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蒋百里是生死之交。辛亥革命后，蔡锷任云南督军，蒋百里任保定军官学校首任校长。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窃国大盗袁世凯控制了大半个中国，力所不及的只剩下云贵、广西一角。袁世凯知蔡锷与梁启超、孙中山、黄兴关系密切，视蔡为眼中钉，遂用调虎离山之计，调蔡进京，封为昭威将军，将他“供”起来。同时，袁世凯任命蒋百里为总统府军事处一等参议，将他“养”起来。这一“供”一“养”，使蔡、蒋两人如囚虎笼，难有所为。

蔡锷自1904年学成归国后，与蒋百里阔别十载。京华重逢，互倾心膈，感慨万千。当时蔡锷住西城棉花胡同，蒋百里住东城锡拉胡同，相隔虽远，蔡锷几乎每晚都去蒋家，纵论天下大势。谈到各自受排挤、袁世凯言而无信，蔡锷气愤地说：“袁、段之流私心太重，地域观念太深，即使他们愿意放手叫南方人练兵练将，这种练出来的新军，也只能成为一人一系争权夺利的工具，而绝不会用来扞卫国家。”蒋百里颇有同感。1913年6月17日，蒋百里自尽未死，此事刻骨铭心，蒋百里看透了袁、段的本质。蔡锷与蒋百里交换了看法，放弃了利用袁世凯力量建立新军的幻想，走上了反袁救国的道路。

不久，他们发觉袁世凯称帝阴谋，连日密商，由蔡锷写密信告诉旅居美国的黄兴。黄兴接信后指示在日本东京的张孝准，派李小川带密信潜回北京。李小川面见蔡锷、蒋百里，转达黄兴的意见，要蔡锷设法脱离虎口，号召旧部起兵讨袁。尔后，蔡、蒋接连几天密商，两人终于订出一条金蝉脱壳计，蔡锷故作颓唐，麻痹袁世凯，趁机逃走。蒋百里对蔡说：“近期少碰面，以免袁贼疑心。”自此蔡锷不再到蒋家做客，白天不问政事，夜晚常去高等妓院吃花酒，假装沉湎于酒色，由此而生出“艳遇小凤仙”的“桃色新闻”。袁世凯最初将信将疑，多次接到密报证实后，他才放下心来，认为“蔡锷胸无大志，整日声色犬马，不足为虑”，因而放松了警惕。

1915年11月间，蔡锷躲过密探跟踪，脱身到了天津，藏身处唯蒋百里知道。住津数日，蔡锷与隐居在此的乃师梁启超密谋反袁大计。

很快，袁世凯得到密报，即刻派陈仪带兵速去天津，追回蔡锷。陈仪是蔡锷、蒋百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老同学，且志同道合，关系密切。

袁世凯命他追蔡，他不免暗暗好笑：“袁大头用错人了。”当晚他悄悄赶到蒋百里家，恰巧蒋的挚友张宗祥在座，陈仪欲言又止。蒋百里看得明白，忙催促说：“张宗祥与我乃莫逆之交，有事尽管相告，不妨事。”陈仪遂悄声相告：“袁世凯命我赴津追松坡，此事万分紧急。你先走一步，前去通风报信，要他速速离津。”

蒋百里沉思片刻，对张宗祥说：“我已被袁世凯监视，此去恐怕引起大错。宗祥兄，还是请你去一趟天津，催松坡火速动身避难。”说完又补充一句：“生死攸关，一分钟也不能拖延！”张宗祥慨然应允，次晨就乘火车赴津。蔡锷得知凶讯，即刻离津。

此时蒋百里按照预先与蔡锷、梁启超约定的行程，乔装改扮，秘密从北京东城出门，骑驴到廊坊，在那里买三等火车票到天津，马不停蹄，即由津转车南下。

1915年12月25日，蔡锷等在云南组织“护国军”，通电全国，宣布讨袁。蔡任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出兵两广。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下，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的皇帝就一命呜呼了。

由于率领护国军连月苦战，蔡锷喉疾复发，病入膏肓。蒋百里闻讯赴川，陪同蔡锷经上海，赴日本神户就医。1916年11月8日蔡锷病殁日本，遗电也系陪伴在侧的蒋百里笔录。次年春，蒋百里扶柩南下，葬蔡锷在岳麓山下。

我们的民族经过了二千多年的专制才走到共和，但是袁世凯却逆历史而动，此时如果不是蔡锷登高一呼，蒋百里等志士抛却头颅、舍弃身躯，勉力而为，封建皇权怎会那么愿意退出历史舞台。从此处看待蔡锷、蒋百里诸公，于数千年历史的贡献也大哉，皇权被蔡锷、蒋百里所代表的公意与民意所击溃，袁世凯就作为共和的罪人永远没有翻身之日了。

三

人们说，蒋百里一生两次打败日本人，一是在日本留学，以第一名成绩取走天皇的军刀，二是八年抗战，日本人规规矩矩按照他的理论，陷入持久战的泥潭，最后，以失败而终。

蒋百里是一个敏感和有先见的军事预言家，他高人一等的不是战术，而是战略，民国前后的30多年间，蒋百里先后被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军政首脑聘为参谋长或顾问。1923年，蒋百里坐车回北平，途经徐州，忽然若有所思，与同仁言：

“将来有那么一天，我们对日作战，津浦、京汉两路必被日军占领，我们国防应以三阳为据点，即洛阳、襄阳、衡阳。”蒋百里意思是，一旦中日开战，日军沿平汉线南下，东南部的中国军队就会处于背水一战的不利地位，如果吸引敌军由东向西佯攻，以四川作为抗战的大后方，中国就可“以空间换时间”，实行持久战，拖垮敌人。蒋百里此说出于抗战全面爆发前的14年，当时被同仁引为笑谈。

应该说，对日持久战理论，蒋百里是第一人，而后被毛泽东、蒋介石借鉴而发展之。

我们看1937年8月13日蒋介石的日记，“对倭作战，应以战术补武器之不足，以战略弥武力之缺点，使敌处处陷于被动地位。”

就在4天前，8月9日下午5时，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士兵驾车强行突破中国的警卫线，冲向虹桥机场，中国保安人员当场击毙挑衅者。

日军第三舰队借口事态恶化，增兵300多人、9艘舰艇到上海，此时日军在上海的兵力已达12000人。这是继一个月前发生卢沟桥事变后的又一突发事件。8月11日，有报告称日军第二舰队已经起航。在日本，动员令已经发给了预备役人员。此时，在中国北方，日军占领平津后包围南口，并向张家口攻击。14年前，蒋百里先生的预言不幸将成为现实。蒋介石横下决心，与日本人大打一场。

在日本人得以从陆地上增援上海之前，中国军队有大约10天的时间，在这10天里，或消灭日军，或殊死一搏。在租界林立、华洋杂处的上海，在租界地各国机构、记者眼中，此战将是中国向世界显示抗战决心的最佳时机。而此战更重要的深意，是将日军的主力吸引至长江沿线，实现蒋百里先生“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理论。8月13日，蒋介石给部队下达命令：“赶敌人下海！”

但当时的中国是什么状况？也许在散文随笔里出现数字是不智的举动，但只有这样的数字，你才知道对日作战常用的一个词：血肉长城的真实的内在。1937年中日兵戎相见之时，日本工业总产值约60亿美元，中国约14亿美元，仅为日本四分之一；据国民政府40年代统计，抗战前中国的铁路总和长度不足1万公里，平均每4万人不足1公里，每百平方公里国土不及半公里。与当时的英、法、美、德、意、日等一流强国比，不可以道里计，就是当时仍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每平方公里的铁路，也比中国多出5倍以上，甚至连非洲的阿比西尼亚（即现在的埃塞俄比亚）的铁路，也比中国要多。而公路运输呢，国土面积只有中国二十六分之一的日本，汽车却多出中国一倍以上，公路里长在8倍以上。公路不仅总长度短，质量也极差，坑坑洼洼，大约只有当今乡村公路的水平。打仗打的是消耗，人说蒋百里好谈兵，他最后一次谈兵，是在辞世前不久，到达宜山时见到冯玉祥，对冯玉祥说，建议多修高等级公路。蒋百里解释说，此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我军装备多靠外援，日本必定要切断我国国际交通线。我国内地没有橡胶资源，轮胎只能靠进口，所以多修公路，修好公路可以减少轮胎磨损，实际增强我国作战的后勤能力。而我国人口众多，劳力便宜，修路，就是惠而不费的事情了。

将军不久去世，而预言成谶，日军切断香港、滇缅补给，中国外援断绝。轮胎的匮乏使中国无法集中进行一次大战役的所需物资，一时竟有“一滴橡胶一滴血，一个轮胎一条命”的说法。

其实，我们对数字的感觉第一反应是枯燥，但只有知道这些枯燥的数字，我们才会懂得，中国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开始了他们漫长的战斗；只有知道这些枯燥的数字，我们才能理解，什么叫一寸山河一寸血。但是在中国人纷飞的血肉前，是日军纷飞的血肉，在中国人头颅如韭菜被割掉，在故国土地上死不瞑目的时候，则是日本人玉碎的性命如樱花一样飘落在异国他乡陌生的土地上了。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不被日本侵略者放在眼里的中国，中国人如蝼蚁草芥，日本陆相杉山元在日本天皇问战争所需时间时，说：“一二个月就足够了”。

可正是这一个古老的中国，在1941年12月8日美国和英国向日本宣战之前，独自跟日本鏖战纠缠了四年多。这是几十个“一二个月”。日本“予敌一击，结束战局”的美梦终成梦幻泡影。中国人是在用血写历史，这历史不是竹简，这历史书写不是用墨，中国人的笔管直通血管，中国人的血管直通的只有战斗，没有屈服；只有喋血，没有胆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