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一个银行家中的艺术家，为了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发展，他组织了辛迪加，建设了具有创造性的博物馆大厦，在担任馆长期间，他又解决了博物馆发展中的三个关键问题。

1青少年生活

戴维·洛克菲勒生于1915年，是五兄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从小以自己的姓氏为荣，并把它作为炫耀的资本。戴维是个聪明的孩子，他善于分析，思考问题有条有理，而且性格沉着，不优柔寡断。戴维还有一种韧劲儿，他希望自己成为最棒的，能承受旁人无法承受的考验，做别人做不好的事情。从林肯学校毕业后，戴维进入了哈佛大学选择了欧洲现代史和昆虫学两门课程。

临近大学毕业的时候，戴维还不是很清楚他这辈子要干什么。戴维有点儿倾向于某种独立于家庭办公室的事情，因为他的3个哥哥已经在那里工作了，他不想去那里凑热闹。戴维对进修商务或经济类研究生的课程有点兴趣，在听取了一些建议后，他决定继续在哈佛大学学一年研究生课程，以便跟着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学习经济学。熊彼特的某些理论让戴维受益终生，从熊彼特那，戴维学到挣钱的能力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关键因素，利润的诱惑产生了就业，创造了财富，以任何其他社会或经济体制所无法实现的方式赋予人们力量。正因为此，谁都不应当因为赚钱而感到愧疚。如果没有企业家愿意把新产品和新创意带到市场，如果没有投资人愿意为之投入资金，那么经济增长就不可能实现。完成哈佛大学的研究生课程后，戴维又到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了一年。

在伦敦经济学学院学习的那一年，戴维接触到许多上层人物，美国政府在英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举行鸡尾酒会时，总不忘邀请戴维，并且戴维与这些上层人物相处得很融洽。酒会上，这些外交官常常借着酒兴大发评论，有时候甚至是唠叨，但戴维总能耐心地听他们把话说完，这深得那些官员的欢喜。戴维这个好习惯日后帮了他的大忙，他自己曾解释说，难得有人不说废话，但是一堆废话之中总会有一点有用的东西。在伦敦，戴维还结识了约瑟夫·肯尼迪一家人。结束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学习后，戴维又到芝加哥大学攻读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闲置资源与经济浪费》，所论述的问题是闲置的产能是否如同许多经济学家所强调的那样被浪费了。20世纪30年代前，这个问题一直未能引起经济学家的注意。那时候，由于大萧条，雇佣着成千上万名工人的大型工业公司已经歇业，或者运行的规模只是其产能的一小部分。对许多人来说，这种局面意味着浪费，因为工厂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大量的工人又失去了工作。许多人认为，政府应当通过建设公共设施或直接向失业人员发放救济的方式向经济领域投入资金，这样就能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刺激私营部门的活力，而私营部门就会反过来利用其闲置的能力，提高人们的就业率。戴维认为更能说明为什么没能理想地实现工厂产能的全面、长期有效的解释，是企业家的愚蠢和缺乏远见。类似这样的论断引导着戴维深入探讨浪费的经济和道德含义，以及在什么情形下没有得到应用的产能构成了实际意义上的浪费。很多人都把闲置和浪费等同起来，认为闲置就是浪费。但事实上，闲置并不等于浪费。如果迫使某家工厂关门的原因是品位和技术方面的变化，而不是需求不足，那么重新开张就是一种浪费。戴维认为，如果某种经济资源未能得到应用，这一点本身并不是浪费的表现。这意味着如果把工厂闲置现象当作将干预型政府政策合法化的依据，那么就会导致不当行为，产生相反的效果。戴维在论文中还强调：企业家本身代表着一种机会，用于满足人的发明创新、追求权利和赌博的本性，事实上，对成就过程的追求，其本身对许多人来说就是一个目标，而在那些人眼里，利润是一种值得付出努力的副产品。忽略了这个事实，是很容易产生误导的。换句话说，经商的一部分乐趣就是完成自己制订的计划，实现重要的目标，创建某种不朽和无价的东西。

拿到博士学位后，戴维开始考虑职业问题。他知道自己没有兴趣走进约翰三世、纳尔逊和劳伦斯已经加入其中的家族办公室。1940年5月1日，戴维到市政厅报到，开始了作为纽约市长的“每年一美元”的秘书工作生涯。戴维要对每天收到的几十封来信一一起草回信，并将回信送到市长那里签字。市长菲奥雷格·拉瓜迪亚对戴维的工作似乎很满意。每天戴维还要旁听许多会议，戴维曾明确指出，懒惰是最严重的浪费，他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戴维对时间有着严格的规划，在某一时间段应该做的事情，都会被他清楚明白地标注在记事簿上。尤为重要的是，戴维是规规矩矩地按照这张时间表做事的。

1940年9月7日，戴维和佩吉在纽约贝德福德的圣马修教堂结婚了。佩吉的父亲西姆斯·麦格拉思是华尔街著名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她的母亲内瓦·史密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前任总裁的女儿。在大萧条期间，虽然麦格拉思家经济损失惨重，但还能够舒舒服服住在芒特基斯科一座漂亮的殖民地风格的白色宅子里。佩吉是个充满乐趣、喜欢探险猎奇的人，她总是第一个参加某种不合传统的新潮。她很有格调，交谈时很有趣，而且舞跳得很漂亮。戴维在第一次见到佩吉时，就发现她与众不同、引人注目。多年后，戴维回忆说：“佩吉在我的生活中比任何一个人都重要，她的温情、智慧和风趣为我带来了巨大的幸福；她的爱使我在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时感到自信；同时她也在我成功的时候提醒我不要骄傲自满。”

婚后，戴维继续为拉瓜迪亚工作。到了1941年的夏末，美国进入欧洲战场或者与日本对抗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为了解决可能发生的战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罗斯福政府设立了国防、健康与福利事务办公室。区域办公室在美国各地设立起来，罗斯福请安娜·罗森堡负责纽约地区。安娜是市政厅的常客，有一天，她来到戴维的办公室对戴维说：“也许时机已经成熟了，你该介入备战工作了。我希望你能作为国防、健康与福利事务办公室的区域主任助理和我一起工作。”这个工作对戴维而言似乎非常合适。安娜为戴维提供的工作是带薪水的，而且戴维也感觉这份新工作能够获得他与拉瓜迪亚市长一起工作时从来没有的行政管理方面的经验。安娜分配给戴维的任务是负责纽约北部的一大块地区，那一地区存在许多问题。戴维的大部分时间就用于努力协调心急如焚的商人、疲惫不堪的当地官员和控制着建设住宅所需资金的联邦政府官僚。在那一段时间，戴维学会了如何谈判，学会了如何应对每天出现的意外事宜，这些是在拉瓜迪亚市长手下工作时不曾学到的。在戴维接受这份工作3个月以后，日本轰炸了珍珠港，戴维的人生也随着珍珠港事件翻开了新的篇章。

1942年3月中旬，在美国掀起全民“抗日”浪潮的时候，戴维入伍成为一名二等兵。入伍后，戴维在加弗纳岛的杰伊堡开始了包括紧密队形操练、健身操练、如何擦拭和拆卸武器等项目的基础训练。戴维从来就不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在大多数竞技体育项目方面都不行。入伍之初，他担心自己是否能够达到兵营对新兵体力方面的高要求。而且他的身份又很特殊，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否适应兵营生活，能否和其他人相处得愉快。结果，戴维在基础训练中表现得非常出色，也与其他新兵相处得很融洽。基础训练结束后，戴维被调到迈阿密担任邮差和哨兵的工作。几个月后，戴维请求赫德上校准许他申请上候补军官学校。1943年3月，戴维被任命为工程兵少尉，在两个星期的假期后前往马里兰州的里奇营军事情报培训中心报到。里奇营军事情报培训中心培训的重点是研究盟军和敌方的战斗命令和作战战术，基础培训包括学习看地图、学习侦察程式及盘问战俘的技巧。被挑选参加该培训课程的人都具有一些特殊才能，如语言能力较强、对外国文化比较熟悉，戴维被选中的原因是他的法语不错。完成培训课程后，戴维被任命为学校法国校区的教官。

1943年8月底，戴维被派遣到北非作战部的联合情报署工作，北非联合情报署是由从美国各个情报部门抽调的大约10名军官和30名军人组成的。办公室位于泰勒姆利大街，军官们住在街对面的一栋私人别墅里。戴维和他战友的主要工作是收集在北非活动的军事情报部门的情报，并将情报转送华盛顿和伦敦。也就是说联合情报署工作的作用是充当情报交换所和邮局的角色。这项工作并不是很繁重，军官们在空闲时间可以品尝当地的美酒，搜寻黑市餐馆。这项工作让戴维感到十分失望，他曾经相信自己会参与那种能够用上他的专业培训的情报收集工作。在戴维感到越来越烦躁时，他询问斯威策上校是否可以自己尝试报告该地区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情形。斯威策上校犹豫片刻后，同意了戴维的请求，于是戴维开始创建他自己的情报网络。不到几个月的时间，戴维就建立了一个范围广大、人数众多的情报网络，他能够准确地报告北非当前的政治形势。斯威策上校看到戴维的工作成绩后，便主动为戴维提供帮助，甚至批准戴维短暂出访阿尔及尔、摩洛哥和突尼西亚各地，以及用两个星期时间访问开罗和伊斯坦布尔，以便加深戴维与法国情报官员的关系。

1944年8月，盟军进军法国南部的前夕，戴维几乎无所事事，他急于调动工作，终于在10月初接到了新命令，到部队报到。戴维到达部队后，詹姆斯·庞佩利上校要求把戴维调去负责一项特殊的任务。庞佩利上校告诉戴维，艾森豪威尔的指挥部在罗纳河以西、卢瓦尔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没有多少可靠的情报。有消息说，德国的党卫军部队在该地区活动；还有消息说法国共产党的抵抗力量控制了农村的大部分地区，待时机成熟就发动起义，因而局面有演变成内战的危险。庞佩利上校命令戴维评估那一地区的政治形势、经济状况以及外国部队或当地激进组织，对盟军或位于法国西南端的法国新政府的政权构成的威胁情况。虽然庞佩利上校笼统地将任务分配给戴维，但却要戴维设法完成使命。最终，戴维顺利完成了庞佩利上校交给他的任务。戴维原本希望在完成任务以后能够留在法国，但上级却另有安排。他被派往阿尔及尔，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凄凉孤独的圣诞节，同时等候新的安排。1945年2月，戴维在刚被提升为上尉后就接到命令，要作为助理武官到巴黎报到。几个星期以后，拉尔夫·史密斯将军被任命为武官。史密斯将军是名战斗指挥官，他没有情报工作的经历。戴维告诉拉尔夫·史密斯自己曾在北非和法国西南所做的工作后，拉尔夫·史密斯建议戴维设立一个类似的政治经济情报部门，直接向他负责。戴维围绕着戴高乐政府成员的各种关系开展了情报工作。很快，戴维就汇报了临时政府及其内部纠纷的情况。1945年5月4日，德国投降，巴黎欢庆欧洲胜利。10月初，戴维接到命令返回华盛顿。

回顾战争年代，戴维觉得那是一生中后来大部分所作所为的一个珍贵无比的培训和检测场地。戴维发现了与地位显赫的人建立关系的价值——那是实现实实在在目标的一种途径。那是戴维在一生中遵循的网络程式的开始。

2改革高手

战争结束后，戴维又回到了熟悉的纽约和洛克菲勒中心，被安排到大通银行的海外部做助理。海外部的主要工作是维系由全球1000多家代理行组成的关系，而所有这些代理行都与大通银行主要业务相关。戴维和其他上班族一样，每天从位于最东边的四层楼的红砖房的家中散步到列克星敦街的地铁站坐地铁，腋下夹着《华尔街日报》。在工作最初的6个星期内，戴维巡视了海外部的每一个组，记下了每组的工作任务及组织架构。最忙的时候，他一天要工作18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