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几个月跨越几十个国家的旅行，对其他人来说也许是一次游览，但对约翰三世来说却不是。每次旅行，约翰三世都完全拒绝基金会和美国合作社提供的接待室和一切方便条件，他喜欢待在条件差的普通旅店，因为这样可以接近群众，得到他真正想要的信息。刘易斯·拉凡是在一次旅行中陪同约翰三世的记者，他对约翰三世的那次旅行回忆道：“那次旅行始于东京，约翰三世先去探望了一些老朋友，然后转到香港，再到台湾，访问了一些小城镇；随后又到了马尼拉，拜访了麦格赛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赖斯学院；最后到曼谷参加农业发展协商会的年会，总之，在整个旅行中，约翰三世一直在忙，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欣赏某一地区的风景。”约翰三世的助理回忆道：“在一个特别热的夏天，约翰三世参观了一个拥挤、肮脏、污秽、到处都挤满了人的城镇。有很多人躺在地上，他们一伸手似乎就能够到约翰三世的脚。约翰三世就站在那里，脸上露出焦急的神情，并轻轻地摇着头。他低头看着那些躺在地上的人们，他知道那就是问题所在，然后他返回去参加另一个会议。”其实约翰三世的每一次行程都安排得满满的，每天早上7点准时出发，去参观诊所或者乡镇工程，然后和国家首脑进行较长的庆宴午餐。在宴会上，每一个环节约翰三世都做到幽默而又不失体面。约翰三世通常会比较早就离开宴会，然后熬到深夜认真考虑当地人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解决办法。

约翰三世整天忙于亚洲人口问题，并乐此不疲，人们把他称为“亚洲先生”。州政府也经常向他咨询或请求他接见一些显要人物。1953年，艾森豪威尔的白宫要员谢尔曼·亚当斯要任命约翰三世为出任印度尼西亚的外交大使，但是约翰拒绝了，按照他父亲的原则，约翰三世坚信一个人显著、有生气的名字应该高于政党、高于地位、高于政治。

约翰三世成为“亚洲先生”后，美国政府也经常请他这个亚洲通为他们帮忙。1954年，美国在越南奠边府惨退失败，对外关系委员会成立东南亚问题研究小组，他们请约翰三世做他们的台柱。虽然这种事情不太对约翰三世的胃口，但是盛情难却，约翰三世勉强同意接受了这份差事，成了东南亚问题研究小组创始人之一。但是他很少参加这个小组的工作会议。1957年，南越总统吴庭艳访问美国，约翰三世象征性地举行午宴为他洗尘，后来，他又和戴维一起在波坎蒂科招待了吴庭艳，仅此而已。越南战争爆发后，东南亚问题研究小组发展成为东南亚问题顾问团。随着战争变得越来越不得人心，这个顾问团也成了众矢之的。而且顾问团中的专家学者突然醒悟，原来他们成了战争的同谋。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们一直在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去攻打那些他们本来要去保护的国家。这时，学者们开始造反。他们把矛头对准了当时顾问团的主管、亚洲学会主席肯尼思·扬。约翰三世一直是亚洲学会的资助人，他把这场闹剧看在眼里，却不为所动。肯尼思·扬曾向约翰三世求援说：“约翰，我们都是为美国的利益在努力工作。这么多年，我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自己，我是一名美国人，我要尽力维护它在海外的利益。没错，我支持战争，而且让顾问团也搅了进去，但这别无选择。现在人们讨厌战争了，就把脏水都泼到了我的身上，这不公平。你至少得为我说句公道话。”肯尼思·扬的请求使约翰三世颇为踌躇，他试着给顾问团的专家打了几个电话，他们都是一副上当受骗，且绝不善罢甘休的样子。最后，约翰三世觉得自己没有说话的必要了，他给肯尼思·扬的答复就是：“听天由命吧。”最终，直到政府撤了肯尼思·扬的职，这场戏才算收场。

虽然在成为“亚洲先生”后，约翰三世也遇到了很多类似肯尼思·扬的事件，但他都能从容应对，因为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想躲在别人身后的约翰三世了。

7建立高雅的艺术圣殿

在接下来的20年时间里，约翰三世继续担任他的“亚洲先生”，并不断进行外交会晤，进行年度的非洲旅行。然而，在忙于亚洲事务的同时，约翰三世的个人兴趣逐渐转移到美国国内事务上。后来，约翰三世在解释他的这种转变时说：“我曾经过多地关注国际前沿问题，由于我的责任感，我觉得我应该为我的国家做些事情了。”林肯艺术表演中心的建立就是约翰三世兴趣转变的最好例证，也是他要为自己的国家做点儿事情的最好体现。如今，林肯艺术表演中心是纽约市的文化中心，也被世人称为高雅的艺术圣殿，这座艺术圣殿就是由约翰三世发起并捐资兴建的。

1955年9月，约翰三世在波科诺山参加了对外关系协会的会议。在休会期间，他遇见了大都会歌剧协会的理事、著名的律师查尔斯·m斯波福德。查尔斯不像一般的律师带着一股替法律说话的不可一世的劲头，而是彬彬有礼，这一点让约翰三世很欣赏，因此两个人很投机，有空就会凑到一起闲聊。一天，查尔斯对约翰三世说：“现在大都会歌剧协会接到通知，现在的剧场不能再继续租给我们了，我们得重新找地方。不久，纽约交响乐团也得从卡内基会堂搬出来。瞧，过不了多久，纽约人就没有地方去听音乐了。为了这件事，我们这些理事想了很多主意，我们计划把这两个机构并在一处，为它盖个像样的家。地址也选好了，就在林肯广场边上的一大块空地，不知道您是否对这件事情感兴趣，我们很想请您加入我们的这个计划。”这个计划正好能满足约翰三世为家乡献力的愿望，约翰三世很感兴趣。但他嘴上却说：“别催我，让我好好想想。”这一点很像洛克菲勒家族成员的办事风格。很快，约翰三世就表示愿意加入这项活动，随后他开始了调查研究工作。约翰三世发现不仅大都会歌剧院和交响乐团需要新根据地，连纽约市芭蕾舞团也需要一个像样的新家。纽约还需要一个换演剧场，定期轮演古典剧和一些新剧作家的非商业性戏剧。那么为什么不把这些“表演艺术”团体联结成一个联合机构呢？而且，它里面还应该包括一些教育机构，让那些优秀的新人能因参加专业演出而获益。虽然有了大胆、合理的想法，但约翰三世并没有马上行动，而是拐弯抹角地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好几个月文章，最后才向林肯艺术表演中心筹备委员会提出自己的主张。

1960年，林肯艺术表演中心大厦破土动工，约翰三世任该中心的董事长，由于工程规模的扩大，当成本从估计的7500美元增加到185亿美元时，约翰三世开始着手解决赤字问题。洛克菲勒基金捐了1500万美元，小洛克菲勒在他去世前捐了1100万美元，兄弟基金会给了2500万美元。1959年，约翰三世个人的贡献据估计约1000万美元，远远地超过了迄今为止任何一个作为个人任意项目的捐赠。功夫不负有心人，胜利竣工的林肯艺术表演中心占地面积约57公顷，由11个组织构成，包括纽约爱乐交响乐团、大都会歌剧院、纽约芭蕾舞团和纽约城市歌剧院以及朱莉亚音乐学院和纽约表演艺术公共图书馆等。林肯艺术表演中心各大剧场主要上演高雅的严肃音乐，在歌剧和芭蕾舞剧的质量和上演率方面，美国没有一个城市能与纽约相提并论。有一种说法说明了林肯艺术表演中心在全美音乐爱好者心目中的地位：一个古典音乐会的表演艺术家尽管可以在洛杉矶或者克利夫兰受到欢迎，但是如果没有在林肯中心得到称赞，就算不上完全的成功，因为纽约拥有一大批具有高欣赏水平的观众。有机会在林肯艺术表演中心一展歌喉，是每一位歌唱家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

林肯艺术表演中心是约翰三世事业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表现出约翰三世对国内事情的关心，更表现出他思想上的重要转变。不管怎么说，林肯艺术表演中心的建成，又为约翰三世赚取了一些赞赏的目光。

8设立青年特别工作组

洛克菲勒时代，标准石油公司就遭受了众多的非议和谩骂；小洛克菲勒时代，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在约翰三世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时候，“洛克菲勒”再次成了邪恶的代名词。

1970年，约翰三世决定为马萨诸塞州汉普郡学院捐赠25万美元。但这个消息传出后，却引起了轩然大波。马萨诸塞州汉普郡学院的学生们一直在争论是否应该接受约翰三世的这笔钱，只有一小部分学生觉得应该接受捐赠，这对学校的发展有好处；另外一大部分学生则高喊“不能接受这笔肮脏的钱，那些该死的洛克菲勒们！他们是帝国主义的建筑师”。为了平息这场因捐款而引起的风波，约翰三世亲自去了一趟汉普郡学院。可当他到汉普郡学院时，迎接他的不是鲜花、掌声和学生们崇拜、感激的目光，而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示威队伍，示威队伍中每个人的眼里都闪着凶光，似乎要把约翰三世吃掉一样。其中还有学生打扮得奇形怪状，戴着石油井架帽盔，借以讽刺洛克菲勒家族。

对于这种“反洛克菲勒情绪”，约翰三世能够理解，也能够接受，作为洛克菲勒家族的长孙，他已经做好了面对一切的心理准备。但他的家人、他的孩子不能理解，更不能接受这种事情，这次事件使约翰三世的两个女儿受到了很大影响。1968年的一天，约翰三世的妻子担忧地对约翰三世说：“我们的长女桑德拉最近情绪不太好，今天早晨她居然对我说，她不想在家里住下去了，她也不想要祖父留给她的那些钱。她甚至还提到了改名，我想我们最好一起同她谈谈。”当约翰三世夫妇同大女儿桑德拉沟通后，桑德拉只传递给他们一个信号：她不想做洛克菲勒。至于什么原因，桑德拉并没有说。约翰三世感到很吃惊，他不知道一向稳重、大方的女儿怎么突然像变了一个人，更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没过多久，最小的女儿艾利也哭着跑回家，泪眼婆娑地对约翰三世说：“我是洛克菲勒，但这不是我的错。”两个女儿的表现，让约翰三世意识到，新的一代同他的差距越来越大，年轻人怀疑一切，他自己年轻时奉为圭臬的那些信条，都被新一代称作“老一套”。为此，他觉得必须得做点什么。于是，他建议洛克菲勒基金会把这方面的工作列为一个研究项目，为此他还在自己的基金会下，设立了一个青年特别工作组。

约翰三世想知道年轻人在想什么，他们想要得到什么。为了找到答案，约翰三世和学生单独见面，态度谦和地问他们问题，并耐心倾听他们的解答。他甚至跑去看轰动一时的裸体舞《头发》，学会一些《宝瓶座时代》的唱腔，还收听一些摇摆舞曲和抗议民谣，切身体验年轻人的生活。接触了一些学生后，约翰三世觉得很多学生都是有着高尚理想的青年，他们并不像人们所说的是“颓废的一代”。为此，约翰出资在大学里设置基金，针对青年的研究项目进行资助。而且，为了使青年们明白他们批判的利益集团、权势集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还在一些城市进行青年和幕后统治集团的对话。约翰三世不赞成所谓“代沟”的说法，他认为两代人之间只是不了解罢了。他认为自己有义务为沟通两代人尽一分力，为此，他写成了《第二次美国革命》这本小册子，这本书不是纯教条的说教，而是他一生各时期经历的综合与总结。他为人们描述了一个综合体，它把今天我们所想到的美国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价值结合在一起，也把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的道德标准结合在一起。

约翰三世又一次游离家族之外，为自己的事业增添了一个闪光点。约翰三世的一生都是这样的，都在最初不为人关注的领域贡献着自己的一分力量，这也正弥补了他在家族事业中的失落感。当1963年约翰三世建立了约翰三世基金后，每隔5年，他都在他的私人拥有的基金投500万美元，并且围绕基金组织慈善活动。这是一个信号，约翰三世按时迈开了脱离家族环境的步子。作为洛克菲勒家族第三代的长孙，虽然在约翰三世身上没有聚集更多的洛克菲勒家族的权势和地位，但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是一个合格的洛克菲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