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宋子文，却又一次毫不留情地给她以沉重的一击。在举世震惊的“皖南事变”后，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为“皖南事变”联名通电蒋介石，痛斥其破坏抗战、实行***的倒行逆施……1941年5月30日，宋子文突然从华盛顿给《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发来电文，声称退出“保盟”，并指责说这是因为“保盟”已变为国内政党的工具云云。

她所至爱的弟弟又当胸向姐姐狠狠地捅了一刀。作为一个感情细腻的女性，庆龄的心受到了什么样的伤害，她又是怎样揩拭自己的血迹的，没有一个人听过她诉说，甚至没有一个人听到她呻吟过一声。我们知道的只是：一向在原则问题上决不妥协的庆龄当即给予了应有的还击。第二天，公开发表了《关于宋子文退出“保盟”声明的声明》，义正词严地指出：

“我作为保卫中国同盟的主席，对于宋博士采取了这样一个步骤，只有表示遗憾。

现在，任何有关党派的说话，都是混淆视听的。目前在中国只有两种真正的政策：一是集中一切力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二是妥协、投降和屈服。

保卫中国同盟全力拥护第一种政策。如果这样做，便是‘有党派’的话，那么我肯定宋博士也是有党派的。

我们对支持中国的统一从不动摇。我们对任何危害中国统一的事物坚决反对。”

紧接着，又公开发表了《救济工作与政治——答宋子文先生》，严正指出：“在相处了三年之后，宋子文先生向保卫中国同盟辞职……所采取退出的时间和方式是由宋先生自己决定的。我们只得带着遗憾的心情接受他的辞职。宋先生在声明他要退出的理由上曾指责我们组织的性质和方针，对此我们现在愿做以下答复……”接着，就逐条驳斥了宋子文攻击“保盟”的种种谰言。

从此，就没有了姐姐和弟弟，没有了保罗和罗莎蒙德，没有了同仇敌忾的抗日之义，没有了温情脉脉的手足之情。有的只是宋博士与宋先生，是继续坚持保卫和平与反法西斯的“保盟主席”和借退出“保盟”为蒋介石***张目的前会长。

此后，他们还曾见过面吗？也许，为了统一战线，在重庆或这个地球上的其他地方，还不可能完全避免相见，但此后即使再有多少席间相遇，举杯言欢，从思想上说，他们已是完完全全的陌路人，甚至是敌人了。因为此后，宋子文孜孜以求的只是如何中饱私囊，以成为世界上最富的人。

而庆龄，却从来视黄金如粪土，不事歇息地奔走于革命的征途上，始终高举着反法西斯及保卫世界和平的大旗。

从此，再没见她在任何地方提起过他。但他呢？在他日后的岁月里，在他面对死亡之门时，他想到过这位对他至亲至爱的姐姐，这位曾一心一意想引他走上革命之路的伟大女性吗？

有过对她的歉疚，对自己人生的悔恨吗？也许没有。因为他聚敛的财富太多了。他的最后一次呼吸仍然是有关黄金的算计。黄金的阴影已完全笼罩了他的心灵，使他再也无法感受到任何圣洁、崇高的事物了。但这是多么没有意义、空虚的人生啊！

当然，也许，当最后忏悔的时刻来临，童年的欢乐及青年时的抱负重新呈现，他会想起，他在世上最对不起的、曾多次残忍地背弃的恰恰是自己至亲的姐姐，从而心生悔恨时，那又该是多么巨大的、永远无法弥补的悲哀啊！

慈母的画像

庆龄晚年，在她的餐室里，正对着餐桌的左方墙上，挂着她母亲倪桂珍的一幅画像。

是一直就挂在那里的吗？还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刻骨铭心的思念之后，才新挂上的？多方调查，亲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语焉不详。遗憾哪！遗憾！我们又失去一个探测她感情轨迹的窗口。

但是，挂在那里，肯定是经过庆龄精心设计的。不挂在工作间，因为想起母亲感情会波澜起伏，影响工作。不挂在卧室，因为见到母亲又会思绪缠绵，无法入睡。庆龄从来把吃饭当做休息，那么，在休息时，和慈母四目相对，童稚时的欢乐，亲情的温馨，该会冲淡多少世事的烦忧，消除多少个人生活的寂寞……庆龄自小就深爱母亲，母亲的贤淑明达使她深深敬佩，母亲对生活的执著和韧性对她的影响很深。

倪桂珍的祖先在三百多年以前娶了明朝大学士徐光启的女儿。徐光启一家是上海最早的天主教信奉者，倪家从此世代相传，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到了桂珍父亲这一辈，她的父亲倪韫山却毅然改信基督教，因为他认为新教比旧教进步。不但不听劝阻，不怕责骂，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当起了基督教的牧师，终生传教不辍。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强烈地感染着他的子女，倪桂珍终身是个坚定的基督徒。她也许讲不出更多的理论，但她认为马丁·路德反对教皇是因为教皇树的是个人权威，而教义才是真理。信教是为了相信上帝的真理，所以她从不盲目崇拜哪个主教或哪个宗教上司，而是看他的言行是不是符合教义。

因此，当宋耀如反对专横跋扈歧视中国传教士的美国教长和司库林乐知时，她就毫不畏惧地支持他。当宋耀如被排挤到偏僻的昆山教区时，她竟决心以终身相托，辅佐他去昆山传教，从此甘苦与共，举案齐眉。

她自己也是一个旧婚姻制度的叛逆者。当庆龄晚年和她的画像默默相对时，母女间的感情交流和相互理解早就越过岁月的河流和人生的坎坷而十分默契了。庆龄以母亲为自己的良知，她从不忘记母亲对她的慈爱和给她的教诲。

宋庆龄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以后，有一次要去视察一个幼儿园。幼儿园的老师们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孩子们也都高高兴兴地换上了新衣，这时忽然刮起了大风，大家以为她不会来。可不一会儿，大门口汽车喇叭响起，她准时到达，一分一秒不差。大家真高兴啊！园长说：“天气变了，您可以改个日子再来嘛！”

庆龄摇摇头说：“我怎么能不遵守诺言呢？”是的，庆龄从来信守诺言，因为在她很小的时候，母亲就给她们姐妹讲过“自食其言”的故事。妈妈先问孩子们：知道什么叫诺言吗？孩子们面面相觑，好像明白，但又说不清楚。妈妈说：诺言就是曾经答应过别人的话。答应了，那就要去做，这就叫做遵守诺言，否则就是失信。而失信是不道德的行为。

为了加深孩子们的印象，妈妈讲故事了。妈妈说，春秋战国时，鲁国有一个大臣，名叫孟武伯。他是一个无信的人，就是说，他常常说了话不算数。对此，鲁国的国君鲁哀公很讨厌他。一次，鲁哀公大宴群臣，在席上孟武伯看到另一个大臣郭重身体肥胖，就问他：“你怎么长得这么胖呢？”鲁哀公马上不失时机地讥讽孟武伯说：“我想他大概常常自食其言吧。一个人经常把自己说过的话都吃了回去，怎么能不胖呢？”满席的人都大笑了起来，孟武伯十分惭愧。

孩子们想着孟武伯的窘态，也哈哈大笑起来。妈妈却不笑，很严肃地说：中国有句格言，叫“言必行，行必果”。一个有道德的人一定要讲信用，决不能自食其言。妈妈当过教员，教育别人的孩子，也教育自己的孩子。她自己一生从来不曾言而无信过。

庆龄深受她的影响，一生不曾失信于人。可是妈妈呀妈妈，你后来怎么会被蒋介石那么一个从不守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政治骗子骗了呢？是你老了，糊涂了吗？不，你从来是那么睿智通达。这是因为你后来不像庆龄，一直在斗争的风雨中锤炼，一直在群众中前进。你结婚后一直生活在家庭小圈子里，年老后又只被几个亲信所包围，被霭龄、美龄几个身边的子女所左右，你自然渐渐就耳不聪目不明，就自然会因不察而上当，认贼子为信人了。

这是多么令人遗憾，多么令人为你难过的事啊！庆龄默默地看着妈妈，牢记着妈妈的教诲，也吸取着妈妈的教训。她直到昏迷、逝世之前从未停止过博览群书，以史为鉴。她一生手不释卷，每日必定遍阅各种中外报刊，广泛接受各种信息，分析研究世界形势，永远使自己处在头脑清醒、目光犀利的状态中。

1927年12月，当她在莫斯科接到蒋介石反苏行动的电告后，立即复电严斥：“我正准备回国，正获悉你打算与苏俄绝交，并要求撤销苏俄领事馆。采取这一步骤，将是自杀行为。”“倘若你还记得与苏俄进行合作是领袖的临终遗愿，那就该悬崖勒马，使国民党免于陷入深渊。如果直到最后一刻还不采取废除断交的措施，我将留在这里，以抗议你的这个决定。”庆龄知道妈妈爱她，并十分为她担心。她并不愿妈妈为她烦忧，但有时为了鲜明地表示自己的政治态度，又不能不公开发表声明。1927年12月，她从莫斯科赴布鲁塞尔参加反帝大会，被选为反帝联盟的名誉主席，正积极投身于日益壮大的国际反法西斯运动之中，但这时的南京，却正在进行着一场诱使庆龄回国，并把她拉入蒋介石圈子内的活动，政府筹划为中山先生移灵，其目的是为蒋介石捞取政治资本，借此使人淡忘他的右派行径而把自己装扮成正统。

在蒋介石的催促下，宋家派小弟子良去柏林迎接庆龄。子良、子安是当时宋家尚未公开与庆龄决裂的成员。庆龄明白蒋介石的用心，所以在离开德国前，公开发表声明：

“我将动身回国，参加中山先生遗体移葬紫金山的仪式。他生前曾希望安葬在那里。

为消除任何可能发生的误会，我郑重重申，我将恪守本人1927年7月14日在汉口发表的声明，即：由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反革命政策与活动，我宣布不再参加国民党的活动……因此，很显然此行我参加葬礼决不意味着，也不能被解释为我对以前的决定有任何更改或转变。只要国民党领导层仍与孙中山的基本政策背道而驰，我就决不直接或间接参加国民党的任何活动。”

子良为之大惊失色，生怕他的姐姐为此又惹出大祸，对宋家不利。据庆龄当时在柏林的朋友回忆，庆龄轻轻的一句话就使得子良俯首无言。她说：“子良，你要记住，是宋家为中国而存，不是中国为宋家而存。”

从回国后直到登上去南京参加葬礼的专列之前，她一直闭门谢客，也避免与家人来往，因为他们都是支持蒋介石的。这里说的他们，专指其姐妹及其配偶，没有包括她的母亲。到达南京后，冗长的葬仪使她很难过。蒋介石有意借此大做文章，因此庆龄更加有意识地离得他们远远的，甚至连通向陵墓的几百个石阶，她也孤独地一个人缓缓而登。据当时有的外国报刊报道：人们都注意到了她的这一中国式的象征手法。

参加完安灵仪式后，她独自回到上海莫利哀路。她完成了一件在别人说来极难完成的大事。她既抑制着极难抑制的悲哀向自己政党的领袖、自己亲爱的丈夫的遗体告了别，又克服着根本无法克服的愤懑公开表明了她才是中山遗训的真正继承人，并在声明里明白无误地拒绝与蒋介石合作。她保持了两个月的沉默，也许是在重新聚积一下消耗殆尽的体力。到了被定为国际反战日的8月1日，她对蒋介石又进行了一次公开的谴责：“……反动的南京政府在野蛮镇压中国人民方面是帝国主义的同盟军。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的叛徒嘴脸从未像今天这样无耻地公开暴露于世人面前……”

她是在给柏林反帝联盟的一份电报中说这些话的。一些人试图将她这份电报印成中文传单散发，这些人旋即被捕。她的生命在此时此刻相当危险，但当有朋友为她担心时，她手按胸口答说：“对我个人有什么后果是无关紧要的。在发出电报后，我的心才能平安……”

画像上的妈妈慈爱地注视着庆龄。庆龄从小就有这样一个习惯，当妈妈为她做功课太晚而责备她时，她就这样手按在胸口上说：“可是妈妈，我做完功课再睡，我的心才感觉平安呀！”

当她为了自己一个对朋友或姐妹的诺言而忙得寝食不安时，迎着妈妈焦灼的目光，她也是这样手按在胸口上歉疚地说：“别为我着急，妈妈，我完成了自己的允诺，我才会安心呀！”

是的，妈妈的庆龄就是这样的，小时为功课、为朋友、为姐妹……她尽力而为才安心。现在她虽然也上了年纪，可她已是一个世界上著名的女革命家了，她在为祖国、为人民、为世界和平而努力奋斗，她也只有不遗余力才会心安呀！

可是妈妈就是妈妈，她老是那样慈爱而又担心，忧愁中又满含着喜悦，从画像里注视着她。

母亲的眼睛看得见一切，母亲的心记得一切。记得电报事件后，戴季陶曾专程来到莫利哀路面谒夫人，受命来做说客。孙夫人的笔记记录大义凛然，一时流传中外，那些掷地有声的话，至今意味深长……“……戴：你不能够到南京来一游吗？那里有你的亲族。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你也会比较的快活一些。我们通是人类，而且还是富于感情的人类呢。

宋：假如快乐是我的目的，我就不会回到这样痛苦的环境里面。目击我们的希望与牺牲白白葬送，我宁可同情于民众，比之于重视个人。

戴：孙夫人，我希望你不要再发表宣言。宋：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假如不然，这简直就是你们承认了你们所受的指摘并不冤枉。但是你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和我一样地光明，不要使用鬼祟的毒计，把侦探来包围我……”

“……”

“……”

据说，在戴季陶离开时，这个老头转过身来，喃喃地说：“如果你不是孙中山夫人，而是什么别的人的话，我们会砍掉你的头……”

庆龄微微一笑，答道：“如果你们真是像自己所标榜的那样是‘革命者’，你们尽管砍掉我的头好了！”

庆龄在吃饭时抬头看着妈妈，有时也会这样一笑。这微笑是告慰妈妈：别整天担惊受怕，你看我今天不是还在好好地吃饭吗？还是庆幸妈妈当时幸亏不知道这些呢？妈妈当时真不知道吗？今天来看，也许当时正是因为还有妈妈的牵制才使得庆龄能几次和死神擦肩而过呢！世上的事原是复杂的：孙中山的影响之大；蒋介石登上国际舞台还需要宋氏家族的鼎力相助；母亲尚在，美龄也不得不顾忌亲情……谁知道呢？母亲死于1931年，庆龄曾往奔母丧。母亲究竟是死于安乐，还是死于忧虑？庆龄知道吗？世人知道吗？

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过去了。当庆龄和父母相会在另一个世界时，再不用四目相对、默默相询，而可以畅述别情了吧？但是，果真有那么一个世界吗？人们设想在这红尘之外，还有那么一个干净的灵魂世界，不正是因为这红尘中还有着太多的卑鄙，太多的痛苦，太多的遗憾么？而庆龄，这些革命者，却正是为了要彻底消灭这人世间的卑鄙、专制，为解除人们的苦难才挺身而出的啊！

异姓同胞

庆龄逝世时，治丧委员会曾约请她的亲属及生前好友来参加葬礼。其中有与她血缘最近的宋美龄。她没能来。据说她现在也年迈多病，隐居在美国长岛她的侄子为她修建的一所大宅院里。

而千千万万知名与不知名的唁电、熟识与不甚熟识者的怀念文章，满含着骨肉深情，从世界各地像雪片似的飞来。

邹韬奋夫人沈粹缜的怀念文章开卷是这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