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约翰满怀激情地到博物馆任职时，正是越南问题白热化阶段，约翰认为博物馆有义务解决社会问题。在他的领导下，没过多久，博物馆的大厅就好像变成了反战抗议总部。当尼克松总统对柬埔寨的入侵激发了全国大学校园里的普遍骚乱时，约翰降低了博物馆的门票价格，连续不断地放映反战影片，并允许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员工站在外面散发反战传单。1970年，约翰又在博物馆的外面插了一杆黑旗。在博物馆里，参观博物馆的人们被要求回答一个问题：“洛克菲勒州长没有谴责尼克松总统的印度支那政策这一事实会不会成为你在11月份不投他票的一个理由？”约翰还在一次讲话中说道：“有许多东西分别或共同影响着我们的生存，比如战争、胡佛权势集团、洛克菲勒家族、国防部。艺术家们决意与权势作斗争，尤其是艺术在晚上得到尊重而在白天却被抛在一边的时候。”戴维觉得约翰的讲话对他个人及洛克菲勒家族是一种侮辱，其他受托人也深有同感。1971年，当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专业人员和部门负责人员举行罢工的时候，约翰立刻答应他们成立工会的要求。自此，受托人对约翰的行为表示公开抗议，最后，在戴维的全力支持下，1972年，约翰被开除了。

两次寻找外部候选人均遭到失败后，戴维把目光转向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内部。在博物馆内部，最有资格的候选人是理查德·奥尔登伯格（昵称迪克），他有广博的艺术方面的知识，而且品味高雅，人们都相信在他的领导下，博物馆一定会迎来美好的明天。1972年，迪克被任命为主任，并在后来的22年时间里领导现代艺术博物馆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戴维终于为博物馆物色到了最佳人选，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戴维在参与博物馆事务期间，不但在博物馆的人选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而且在博物馆的收藏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1968年，格特鲁德·斯泰因女士收藏品的突然问世，引起了艺术界的广泛关注。斯泰因是一名美国先锋派作家，毕加索、马蒂斯和布拉克许等作家和艺术家都曾光顾过她主持的沙龙。斯泰因和她的弟弟是20世纪初期立体派和其他极端艺术形式作品的首批收藏家，到20世纪30年代，他们已经收集了大量的作品，并在斯泰因的巴黎公寓里展示。1946年，斯泰因去世的时候，将自己收藏的毕加索的38件作品和格里斯的9件作品留给了她的3个孙侄子、孙侄女。到1967年，斯泰因的继承人决定将这些收藏品出售。当时负责现代艺术博物馆版画和素描部的威廉·利伯曼听说，如果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报价有竞争力，斯泰因的继承人将很乐意将收藏品卖给博物馆。问题是，现代艺术博物馆当时正处于赤字经营、常年缺乏收购资金的境地，没有资金用于竞拍。在这种情况下，戴维组织了辛迪加来购买斯泰因的收藏品。参加这个辛迪加的有戴维、纳尔逊、威廉·伯登、拉扎兄弟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安德鲁·迈耶、比尔·佩利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出版商约翰·海·惠特尼。这6个人同意出相同的金额来购买斯泰因的收藏品。当威廉·伯登退出以后，戴维主动承接了他的那一份。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负责人们并非对斯泰因的所有收藏品都感兴趣，但他们希望获得毕加索的6件作品，以填补博物馆收藏品的一个空白。对于这6件作品，辛迪加的成员们事先达成一致意见，这6件作品要么直接送进博物馆，要么由获得这些作品的人以遗嘱的形式送给博物馆。为了给斯泰因继承人们一个合理的报价，辛迪加组织还请来了德高望重的艺术经销商尤金·索评估了每一件作品的价格。1968年12月14日下午，辛迪加的成员们集中到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惠特尼楼进行最后分配。画作已经沿着墙壁放好，形成了一种绚丽动人的景象。戴维宣布了大家一致认可的程序：将1—6的号码放进一顶旧毡帽里，大家轮流摸号。每人轮流挑选作品，直到达到了各自投入110万美元金额或者选够了自己想要的数量。最后，戴维拿到了8件毕加索的作品和2件格里斯的作品，总价210万美元；纳尔逊选择西班牙大师的12件作品；约翰·海·惠特尼和安德鲁·迈耶的选择也很不错，但也有限；比尔·佩利只选了2件，都是毕加索的大作。有5件格里斯的作品和7件毕加索的作品无人挑选，后来被卖出，这样6个人就能收回各自原始投资的一部分。

戴维组织辛迪加购买的想法源于洛克菲勒，当年洛克菲勒就是通过辛迪加这种方式奠定了自己的石油大王之位。今天，戴维也通过这种方式，为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到了最宝贵的艺术品。可以说，戴维既是一个继承了家族传统的洛克菲勒，也是一个敢于创新的洛克菲勒，更是一个合格的洛克菲勒。

5拯救家族的标志

戴维从大通曼哈顿银行退休的时候，洛克菲勒中心不仅拥有原来的洛克菲勒中心，还拥有其他几处不动产。长期以来，戴维一直认为，如果洛克菲勒中心能够获得中心下面的土地，就能成为家族子孙后代的“摇钱树”，就像标准石油公司为前面三代人作出的贡献一样。后来，戴维发现，无论是信托委员会，还是家族其他成员都不同意他的观点。

纳尔逊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直至50年代中期，一直介入洛克菲勒中心的管理工作。当纳尔逊于1958年进入政界的时候，劳伦斯接替了他在洛克菲勒中心董事长的职务。在劳伦斯的领导下，洛克菲勒中心成功地完成了现代化进程。劳伦斯和洛克菲勒家族负责人迪克·迪尔沃思还领导洛克菲勒中心通过建造埃克森、时代人寿、麦克劳希尔和赛拉尼斯大楼使得洛克菲勒中心扩展到第六大道。20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大萧条的到来，迪克·迪尔沃思被迫采取行动，并与洛克菲勒中心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奥尔顿·g马歇尔一起对公司开始了多种经营。洛克菲勒中心实行多种经营后，分别收购了全国最大的杂货纸袋生产商特利尼蒂纸业塑料公司、石油勘探和生产公司韦斯利能源公司和蒂什曼房地产建筑公司，还成立了洛克菲勒中心有线电视公司。这些举措不久就收到了理想的效果。多种经营改善了洛克菲勒中心的经济地位，但公司70%以上的资产还是集中在房地产领域，主要集中在曼哈顿中心地区。虽然收入得到了提高，但却只占公司预计市场值4亿美元的比例。洛克菲勒中心平平的收益和不稳定的业绩，以及公司吉凶莫测的未来前景，就成了家族内部争论的焦点。

温斯洛普、巴布斯、约翰三世和纳尔逊去世以后，他们的子女成了1934年信托基金的直接受益人，也就是说，原来3份信托的收入将分配给更多的人。新受益人在听说他们的收入会因为更多人的加入而减少时，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洛克菲勒中心从来没有给普通股分红。虽然1976年洛克菲勒中心开始给优先股支付一美元红利，但受益者却只有戴维、巴布斯、约翰三世和劳伦斯的信托。鉴于这种情况，纳尔逊的孩子们坚持要求洛克菲勒中心向所有的股东支付与其净值相匹配的红利。如果按照纳尔逊的孩子们的要求去做，就意味着洛克菲勒中心要出售资产，戴维坚决反对这一做法，他建议提高洛克菲勒中心的赢利能力，聘请一个新的管理班子，执行新的商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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