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次听到吴雪同志病重，一直想去看他，偏偏我自己也老是缠绵病榻，总是凑不准时间。然后就听说他已十分衰弱，已认不得人了……想着他从前那英武和潇洒的样子，我心里十分难过。

吴雪同志是我的老领导了，认识他的时候，我还很年轻。1949年上海刚刚解放，组织上动员参军参干，我们一大批同学报名南下，都已经集中了。不知怎么一来，突然把我、方掬芬、王正、陈刚几个人改成北上，调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了。上了几天大学，又是念的戏剧，一心向往的就是莫斯科艺术剧院，没想到一到北京，不但没有话剧，而且整天叫我们扭秧歌、打腰鼓、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虽然革命热情很高，但正在不知天高地厚的年龄段，有时也不免有落寞屈才之感。那时干群关系很好，不管怎么调皮捣蛋闹情绪，都有人找你谈话，想说什么张嘴就说，不爱听的尽可争得脸红脖子粗……记得那会儿我真没少给领导找麻烦，常常把班长、排长气得肚子疼，于是常常有院里的高级干部找我谈心。当时我最心仪的就是吴雪同志的爱人吴一铿。第一，她从不给我讲大道理，而是讲许多小故事，讲自己思想感情的变化和思想改造的经历；第二，她人长得漂亮，个子虽然不高，可脸儿雪白，两只眼睛又黑又亮，睫毛又长又密，每当我凝视她那时而闪耀着欢乐、时而盈满了泪水，浓密的睫毛像黑蝴蝶的翅膀扑闪扑闪地颤动时，我的心也就完全随着她故事里人物的苦与乐、血与泪而颤动、狂喜或悲痛，失望或充满憧憬……她的故事里有那样多可歌可泣的平凡的战士，许许多多牺牲了的战友，自然不可缺少的也有她的爱人吴雪。当然，那不是大大的院长吴雪，而是一个青年战士的吴雪，她说他是怎么禀性难移地痴迷于戏剧，又是怎样豪情满怀地投身革命，当戏剧和革命在他身上找到最好的结合点时，他是怎样发了疯似的幸福；而当革命需要他离开舞台时，他又是怎样克制着自己的痛苦，学习着英雄的前辈，去做革命需要他做的一切工作。她也谈到了她自己是怎样热爱文学，但她又是怎么样地服从组织，做了多年的卫生工作，直到现在有条件了才从事新闻写作……她说，是吴雪同志去上海招聘一些老艺术家时发现了我们这些青年艺术人才，把我们要了来并对我们寄予厚望。她说你看为了让你们慢慢习惯艰苦，所有的老同志都把桌子让给你们，他们自己则蹲在地上吃饭。为什么？还不是对你们寄予厚望么？她没有对我批评一句，却那样亲切地给我说了那么多那么多明明就在眼前，却因为我年轻狂妄而一直视若无睹的事物，她在我眼前展开的不仅是一条革命前辈的路，同时也是我自己的路。我怎能不按照着去行走，不刻骨铭心地一直记忆到今天呢！

新中国成立不久，共产党立足未稳，大军还在南进，北京政协会议就提出了社会改造问题，于是，一方面大量安置社会闲散人员，一方面就提出了封闭妓院改造妓女。我记得十分清楚，那时，我们都还穿着解放军的黄色单衣，正待换季呢。一天，新冬衣发下来了，又是棉衣，棉裤，又是棉大衣，一律换成了浅灰色。一群女孩子正在房间里叽叽嘎嘎，又是比画，又是换穿，互相扎皮带，戴帽子，想方设法地把自己怎样装扮得更英姿飒爽些，班长进来把我叫了出去，说：“组织上交给你一个新任务，去改造妓女，明天一早，打好背包出发。”我那时早已分配在创作组工作，工厂、农村都下过了，没想到改造妓女这样的好事又落在我的头上，自是十分兴奋，当然也是多少有一点害怕。第二天背着背包去报到，我那时刚过十九岁，和我同去的还有两个演员队的女孩，比我还小，我一路上给她们壮胆，其实也是在给自己壮胆，说些什么“没什么了不起！看过《复活》《亚玛》吗？那都是写妓女的。没看过也不要紧，至少看过《日出》吧”之类的大话。可是，一进教养所的小院，扑面而来的不但是一片哭天抢地的号叫，而且一个个花红柳绿、披头散发、又捶胸顿足地寻死觅活……我和她俩一样傻了眼，这才知道牛不是随便吹的。战战兢兢地夺路进去，直到找着办公室，在门口大喊一声“报告！”门开处，见到吴一铿大姐正和几个公安部的同志坐在一起，望着我们微微地笑，我的心才一下子落到了肚里。

从此开始了一段何等惊心动魄、热泪横飞的日子啊！此处不做叙述了，但正是这段天天浸泡在血与泪里的工作使我懂得了自己小资产阶级同情心的可怜与可笑，懂得了比地主、资本家对农民和工人更残忍的剥削压迫，懂得了卖淫制度确实是人吃人的旧社会最丑恶的痈疽，懂得了取缔它的绝对必要性。只要一想共产党刚刚建国一两个月，就立即着手根治已存在于人类社会几千年的痼疾，对党由衷的敬爱与尊崇之情就不禁与日俱增，说这段生活为我此后穿越几十年的风雨人生和崎岖道路指明了方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应该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后来，听说当时对吴一铿同志要带几个小姑娘去参加这场战斗，原是有争议的，认为那里确实太肮脏了，而我们都还太稚嫩。是吴雪同志坚决支持了她，他们一致的意见是：不懂得苦难就不会爱得深沉，真正的共产党人的眼睛不能只习惯光明。正是他们这种对党负责，对同志严格要求的远见卓识，决定了我们这些创作人员从事文艺的艰苦道路：不断地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工厂，到农村，下部队，每年至少打着背包下去八个月，争取十个月。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大娘一个锅里搅马勺；老老实实地给工人师傅当学徒；和战士一起摸爬滚打，以苦为荣、以苦为乐……1950年，剧院又和团中央联合组织文化列车，沿铁路线为铁道兵和铁路工人服务。抗美援朝的烽烟一起，又立即奔赴前线……当然，我们只是青年艺术剧院的一支年轻的队伍，一支普及的队伍，在剧场，还同时进行着提高的工作。

《保尔·柯察金》的演出，一下子风靡全国，奠定了青年艺术剧院国家大剧院的基础。金山同志扮演的保尔，张瑞芳同志扮演的冬妮娅，固然震动了整个戏剧界，但吴雪同志创造的朱赫莱，却把一个身经百战、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党的领导者的形象，感人至深地镌刻在了人们的心灵里，展现了他作为一个表演艺术大家的风范。今天我的有些青年朋友常常笑我们傻：看，你们风尘万里、硝烟炮火地去普及，人家却都在成名成家！但他们不懂这些老艺术家之所以能创造出这样骄人的成绩，恰恰因为他们正是从硝烟炮火里浴血走来，也恰恰是他们的这种严格冶炼，培养出了年轻一代许许多多有成就的文艺家。半个世纪过去了，不少人已经牺牲或故去，但活着的有不少至今还活跃在人生舞台的各条战线上。

和吴院长接触最多的一段时期是剧院请苏联专家来导演《万尼亚舅舅》，当时我正怀孕，下去比较困难，于是把我从创作组抽调去剧组当场记。起初并不明白，以为只是一般的照顾吧？直到我由于在剧组，不但系统地读了契柯夫的全部作品、有关他的全部研究，而且为了帮助演员创造角色，自己也系统地去写了每个人物的角色自传时，我才懂得了凭兴趣出发的随意和系统读书的区别，懂得了广泛的艺术实践和专业技巧钻研之间的相互作用，懂得了做笔记、卡片……的基本功对于一个专业创作人员的重要性，这才慢慢体会到组织调我来的良苦用心。

1957年，吴一铿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在当时许多家庭因政治风暴纷纷解体之际，吴雪同志没有和她离婚。这除了他们一直感情甚笃之外，对妻子多年的了解和信任、对把她划为右派心存疑惑，恐怕也是重要原因吧？我当然没敢问起，但在我心里，对吴雪同志是平添了几分敬意的。那时我已调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工作，因为有好几个右派朋友不知由于什么原因给我写了不少不实的揭发材料，我自己的日子也很不好过，但我还是去看了吴一铿同志。记得那是在他们家门口再三徘徊之后才鼓起勇气敲的门，而见面的情景，此后我却多年不忍重忆：黄昏时分，一盏半明不暗的灯，吴一铿同志好像是给吴雪同志在做一件棉背心什么的，正在他身上比量，见有人进来，立即仓促收起，慌乱之中，线团落在了地上，她捡了起来竟又失手落下。我快走了几步帮她拾起，递给她时，她抬脸看我。哦！那是一张何等惶然的脸啊！完全没有了当年的风采！看见吴雪同志也立即移步坐在了另一张椅子上，我马上明白了她是怕让人看见他没有和她划清界限。她对我勉强一笑就要抽身离去，说：“你们谈罢。”我忙说：“我是来看你的。”她竟连退几步说：“不，不，你们谈，你们谈！”她的眼睛还是那么黑，那么美，只是多了些恍惚和忧郁。我的泪水不知不觉地流了满脸，她这才深深地凝视着我说：“知道你写了不少东西，真为你高兴呢……你是来和他谈剧本的，我就不打搅你们了。”她的像海水一样深沉的眼睛闪出了一丝笑意，浓浓的睫毛扑闪着，我立即接过她的暗示，说：“是，我有一个很好的题材，可怎么也结构不起来，所以专门来请教吴院长……”她用手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脑袋，又抚摩了一下我的头发，这是在我和她曾经亲密相处时都不曾有过的。我不禁大哭起来，她一边摆手一边匆匆地退了出去，底下的事，我又说了些什么，吴院长说了些什么，我又是怎样告辞出的门，竟完全记不得了。

以后，就传来她英年早逝的消息。再以后，就是十年浩劫。粉碎“四人帮”后，我调到中国作协工作，吴雪同志调作文化部更高的领导职务，大家都忙，都在为追回被夺走的岁月而拼搏，见面很少。直到他离休之后，90年代中期在八一湖的一次偶然相遇，他又对我说了几句石破天惊的话。那是一个严寒的冬日，当时他和我都已被医生宣判为严重的心脏病患者。我正在晨练，他迎面向我走来，张嘴就说：“我准备下海，我要去赚很多很多钱……”我开玩笑地说：“怎么你居然也要’向钱看‘了？”他说：“我要重新组织演剧队。你是知道的，我从年轻时候起搞戏剧，组织演剧队就是为了进步，为了民族觉醒……现在话剧舞台是处境困难，可也不能为了招徕观众就在舞台上亵渎崇高、丑化自己的民族，大肆展览愚昧、落后、淫秽、甚至公开演示***呀……”他身上裹着一条大浴巾，显然是刚刚冬泳出来，眼睛也湿漉漉的。我不禁双泪夺眶而出，他真是还那样豪情满怀、禀性难移呀！凛冽的北风嗖嗖地刮着，穿透了我层层的冬衣，心里却慢慢暖了起来，我缓缓地揩着泪，半晌才说出：“不是那个年龄了，也不是那个身体了。你还是……就下八一湖吧……”他却倔犟地摇着头，说：“你等着看，你等着看！”一边说一边大步流星地去了。之后，我越病越重，但我始终等着他的演剧队。就是长卧病房，只能仰视时，病房白白的天花板上，也时时如镌如刻地不时出现他说这话时那又苦涩又严峻的面容。而现在，他却成了这个样子……他真的已经十分衰弱了么？真的已经不认识人了？就真的不能再起了么……“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吴一铿同志早已故去，没能完成自己的文学梦，吴雪同志也没能再度组成他的演剧队，但不正是他们和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的革命前辈浴血奋战才为我们打出一个新中国，又是他们和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一砖一石地为我们铺设着革命文艺的宽广大道么？我们该背弃他们么？我们能鄙薄他们么？

最近听一个去看过吴雪同志的朋友告诉我说：吴雪同志有时偶然也会有些意识恢复，特别是在你和他谈起戏剧时，他有时会眼睛发亮，有时会微微发笑。哦，可见还是古谚说得对，真个是：江山好改，禀性难移呀！在常人看来，他似乎已经丧失了意识，但谁能知道呢？也许将来科学会证明，在他的潜意识里，在他的眼底网膜上，在他脑的灰质层里，正像某些种类的鳟鱼一样，永远有着他们挚爱的、安身立命的美好图景——那就是他们终身为之奋斗的他们的演剧队，他们的艺术剧院，他们的革命文艺事业啊！这样忠心耿耿、豪情满怀、衷肠不改、禀性难移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不仅没有虚度一生，而且还用自己生命的火把照亮了后来人的道路。作为曾接受过他们照耀的后来者，我虽早已病残，还将继续奋进，哪怕仅是小小火星，也要燃至灰烬，以回报吴一铿、吴雪同志和像他们一样的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