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录音机不是名牌，但很好用。每次采访，征得采访对象的同意，我就把它从袋内取出，往桌上一放，按钮一按，就可以专心致志地去感受气氛，捕捉形象，观察环境，思考提问……去了，而把记录的任务完完全全地托付给它。

它是我忠实的朋友，很好的合作伙伴，从来没误过我的事。我的许多报告文学都是与它合作的产物。

我十分信任它，也很爱它。采访le

on先生，是我此行的重要任务之一，因为我对他的工作单位une（杜兰）大学国际学生服务中心，十分感兴趣。我一向有在采访前就研究采访对象的材料，并据此猜想他（她）的形象、性格、气质……的习惯和爱好。有时，一猜一个准，此时自然得意非凡。有时，却大相径庭，不过我也不沮丧，因为恰恰如此，才更加有趣，更能调动我的好奇心，使我会更加敏锐地去感受，更细致地观察，从而重新激发我的想象力……le

on先生属于后一种情形。研究杜兰大学国际大学生服务中心的材料时，知道它是一个为外国学生来杜兰学习进行服务与组织活动的这么一个单位。不但接机、租房、选课，样样帮忙，还组织烹调、郊游、跳舞、喝咖啡，乃至举办各种晚会。前者，是为了学生能安定下来生活，简介上写得很细：从机场到学校多少路，可乘几路汽车，房间有几种，都清清楚楚。后者呢，大约是为了排遣学员们的乡愁，加强国际交流。因此，隔着大海时我设想：它的主任一定极富行政才能，温和体贴，细致周到，有条不紊而又文质彬彬。

终于到了杜兰。

一进中心的小楼，le

on先生迎了出来。他高大健壮，满面浓须，笑声朗朗，豪爽而洒脱，干练又生气勃勃。

我一下子推翻了我原来的设想，我明白了，中心主任原本应该是这样。我非常喜欢le

on先生的形象。

征得他的同意，我把记录工作交给了我的录音机，就兴致勃勃地和他谈起来，我需要了解与捕捉的东西太多。

“你做这工作几年了？”“十二年。”

“以前呢？”“以前当教员，在非洲一个国际学校工作过八年……”哦，这样？太对了，正该是这样。“你怎么会到非洲去的呢？”

“应征去的。我喜欢这个世界，希望更多了解它，喜欢到处走走看看。”“你在那儿的工作为今天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这么说吗？”“我想可以。”

“那你怎么又会到杜兰的呢？”“也是应征的。我在报上看到招聘广告，我想这个工作很适合我。”“你现在仍然认为适合么？”“是的，很适合。不然不会留下来这么久。”我们谈着笑着，录音带转着。“这么多年，中心接待过多少外国学生？”

“不可计数。”“我不是说偶尔参加活动的，而是说基本成员。”“总有好几千了。”

“都有哪些国家的呢？”“差不多都有了，德国、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瑞典、法国、中国、日本、朝鲜、菲律宾、印尼、澳大利亚、墨西哥、伊拉克……欧洲、美洲、亚洲、非洲、澳洲，哪儿的都有。最近又来了俄罗斯、加拿大的。”

“加拿大，”我打断他，“不是英语国家么？”

“，我们不是只帮助外国学生解决语言问题。一般东方国家的学生初来，语言是个大问题。但是适应学校生活，熟悉美国，从远离家乡到渐渐融入当前社会……比起语言问题不就更重要得多了么？是不是？”

当然是。他观察问题，了解生活都远比一个事务性的主任深刻得多。我越来越被吸引了。想必，他也深得学生们的心。“他们有问题就来找你吗？”“当然。”他眼睛睁得大大地，好像我这问题很奇怪。“什么问题都找？”

“什么问题都找。”“比如呢？”我刨根问底。

“比如，选课呀、转系呀、考试呀、申请奖学金、交朋友、谈恋爱，甚至心里烦闷、家里出问题……”

“你给我讲一个家庭问题的，好吗？”老虎吃天，这回，我可找到下嘴的地方了。

“很多呀！”他沉吟着，似乎一下不知从何说起。“别讲一般的，讲个特殊点的。”“特殊点的？好。有一个非洲学生，”他毫不迟疑地讲了起来，“快毕业的时候，国家发生了政变。他的妻子孩子都在国内，被抓了起来。他十分忧虑，吃不下，睡不着，天天来找我。我安慰他，劝解他，帮他分析形势，想办法。有时就是默默对坐，一坐就是半夜。后来，终于想出了办法，找到了合适的人，用钱保他妻儿出监看医生，然后偷偷逃了出来……这样，他终于完成了学业。他国家那次政变的独裁者也被推翻了，他带着太太孩子回国去了。最近，他写信来，当了新政府的能源部部长……”

我长出了一口气：“这样的事多吗？”

“政变的事当然不多，但各种各样麻烦的事却不少。”“那你上班的时间就得延长了吧？”“是。常常在这儿坐到深夜。”他默默地笑了起来，想必是想着那些心爱的学生。他的一双眼睛很蓝，笑起来就像矢车菊似的，乍一看，像孩子的眼睛那样天真单纯，这时却显得丰富复杂、深沉智慧。

是啊，这么多学生，每个学生有每个学生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再加上这么多国籍、这么多种族……这就不仅仅需要爱心、耐心，还需要广阔的胸怀、渊博的学识、深谙人情世态和处理复杂事务的艺术了。

“后来我明白，不但光靠我一个人不行，就是全中心的工作人员全都彻夜不眠也不行。于是，我想办法让中心的学生互相成为朋友，这样，许多问题，许多困难，许多苦恼，他们往往自己就能解决了。”

“他们之间有争端或纠纷吗？”

“争端总是有的，但纠纷不多。正因为来自世界各地，他们相互了解的愿望很强烈。了解促进了友谊，对各不相同的生活方式也就学会了宽容……”

他说得何等的好啊！这不就是国际大学生中心的宗旨么？真正的友谊只能在真正了解的基础上。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她的长处与短处。相互了解才会相互尊重，相互尊重才会平等、才会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人际关系如此，国际关系不也如此么？我一时心潮起伏，思绪飘得很远很远。这时，秘书来催他去开会。我真不愿意让他走，就说：“再给我说点什么，说这些年你印象最深的。”“好，”他略一沉吟，笑了，“说个你们中国孩子，是个神童。十二岁上了杜兰大学，现在同时在读两个学位，还学音乐……”“真的？”

“当然。”他立即拿出了大幅的图片，一一指给我看，说，“你看，这就是他……”

他匆匆开会去了，我只好回来整理录音。不料，录音带上什么也没有。放过来，没音。翻过去，还是没有一点声音……“supid！”我不禁大怒。整天听这儿的人这么骂人，我竟脱口也如此骂起我的录音机来。早不出事，晚不出事，偏偏要你干活的时候给我出事！真不是玩意儿，恨不得摔了它。

可是，摔了它又有何补？还是赶快从头整理自己的记忆吧。记忆是新鲜而活泼的，le

on先生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可惜许多数字不清楚了。我原本拙于计算。没想到摆脱了数字的桎梏，我的脑细胞反而异常活泼。海阔天空，天上地下。首先我想到我们怎样追踪mrle

on谈到的那个神童。神童姓杨，今年十七岁。

“你十二岁就上了大学？”“不，十三。十二岁只是在杜兰大学选课。”“怎么那么早，你几岁上学？”“六岁。我在小学、中学一直跳班。”“是谁发现你与一般孩子不同的？”“我父亲。其实我也不是和一般孩子两样，我只是喜欢念书……”

“上大学后，你和别的同学年龄相差很多，有什么不习惯吗？”“好像没有。他们谈的问题我都理解。”我很奇怪，因为我知道我们科技大的少年班，许多孩子智力和知识超过常人，但儿童心理依旧。因此贪玩与完成课业就自然形成矛盾。“那是因为他们不是自己对课程感兴趣、要上大学，而是父母和老师要他们这样做。”

“你呢？”“我是自己爱念书、做题，想上大学。上了大学，同学们去跳舞，喝酒，我不喜欢。我就听音乐，弹琴，求知。然后，干脆就搬到中心来住。”“为什么你喜欢这儿呢？”“因为这儿有从世界各地来的同学，我可以通过他们了解整个世界。”“然后呢？”“然后就像le

on先生一样，帮助整个世界互相了解。”

孩子是在美国出生的，但中国话说得很好，有时他认为中文表达不完美了，就用英文补充。

不知怎么，我从他忽然想到了桥。一边是中国，一边是美国。一边说汉语，一边说英文。

le

on先生高大魁梧，是大桥；他呢，还没成人呢，瘦瘦小小的，是小桥。他将来会长大的，那么，也就成了大桥。可不么？世界上大桥很多。我从我国最早的赵州古桥想到旧金山的金门大桥，从大渡河的铁索桥想到滑铁卢桥、伦敦桥……啊！大桥、小桥、古桥、今桥，每座桥有每座桥的故事，有它自己的人生，历史，世界……我想到我们的周恩来总理，是他提出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我想起戴高乐将军如何打破隔离与封锁，想起了神秘的基辛格如何应邀在夜幕中穿梭往来，中美从而展开了乒乓外交……我更多想起民间的友谊使者：马可·波罗、鉴真高僧、丝绸之路……同时我也想起杜兰大学的emkelly校长，他领导着这个国际学生服务中心。他在和我会见的谈话中反复询问如何能更多更好地加强中美学者的交流，他为此事已做了不少工作，但他渴望做得更多。我还想起neworleans大学的校长g·o‘brien先生，他的办公室挂着那么多中国字画，他甚至起了个中国名字叫奥白兰。当听人们告诉他，我正在写一部以旧金山为背景的中国新移民的长篇时，他竟热情地期望我下一部以neworleans为背景，又一再欣慰地表示：“能写这样的书太好了。我希望我们的教授都能读到。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学生的心态、处境和困难，以便更好地帮助他们……”当时我心头一热，感谢了他真诚的友情和关切。现在回想，心头更加温暖了。这些人们，还有更多我此行结识与尚未结识的朋友们，不是都在不求闻达地、默默地以身为桥么？

哦，桥。大桥、小桥、长桥、短桥们！车流、人流从桥上匆匆地过，带着自己的欢乐与忧伤、喧哗与故事奔向自己的人生。各个不同的人生能为世界创造多少价值，带来多少新的故事？桥不知道，但它期望着。正因如此，它才永远这样默默站着，连接着两岸的风景。

两岸的风景不同，人生也迥然相异，但它全不拒绝，默默包容。也许，正因为它深知其异，才这样呼唤千乡过客，迎接八面来风，互相造访，互相交流，从而使各自聪明起来，使两岸都变得富裕和繁荣……是的，这就是桥。它胸襟宽广，视野开阔，从不封闭自守。大桥、小桥，连接着千山万水。

桥和桥遥遥相对，桥又呼唤着桥。杜兰大学的国际学生服务中心里的中国人、日本人、法国人、德国人、俄罗斯人、菲律宾人、非洲人、澳洲人……现在已拉起了友谊的手，未来，从他们之中，又将崛起多少座桥？

未来的桥，比古桥、今桥的胸襟更宽广，视野更开阔么？它们又将向我们讲述些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故事呢？

那时，该不再用录音机，而只用电脑了吧？不！我想，即使录音机已被淘汰，它也曾为人类作出过贡献。我的录音机虽然这次失误，但它也曾是我忠实的朋友。

而电脑，就那么可靠么？我还是相信自己的脑细胞吧！文章，总是要自己写的。不是么？