬五四精神，反对把“民族形式”还原成大众化和通俗化，反对“文化上文艺上的农民主义”，反对“民粹主义的死尸”。因此从胡风触忌毛泽东的逆鳞和他的刚正人格不与俗世俯仰的精神，注定他是意识形态清洗的对象，这是一种必然。

胡风与鲁迅和周扬的关系是导致其三十年冤狱的另一原因，胡风的精神之父是鲁迅，鲁迅是一个敢于单身鏖战的自由撰稿人，他是不属于任何体制的，而胡风和他的所谓集团也是有着独立不迁精神气质的，他们追求的是一种独立的精神探索，像鲁迅《野草》中的过客。胡风在给路翎的信中有“赶路是我们的运命。所以也就不管能不能享受‘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乐趣了”。胡风在解放后并没有找到他所寻找的归宿，并且他被排斥到组织之外，而周扬却以毛泽东文艺的代言人的身份对新中国的文艺发号施令。对胡风和周扬，鲁迅有过自己的评价“我倒明白了胡风的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周扬）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尘埃落定，我们不能不佩服鲁迅的犀利，周扬和鲁迅的对立，在鲁迅身后，周扬挟私报复，对鲁迅的精神传人丁玲、萧军、冯雪峰、以至胡风一个都不放过。胡风和周扬曾发生过两次冲突，一个是“国防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两个口号”，一个是关于现实主义，“学术本天下之公器”。

按伏尔泰的说法“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扞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

而在中国文化濡染下的周扬，并没有这个气度，一旦他掌握了权利，就以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对鲁迅的精神传人加以打杀。即使在胡风出狱后，坐过文革牢狱的周扬对胡风说的两句话也颇耐人寻味：

“你受苦了。我也受苦了。”

当所有的人都成了无辜者，那么真正的无辜者就成了一个虚无的符号。陈凯歌在《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里说过一段文字，“无论什么样的社会或政治灾难过后，总是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

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当灾难重来时，总是太多的人跪下去说：

我忏悔。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打开地狱，找到的只是受难的群佛，那么，灾难是从哪儿来的呢？问到个人的责任，人们总是谈到政治压力，盲目的信仰，集体的决定等等。当所有的人都是无辜者，真正的无辜者就永远沉沦了。”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人们对皇权的崇拜，自觉成为权利的帮闲一直是大多数知识者的愿望，我们在周扬身上看到帮忙的影子，而胡风上三十万言书也是帮不上忙的惶惑。

“忠而见疑，信而被谤”，屈原的悲剧在胡风身上的表现最为明显。

但是胡风的悲剧与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中被国民党杀害的左翼五烈士相比，悲剧的浓深更加深幽，那五个是反对现实政治的反对派，而胡风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以饱满的政治激情高歌《时间开始了》的帮忙者，然而在大原则的前提下的小小的修正，就招来杀身之祸，真是令人心寒。

胡风的悲剧是一种必然，然而胡风冤案却是由一个偶然的事件引起。诗人翻译家绿原说：“历史已经粉碎了那些鸵鸟式的幻想：无论胡风可能怎样反常，或者‘老实就范’或者‘装死躺下’，他也一定逃不脱此后几十年来没有人逃得脱的大小劫难。”胡风不在1955年罹难，也会在以后落网，人们曾设想假如鲁迅活到1957年，那也是右派无疑。

胡风冤案的直接起因是舒芜交出胡风与他的私人信件，在《回归五四后序》中，舒芜说：“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迫人亡，乃致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我青年时代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挚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但是据当时人民日报的记者叶遥说，她当时找绿原、路翎、舒芜约稿谈一下胡风的宗派活动，绿原表示“给党报写稿，写不了”。婉拒。路翎情绪不好，估计找他也不会谈什么，找到舒芜，舒芜不但答应写稿，而且将信件交出，并说他想根据信件写胡风宗派主义的文章，这是胡风冤案的直接导火索。人们把舒芜称作犹大，卖友求荣，历史已把他钉在了耻辱的位置上，但是聂绀弩说，“人们恨犹大，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之类，真是怪事。”这是英雄巨眼，舒芜充其量只是犹大，送人上十字架的是总督，假使不是毛泽东，假使不是这个体制，这一切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浪花而已。但是我们不能宽容舒芜，在胡风事件中，有的人卖友求荣，有的人却坚持了知识者最后的尊严。曾任教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的美学家吕荧，他不是胡风分子，但是在批判胡风集团的会上，他走向主席台主动发言，替胡风申辩，他最后的结局和当时的正直者一样，入狱，最后凄凉死去。而在同时，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纷纷着文声讨胡风，盲从、卑怯、胆小、麻木、从众，当时批判的文字和文革语言毫无二致，动物也会为它同类的受伤和死去悲鸣，而这些曾是胡风朋友的批判，就像他们抹不去的黑色印记记录着他们的丑行：

“看了《人民日报》公布的第二批材料后，愤恨的烈火把我血液烧得滚烫。”“我看穿了胡风的心，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谁会这么想一想呢？”“胡风，你是九尾狐，你的主人是谁？当胡风向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了猖狂进攻以后，不久就传来了台湾广播热烈的响应。”“请依法镇压胡风，而且镇压得必须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胡风娘家是中美合作所，他们不仅是狼种，而且似乎又当过狐狸的徒弟，要彻底消灭这批狼种。”“胡风是反革命的灰色蛇，胡风与胡适的区别是一种灰色蛇与白色蛇的区别。”

面对风暴，很少人挺起，多数人弯腰，但是有个道德的底线，会在有良知的人心中耸立，中国的士人从先秦起就没有独立的地位，毛泽东的皮毛论概括了知识者的尴尬位置，中国知识分子多的是与世俯仰，他们就是工具，被人任意驱驰。

胡风入狱了，阿垄死去了，张中晓死去了，路翎在监狱里，一直不停地像狼长嚎。最后，才华超群的路翎变成了一个平庸的文字写作者，这个20岁写出《饥饿的郭素娥》、《财主的儿女们》的天才作家陨落了。出狱后的路翎写了三百万字的作品，都是模式制作。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虐杀使知识分子噤声。谢泳在《胡风案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中说：

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本来具有非常好的道德资源，比如对朋友、对师长、对异己，都有相对稳定的整套看法，这些东西影响知识分子之深已融人他们的血液中。但曾经有一段时间，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特别是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在不断的暗示中，对知识分子心理产生了巨大压力，久而久之，这压力便转换成一种内心的恐惧，逐渐地使他们最终放弃了传统知识分子做人做事的基本操守，经过胡风一案以后，知识分子的心理防线可以说是完全崩溃了。

胡风冤案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一种自我的精神放逐和逃亡，他们的思想表达能力急剧退化，他们回避现实、偷安苟且，即使像陈寅恪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任的一代学术巨人，也是口不臧否。

吴宓1961年到广州拜访陈寅恪，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陈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往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然寅恪兄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连这样的文化巨人尚如此不以内心示人，即使面对几十年的老友，遑论其他。在监狱中安心地“为党坐牢”14年的胡风终于精神崩溃了。即使70年代末他幸获出狱，他的精神也是残废了，他陷入自我恐怖的幻听幻视之中。在戴光中的《胡风传》中有这样的细节：“一天上午，他两眼发直，坐在沙发上，说是听到空中传话。邓副主席讲话，处分了几个人，五个人被开除党籍，铐了起来……下午，他又听到了空中传话，说是让他乘飞机走。”我们注意这样的细节，不能不说胡风的恐惧已彻骨，而他又幻想飞机接他走，至发疯，他一直都是幻想着体制能接纳他。

胡风的朋友聂绀弩在《胡风八十》诗中写到：“不解垂沦渭水边，头亡身在老刑天。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聂绀弩把胡风比作和上帝作战的刑天，《山海经·海外西经》说，“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胡风像刑天一样身残了，胡风的精神也残了。在胡风冤案中，许多人不但思想被专政奴役，身体也在消灭之列。也许身体是思想的存在之所，把你从肉体上消灭，你的精神夫复何存？验之路翎、验之张中晓，岂不自明乎？痛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