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有多少人知道，十几年前，张静是怎样以贱民的身份，在生活的底层苦苦挣扎的呢？

“你那会儿就想搞时装了吗？”一次，我问她。“哪会儿？”“就是你自斟自饮，倒头大睡之后。”

“哇！那会儿哪敢想这个呀！那会儿首先得解决民生问题。”“真是的，那会儿你没了工资，可靠什么生活呢？”“给人当保姆，带孩子。后来在家给人带。这样，就可以把孩子背在背上，料理家务，车衣车。我把孩子喂得胖胖的，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白天，给孩子讲故事，教唱歌，还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我带的孩子都很有出息，现在都大了，有的还不断地来看我呢。晚上，就车那些从工厂领出来的汗衫。哗，一圈，哗，又一圈，这是袖子。然后，哗——一圈，这是领子。一件汗衫三个圈，三个圈一分钱。我一天一夜，轧它两三百，加上带孩子的钱，一点不比工资少，日子蛮过得去。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订了七八份报刊，每天学习呢。”

“你可真行！”“街坊邻居都这么说，可我心里老空落落的。光喂饱自己，这算什么生活？！于是，我就从工厂多领活，领成千上万件，分给各家闲人做。”“街道同意吗？”“为什么不同意，他们可支持了。我又不领他们的工资，义务组织闲人，增加住户收入，还减少犯罪率呢。”“可你那不安分的脾气，不会又叫什么人看不惯，又来找你的事吗？”“也不能说一个没有。但我已经落到了最底层。咱们的人民好哇！既通情达理，又讲求实际。我张静在这条街上住了几十年，没一个说我是坏人的。这会儿，见我不消沉、不颓废，每天勤勤快快、高高兴兴过日子，还给大家做点事，对我可好啦！”她沉吟着，又说，“没事找事，嫉妒人、整人的，不是在不合理的体制下，为了往上爬，得找个垫背的，就是大锅饭吃饱了，闲着没事琢磨人的。当然，如果不是老搞运动，这些品质不好的干部也就没那么多空子可钻了。这些年，咱们出了多少风车似的人物，造谣生事，栽赃诬陷，拉帮结伙……啥事干不出来呀！其实不就为了鼻子底下那一点蝇头小利么？什么共产党员！叫我看，就是没出息。有本事自己开拓去，好好干一番事业。何必靠挤对人、整人为生？！”

听着她发议论，想着这些年的酸甜苦辣，我一时不禁觉得心里发堵，就把话头扯开来说：“你这番事业，到底是怎么干起来的呢？”

“就这样呀！大家先是零散干活儿，慢慢地就有人要求组织起来。1975年街道上成立了服装社。有一次我忙前跑后，送往迎来，组织张罗，连夜布置会场，直闹腾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街道党委来宣布服装社成立领导小组，一共五个人。”她突然顿住不说了。

“没有你。”“当然。开头，我好难过呀！好多群众也想不通，可我又一想，就是嘛！怎么能叫一个被开除公职的人干呢？反正组织起来了是事实。我干活儿就是了。我张静国家干部都当过，还在乎一个小小集体的什么领导小组？这么一想，就又高高兴兴地干起来了。大家说我心宽，可我不心宽又有啥法子呢？那会儿，哪像现在，真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呀！要不，我为什么说没有党的三中全会就没有我呢。”

“你这英利到底怎么办起来的呢？”“你听我说呀！我不是从小就喜欢漂亮衣服吗？你不知道，我从小衣服补丁摞补丁。我们陕西那地方才怪，穷人的衣服不是破了才补，而是好不容易做了一件新衣服，先用各色破布补满它。等到过年，拆掉破布，就算新衣服。其实，鬼！还新啥哩！早补得深深浅浅，乱七八糟了。那会儿，我多想妈妈能给我一件真的新衣服，不补补丁的新衣服啊！镶着边，滚着牙儿，高高的领子，圆圆的衣角……哇，我小时那会儿时兴的是那个式样。现在，我老了，可还是讨厌那蓝蓝灰灰、不蓝不灰的大路货。所以，那天，街道工业公司来动员我们服装社扩大经营，说给我们一个破库房，要求我们同时安排一些青年就业，正和我们领导讨价还价时，我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插上去说：’要搞，就做时装‘。那干部脸对着我们领导，眼睛可瞟着我说：’得啦！宾个（广东方言——哪一个）来呢？‘我说，’要信得过，我来！‘那干部一口答应了，要不我说三中全会好呢？他思想也解放了，就叫我干了。

“我一去看那个库房，那个破呀！原来是个搞五金的小作坊，搞不下去了。能干的人都找了门路走了，留给我们的尽是些老弱病残，可我仍是欢天喜地地接受了下来，总算是有了一块地盘了。有台就好唱戏了。我正筹划着怎样装修，招工……样样都要钱，可你说巧不巧当时正逢上深圳新安大酒家为他们开业的工作服公开招标。我连夜设计了样子，取出仅有的五十元钱，买了布料，和街坊邻居的几个巧手姑娘，连夜剪裁，做成三套样品，坐上火车就到了深圳，一下子就中标了。”她说得十分轻巧。

“那么多大服装厂、时装店，怎么人家就专看上你的了呢？”我却相当困惑。“这你就不懂了。时装并不就是时髦，第一忌模仿，第二忌一窝蜂，第三还忌主观随意性。关键在于了解人们心理，掌握市场信息，这就得多少懂得点社会、经济和心理学等等。在这方面，我有两个得天独厚的地方，一是我始终没中断过学习，二是我一直生活在人民群众中间。

“那些大厂家做的都是笔挺的西服，成本高，又不便于干活儿。而且那时社会刚刚开放，人们的思想、眼光一时还不那么解放。我的设计呢，把这些都考虑进去，三套都是漂亮的浅杏色。一套男装是在红卫装基础上改的猎装式，两套女装是杏色套裙和背心裙，胸襟上绣上梅花。式样精巧、新颖，但又不会让人感觉突兀。衣服做得紧俏合身，袖口窄些、短些，看起来精干，干起活儿来方便。布料质量不要太高，这样成本就低，既便于洗涤，又便于更换……我开始设计时就试着用客户的眼光及心理看问题，你想，怎么会不中标呢？新安酒家的总经理一下就拍了板，订做两百套，给了一万元定金。我拿到钱，就各方奔走，组织人力加工，仅用了二十多天就把两百套工作服高质量完工，赶在新安酒家开业前全部送到。

“哇，这一下，英利厂做服装质量好、讲信誉的好名声一下子就传开了。现在不但广州的白天鹅宾馆、中国大酒店、南湖宾馆等大饭店等纷纷来定做工作服，’英利‘产品遍销全国，许多名演员的服装都来此订制，甚至接到了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的订单，开创了海外回国定做服装的先例。”

“往下你还打算怎么发展呢？”“是呀！这正是我们日夜思虑的。市场竞争这么厉害，我们从成员水平、技术资源、经济实力、政治条件——各方面都不如一些大厂家，光搞时装，我们肯定竞争不过人家，我们只有根据自己的特点，不断发挥自己的优势，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你们的优势是什么呢？”“一是全体工作人员的紧密团结，同心合力；二是密切联系群众，自始至终贯彻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我不禁心里一热，忍不住一下握住了她的手，她也紧紧地拉着我说：“如果世界上真有虽九死而不悔的人，我看我们许多真正的共产党员就是这样。你别看我刚刚入党，可从心里，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和党分开。

“’英利‘虽然不断扩展，建厂两年来，已创造产值达几百万元，去年10月底，英利时装厂又发展成贸易公司，进行工贸结合，以贸养工的多种经营，以求得更大的发展，但’英利‘决不仅仅只向钱看，而是要不断采取联营、协作等各种方式，帮助凡是愿意和我们合作的企业共同发展，特别是边远地区和还不够发达的地区。我这次从北京回去，马上飞海南岛铁矿，一定竭尽心力地帮助他们发展第三产业，安置青年就业……矿工为人民作了多大的贡献呀，我有什么理由不去为他们作点贡献？”即使在时装方面，我们也不仅仅局限于青年时装，而是更多考虑为妇女、儿童、老年、少年、胖子、瘦子、甚至身材不那么匀称的人设计各种服装，让人民都能穿戴得称心如意，生活更加美好……“此外，我们还要让服装和科学挂起钩来，比如我们最近即将投产一种保暖服，在薄薄的外衣里装上电阻丝，机关干部、首长、病号、你们作家们坐着开会、工作，只要把里袋里的小插销接上电源，就既暖和又漂亮；而对司机、野外作业、高空作业、寒带作业的工人们呢，只要用一个六伏的小电池就可以保暖，使他们不用再穿原来野外、高空作业时那么笨重的衣服，既便于他们工作，又可避免因穿着臃肿笨重、行动不便而带来的危险……”

她说着说着，脸色越来越柔和，双眼流露出一种深情和梦幻的神采，显得更年轻了。这个女人这时看起来是这样美，谁能相信她是一个已经六十二岁的老妇人呢！

“还有……还有……哇！你可别都给我捅出去啊！为了竞争，在一定时间里，总还得有点业务机密呀！”

她边说边来夺我的笔。她的力气真大，我只得缴了械，回身指着还在转动的录音机，她双眉一扬：

“哇！”她说。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我俩一起扬声大笑起来。

因为她曾经沦为“贱民”，她的心对不公正特别敏感。生活曾经错待过她，她特别害怕自己也会伤害别人，因此，“英利”的会常常是“生气开头，大笑结尾”……在采访的最后一天，张静忽然说：“别老说这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儿了，我给你说说我这个人的缺点吧。我脾气急，性子暴，有时决断太快，难免思虑不周，在这种情况下，最容易伤人。”

我要求她给我举几个例子。她首先给我讲了她的副经理廖鸿铭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